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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依然是有相当强烈的战斗性质的。
以下是本时期散文作品的一个简要评介。
郭沫若在抗日时期的散文作品，大都收在《羽书集》、《今昔蒲剑》和《沸羹集》里。《羽书集》收的是抗战初期作者刚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奔走在前后方时所写的作品。对于战争前途的乐观和信心充溢在作者所特有的奔放恣肆的文笔里。《今昔蒲剑》是《蒲剑集》和《今昔集》两个集子的合集。其中有关于文艺和学术的论著，有讲演的稿子，也有不少犀利的短文。纵然这些文章是写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阴谋日趋显著、作者在言论行动上都受到多方限制的时候，但战斗的气势仍然是相当猛烈的。例如《笑早者，祸哉！》一文就对“比钢还坚固地安全无恙”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对于“愈战愈强”的苏联，发出了热烈的颂赞；而对于那些为了纳粹兽军的一时猖狂而发出“过早的笑声”的反动论客们，则投出了辛辣的嘲讽。又例如在题为《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一则短文里，作者就说：“我是决不相信中国会亡、中国的民族会灭的，因而我也就可以自行预言：我断不会和屈原那样跳水自杀。”这样坚强的信念，不用说是与作者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和革命前途的正确估计联系在一起的。又例如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讲演稿《活的模范》里，作者一方面引用高尔基《鹰之歌》中的句子————“在勇敢者和精神雄壮者的歌颂里，你永远是：活的模范，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号召！”————来作为永生的作家和战士的礼赞，另一方面则对于那些出卖民族利益、“活着而已经死去了”的所谓“文人”们（例如汪精卫之流的东西）的“卑鄙无耻的物象”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作者是反对“温柔敦厚”的伪教条的，他有的是“彰善阐恶”、“除恶务尽”的革命意志。而这正是《今昔蒲剑》集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沸羹集》收的是郭沫若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这几年中的散文作品，在其中依然保持着作者一贯具有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有对于“指鹿为马”的赵高之流的人物的讽刺（《驴猪鹿马》），有对于文艺本质的阐释和对于法西斯文艺论调的驳斥（《文艺的本质》），有对于民主运动的坚决而鲜明的主张（《文化界时局进言》），也有对于在斯大林领导下英勇抗击着法西斯强盗的苏联人民和红军的满腔热忱的歌颂，在纪念二十七届红军节的时候，作者的洪亮的声音传达出了中国人民的真诚的祝贺（《人类的前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在郭沫若的散文里，正如在他的诗歌里一样，成为了最耀眼的光辉。
茅盾在抗战时期也写了不少散文：《炮火的洗礼》中收辑的是抗日初期的作品，《见闻杂记》是一九三九年从新疆回来后所作，《生活之一页》中所追叙的则是日寇攻陷香港时的情景，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所写的散文则收辑在《时间的记录》一书中。在这些散文集子里，最受人称道的是《见闻杂记》和《时间的记录》两书中的一些散记文章。其中有祖国土地上明丽如画的自然景物，有坚毅战斗的新的人物和生活的速写，有发国难财的“魔术家”和劳动人民之间两种不同生活的尖锐对照，也有对于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曲折的讽刺。强烈的爱憎、深刻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使得这些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和教育读者上收到了相当巨大的效果。下面举他的题名《风景谈》的一段文章为例：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这是一幅描绘解放区幸福生活的细致而逼真的工笔画：来自各地的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们正在这里以巨大紧张的劳动改变着自然的面貌，同时也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改变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这里，人是自然的主人，是构成自然的如画风物的灵魂和主体。这样的文章洋溢着诗情和画意，它在读者的心灵中唤起了对于这个崭新世界的向往和追求的愿望。
散文集《星火集》收辑的是何其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这几年中在成都、延安两地所写的文章。《画梦录》和《刻意集》中的“空灵的思想”和“忧悒的低唱”已经消失，《还乡杂记》中“粗起来的感情”在现实生活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充实。其中有着对于旧的世界的严厉的鞭挞，也有着对于新的世界的热烈的歌颂。许多带有议论性质的散文，分明地呈露着很强烈的战斗性和科学性。文字也很素朴而犀利，在分析事理时，往往能入木三分。但在作者一九四五年所写的《后记》中，仍然不满意于这个集子中的作品。他说如果“对过去的思想感情加以严格的考察，则更适当的书名应该是《知非集》。也真曾经想到过这个名字”，因为在它里面的第一辑中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的激动”，而那时“并不懂得如何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尤其不懂得如何投身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而到延安后又因为没有“接触真正的战斗生活”，“旧的情感就越来越抬头了。挂包里的日记本上也从客观材料的记录变为了个人情绪与感想的抒写”，“在这集子里的第二辑中的报告实际只有一篇是在前方写的。其余关于华北人民与军队的报导，都是回到了延安，翻开材料簿，硬把它们写出来的。……在当时，从文艺见解到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大体上自有一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方法，自成一个系统。这种立场与方法，这种系统，当然是和客观真理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不符合的。这是由于出身，生活，教育（对于我，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的影响）所构成”。
作者的自我批评，概括地深刻地说明了《星火集》的缺点和造成这种缺点的根本原因。
《星火集续编》收的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这些文章，在文字风格的朴素坚实上，也在战斗性的旺盛强烈上，较之《星火集》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收在第一辑中的《重庆随笔》，写在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运动日益开展的时候，作者锋利的笔端主要是朝向蒋介石的黑暗王朝的。当时反动派鹰犬们对于进步言论的控制是异常严密的，“凡是被他们的鼻子嗅到了一点于他们的主子不利的气味，他们就不准发表或者妄加删改”。为了使“那些被豢养的蠢才们无法挑剔”，有的文章是写得“比较隐晦曲折”的，而有的文章则经过删改后，“不加解释恐怕现在的读者已不知何所指了”(8)。第二辑《回忆延安》中许多短文，据作者说，“是企图用中国过去的笔记体来写新事物”，语言简洁，形象明朗，的确具有着我国记事散文的传统风格。在短短篇幅里叙述的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实，而解放区的崭新面貌，就宛在读者面前。我们试读其中《差别》一文：
今年一月，我从重庆回延安去。车子开进边区以后，一位押车的武装同志向车上的人说：“你们进边区后，看见有什么不同吗？”还没有人回答他，他又说：“你们看，在边区以外，你们哪里看见老百姓有这样多牲口呵。猪呀，鸡呀，都被他们的军队吃光了。但是咱们边区，你们看，牛，羊，猪，鸡，到处都有。”
的确。草野里是白色的羊群。牛在草窑外面。猪在院子里。鸡在村庄里跑着，有的站在窑顶上。
今年九月，我又从延安出来。车子开出边区以后，一个女同志向车上的人说：“你们出边区后，看见有什么不同吗？”还没有人回答她，她又说：“你们看，这两边都是荒山。在咱们边区，哪里看得到一块荒地呵。”
的确，我又在我的想象里看见了那些我曾经歌颂过的“象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
多么朴素明净的文字，又是多么丰裕美妙的生活！此外，如《记王震将军》、《记贺龙将军》、《朱总司令的话》等文，也都以平淡的质朴的文字写出了人民将领和革命领袖的动人的风范。第三辑《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写出了吴玉章同志的艰苦奋斗的一生，也写出了中国革命的漫长曲折的道路。文字翔实而简练，具有我国古典传记文章的传统风味。这种文章，如果我们把它和《画梦录》、《刻意集》中那些文章比较起来，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进步，真是惊人的巨大啊！(9)
李广田本时期的散文产量是相当丰富的，计有《雀簑记》、《圈外》、《回声》等。抗日战争给作者带来了一份流亡奔波的生活，也使他对于社会人生有了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也就不能不逐渐地出现了愤怒和战斗的声音。有一篇多少带有点自叙性质的散文《一个画家》中，作家这样地写道：“最近，听说我们这位画家变得更厉害了，从前是只画自然界的景物的，现在却喜欢画‘人’了，喜欢以社会生活作为对象了。这当然很好，我记得那个从下层社会中站起来的大作家曾经对诗人说过：‘把对于生活的趣味扩大起来好了，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那是不行的。’我愿意把这句话转赠我们的画家。何况我们的画家，你，你不是喜欢在风雨中工作吗？那末，恐怕再没有比这时代的风雨更大的了，这实在是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我想你不但要在这暴风雨中工作，还应当为了这暴风雨而工作，为这时代留一些痕迹，为这时代尽一些力。”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和服务于暴风雨的时代，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变化，因为它使作家的作品逐渐有了健康的战斗的内容，有了新的更绚烂的生命。李广田本时期的散文，虽然还没完全摆脱忧悒的气息，但已经显示一个新的发展道路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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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载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
(2) 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载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
(3) 刘白羽：《时代的印象·序言》。
(4) 《周立波选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 最初题名《我所见之H将军》，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时，又改名为《记贺龙》。
(6) 《歼灭·后记》。
(7) 茅盾：《时间的记录·后记》。
(8) 上引均见《星火集续编·后记一》。
(9) 以上评介系根据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过作者重新编排过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