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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告文学
我们曾经指出，报告文学在我国的产生，与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报告文学更有了空前的发展。这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战争改变了时代的面貌，社会生活有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它不能不要求一种能够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的文艺样式来作为这种变化的忠实记录；第二是，战争也改变了作家的生活面貌，他们走出过去狭小的生活范围，跨进了一个广阔丰富的现实天地，复杂强烈的生活感受和内心激动也“勒逼”着他们采取了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单纯而有力的表现形式；第三是，具有爱国热情而又爱好文艺的青年，在战争起后，纷纷投入了各种抗日救亡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能够读到真实地报导战争和人民生活的文章，而同时，他们也尝试着把自己在实际斗争中的见闻和感受用报告形式传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抗日初期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现象。一般性的杂志或报刊的文艺一栏，满载着报告文学，文艺刊物更用大量篇幅（往往达十分之七八）来刊登它，许多著名作家也大都写过几篇报告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以其数量的众多越过了上一时期，同时也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比较清晰地看见了抗日初期的社会面貌。
但是，在这时期的报告文学中，也还存在着“两类弱点：一类是以幻想代真实。写游击队生活却着重描写草野月色。写日本女俘虏却象在写《红楼梦》中人物。一类是形式主义倾向，以外国某些作品的花样来填补其内容之不足”(1)。这些弱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时的作者虽然进入了一定的生活，而生活到底还是不足的缘故。
在国统区，后来因为政治逆流逐渐抬头，作者投入生活既受到了无理限制，而报告文学本身也因为它对现实生活的不加粉饰的揭露而受到了种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与压迫，于是它不得不走向冷落和消沉的境地。据《文艺阵地》的声明，它在一九三八年所发表出来的许多“令人摇头”的报告，仅及投稿的三四分之一。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许多报告作者对于黑暗现实的战斗的精神，另外，也可以知道报告文学在当时国统区为什么会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刻和迫害的理由了。何其芳说：“抗战后期这个旧中国的报告文学的消沉，这笔账首先是要算到政治逆流的头上的。……在只能就说诳与沉默两者来选择的时候，沉默也是好的。”(2)在这段话中，我们很清楚地听见了作者当时的愤激的声音。
报告文学在解放区有了更巨大的发展。这原因首先是在于组织和领导上的重视与培植，其次是斗争生活的丰饶，作家往往是战斗的积极参加者。因此，这就不仅保证了解放区报告文学在数量上的繁荣，而且也保证了它在生活内容上和在表现艺术上的真实动人的力量。在解放区，报告文学也同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一样，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壮丽画幅，而且是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
下面是本时期报告文学的作家和作品的极不完全的介绍：
丘东平是抗日初期报告文学的重要作者之一。他写过不少的报导文章，但有些已经散佚，没有办法找到了。譬如，他后来参加新四军活跃在江南原野上的时候，就写了一本《向敌人的腹背进军》，都为军中见闻散记，文字虽有时失之繁芜，但真实地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日初期进入敌后的一些英勇斗争的史实，无论作为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看，都是很重要的，但这本书现在就很难看到了。丘东平有过多年军队工作的经验，抗日战争发生后，他又参加了军队工作，活动在沪宁线上。他的有名的报告作品《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便是在这时写的。这两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第七连》的副标题为《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的副标题是《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方叔洪上校的战斗遭遇》）写的。它们真切地报导了当时战争前线上的一切：战士们的沉着勇敢、不畏牺牲的精神，由于战略和部署的失策而造成的重大损失，还有作者的激动而愤怒的声音。特别是《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沉痛地叙述了江阴炮台在没有发过一炮、打中过任何一条敌舰以前就失陷了的事实，使读者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误国罪行真正无法抑止自己满腔的悲愤。这些报告后来都收集在《第七连》一书中。从一九三二年起，丘东平就发表了许多短篇作品（他的《通讯员》在《文学月报》上出现的时候，曾经受到批评界的重视）。本时期的作品，除报告文学外，也还写了不少小说。当他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尚未完成的时候，他就英勇地仆倒在为挣脱奴隶的锁链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血泊里了。
刘白羽的《逃出北平》，报告了作者自身的流亡生活的经历，也表现了一个不愿作奴隶的知识青年的坚强的意志。刘白羽是一位最值得称述的报告文学的作者。他在本时期除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而外，其余差不多全是通讯报告一类的作品。他认为“这样工作对现实作用更及时更有力些”，而且还“坚决认为与时代斗争同呼吸，是文艺最需要的特色”(3)，这就概括地说明了他的报告作品的重要特点。报告集《游击中间》的五篇作品，虽然作者说它们是“匆忙中的急就篇”（见《后记》），但也记录下了我们游击队在艰苦环境下打击敌人、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收在《时代的印象》第一辑中的许多报告，是描写一九三八——一九四三这几年中解放区生活的生动具体的优秀作品。在《序言》中，作者这样叙述了这些报告产生的原因：“《时代的印象》所集，都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中间累积下来的稿子。第一部分，是抗战中在重庆写的，那时全国人民是仰望着延安这一领导抗日战争的灯塔，但由于边区长期遭受封锁，除了少数人轻易相信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外，抱同情态度的人也有个别的说那里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友情，有的也只把边区想为山沟旷野。一九四四年我随王若飞同志至渝，与胡绳兄共编《新华副刊》，他要求我针对这种情况，写些介绍边区生活的稿子，前后便编写了这么七篇。”因此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发表为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所散布的无耻谰言，发挥了战斗的作用。其中如第一篇《世界的新面貌》，通过“从前”和“现在”的鲜明对比，有力地说明了边区人民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迥异从前的富裕快乐的日子。从作者的细致而明快的叙述里，读者能清楚地体会出边区“人们生活真正的意义：快乐与痛苦，痛苦是过去的日子，而快乐的是今天；跟随着丰富的生活到来，人也在改变着自己啊”。又如第二篇《家庭》，非常亲切地报导了边区的所有家庭都充满了由于生产、学习而带来的繁荣和幸福的声音。“在劳动中，人们向集体互助的关系上发展，他们更有力量，可以战胜自然了。现在，家庭成为劳动的人民和蔼可亲的家庭了，就因为家庭充满劳动的和谐的感情。”诗一样明丽的句子写出了边区人民的诗一样欢乐的岁月。其余五篇也都从各个不同方面描写了边区人民的民主的战斗的生活。“太阳是光明而温暖的，雾是阴暗而潮湿的，人们都爱太阳，————边区正是在这种可爱的风气里生长，人民和土地都光明。……问题的决定在人民，谁都知道：雾遮不住太阳。”————这种响亮的声音，无情地揭穿了反动统治者对于国统区人民的蒙蔽与欺骗，在太阳与阴雾之间，人们是会有所选择的。
周立波的《晋冀察边区印象记》，以流畅明快的笔调叙述了在北中国原野上进行着的残酷的战争，从各个方面记录了人民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游击队英雄抗战的史实，同时敌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其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作者的报告特写，都是反映的真人真事。他说：“描写真人真事，我以为应该运用历史科学的笔墨，不能虚构，不宜空想，夸张添改也是不好的。不用这一些，真人真事的本身就能够显出他们的绚烂的光彩。”(4)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的特色，同时也保证了他的报告作品的高度真实的性质。
沙汀的《敌后琐记》和《随军散记》(5)，也是本时期两本有名的报告作品。《敌后琐记》记叙的是作者在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人民军队英勇抗日的事实，和广大人民为了解放自身而进行的火热的斗争，在这本书里都有着很真实的描写。《随军散记》是一本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作品，它描写了人民所敬爱的抗日将领贺龙将军的“阔大不羁的精神”，“不可摧毁的自信的力量”，还有“他那种浓郁芬芳的人间的温暖和喜悦”。笔墨亲切生动，从“指挥若定”和“从容谈笑”的生活各个方面，那么鲜明耀眼地描摹下了贺龙将军的“坚定而朗爽的风貌”，叫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大大鼓舞了他们对抗战和革命的胜利信心。
周而复本时期的报告作品，部分收辑在《歼灭》一书中。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见了在八路军的勇敢和有部署的包围之下，日本法西斯强盗阿部规秀中将和他所带领的一千五百多敌军遭到了全部覆灭的命运（《黄土岭的夕暮》）；看见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为了支援前方将士的军粮而掀起的干劲冲天的开荒运动（《开荒曲》）；也看见了在我军的英勇打击下面敌军不断遭到失败和毁灭的最后结局（《侵略者底最后》、《消灭》、《一只农民的哀曲》）。反映在这里的，虽然如作者所说，不过“是战争生活的一鳞片爪”，但读者从这些文章中的确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蒂虽然顽强，却露出必然灭亡的命运；人民武装纵然简陋，却昭示出灿烂的远景。”(6)周而复的这些作品无疑地是抗日战争生活的一幅真实的剪影。
周而复执笔（刘白羽、吴伯箫、金肇野、周而复等集体创作）写的《海上的遭遇》，是一支非战斗的干部队在海上英勇抵抗敌人的真实记录。这是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共产党人崇高的品质，凛然的气节，生动具体地表现在着墨不多的篇幅里。周而复还有一篇《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记述的是尽瘁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博士的动人的事迹。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的断片，但白求恩的不朽的精神风貌却也得到了明朗而完整的表现。两年后（一九四六年），作者又在他的长篇创作《白求恩大夫》中给了这个值得学习的伟大形象以更高度的艺术塑绘。
二 散文
本时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也是中国人民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一种战斗武器。如果说上一时期的大部分散文还涂抹着忧郁和伤感的色彩，缺乏勇猛战斗的气氛，这种情况，到本时期是显然已经有所改变了。个人抒怀式的作品在数量上已大为减少，大多数的作者都具有着明显的目的、意识，自觉地运用散文这项武器来为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服务。鲁迅散文著作中的战斗传统，在本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国统区，因为要坚持暴露和抨击黑暗，杂文的盛行成为了必然的事实。当时如《鲁迅风》（上海出）、《野草》（桂林出，以后收有《野草丛书》）等，就都是专门刊登杂文的期刊，而许多重要报纸（例如重庆出的《新华日报》）的副刊，也不断地刊登了一些尖锐悍泼的短文。虽然这时期作者大都感到“应当写的实在太多，而被准许写的又少得可怜”(7)，但在这方面的收获还是相当丰饶的。（例如《野草丛书》中的许多杂文集子，就在当时起过较大的政治作用，帮助了它们的读者更清楚地认识现实。）记事和抒情的散文，虽然产量不多，但内容基本上是健康的，它们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实斗争。在解放区，散文作品产生得比较少，因为火热的斗争和民主的生活要求更直接更明朗的反映，而通讯报告正是非常合适的写作体裁。因此，同通讯报告比较起来，散文的产量就要显得稀少一些，但是，在我们所能读到的不多的散文作品中，也是充满着对于新的生活的欢乐的歌颂，对于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某些片断的记录，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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