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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运动概况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茅盾这样叙述了本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
……抗战结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虽已经垮台，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把全中国人民变成美帝的奴隶。在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莫不有文艺工作者的参加。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并颁布“戡乱”法令，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暗杀绑架，肆行无忌。但是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压迫，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坚持岗位。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电影艺术。由于电影艺术界同人的努力，虽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之中，还是竭尽可能制作了好些优秀的作品，帮助群众从现实生活中分清是非，而起了鼓动群众斗争的作用。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饥饿、反“戡乱”的群众运动中，文艺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总目标下进行工作，所起的影响不仅限于海外各地的华侨，而且还渗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而到达国统区内的人民大众中间。
这是关于本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带有总结性的说明。它指出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党领导下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压迫和摧残下，经过许多文艺工作者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开展和取得胜利的。在全国人民反对和摧毁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起了配合和推动的积极作用。
当抗日战争一宣告结束，邵荃麟就在《文艺杂志》（新一卷第三期）上以《在伟大的胜利前面》为题，郑重地说明了在新的形势下国统区文艺运动所应该担负的任务：
在八年抗战中间，中国的新文艺曾经坚持着民主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今后仍然将坚持着这同样的立场。在总的方向上，应该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更，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新的变动，人民愿望更迫切地需要倾诉，以及文化辐射区域更加广阔，文艺工作便将更加复杂和繁重了。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的更密切结合，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者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吐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巨大的时代浪潮正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必须以加倍的力量，去和这浪潮相搏击而不致被淹没，而也只有从这种猛烈的搏击中间，才能深入到时代精神的深处，同时也从这中间去获得巨大的艺术力量。
邵荃麟这段话指出了如下两点；第一，抗战胜利后的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必须继续坚持在抗日时期已经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民主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立场，继续成为人民生活和愿望的宣扬者，它必须为彻底消灭一切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斗争；第二，文艺工作者如果要担负起这样一个重大任务，就必须英勇地投身于现实斗争中，在斗争中培养自己的力量，以求得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的密切结合。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前进，而且这也是符合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根本精神的。在政治上为捍卫民主主义而斗争，在文艺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这是国统区文艺运动的主要特点。
抗战胜利后，原来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改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继续领导文艺界进行争取民主，反美蒋、反内战的斗争。当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文协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如下的战斗号召：“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并说：“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牛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1)。
在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中，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作过不少的工作，也遭受到了反动统治者百般的无理迫害。当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时候，重庆文艺界（茅盾等三十人签署）和文化界（力扬等二百余人签署）都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些主张，传达了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并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了文艺界的严正态度。在这以前，当昆明的学生和教授为了反内战、争民主而遭受了反动派的可耻屠杀时，重庆的作家和诗人们也都曾去电慰唁，并这样坚决表示：“我们发誓和你们站在一起，反对屠杀，为彻底实现民主的胜利而奋斗。”(2)
旧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努力，经过剧烈斗争，而通过了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但是蒋介石丝毫没有执行这些决议的意思。就在开会时期，他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协代表住宅事件。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他又利用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打伤政协代表、著名作家和诗人郭沫若。在这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之下，积极发动内战，使中国陷于内战、分裂、恐怖和贫困之中。
反内战、反饥饿、反“戡乱”的斗争在国统区各大城市里普遍地展开着，文艺工作者英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而且以他们的作品推动了这一斗争。文艺界同各界进步人士一样，受到了蒋介石匪帮的无理摧残和卑鄙屠杀。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正是蒋介石指挥全部兵力向解放区举行全面进攻的时候），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昆明惨遭特务匪徒的暗害。闻一多的横遭杀害激起了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莫大愤怒。下面是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悼念文章中的一段：
在偌大的土地之上，以一个身为诗人学者的闻先生，不仅是室如悬罄，家无隔宿之粮，就连平安地生活下去都不容许。这冷酷的现实明白地反映了什么？我们可以知道时局已经临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现状已经踏入了何等黑暗腐败的地步！……闻先生是不能白死的……闻先生却也是不会白死的，虽然他死得这样惨，挺直地躺在道旁鲜红的血泊里。笨伯的屠户们满以为杀了一个就少一个，或是杀一儆百。岂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岂知千万人的心上更产生了千万个“不妥”的萌芽？无数的闻先生是杀不完的。(3)
不仅是暗杀闻一多，对于整个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和青年学生，国民党反动派都采取了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下面是南通惨案的一幅真实的画图：
…………
二十日通城各处即谣传已拟定黑名单，共计逮捕八十一名。风声到处，草木皆兵，各街巷满布便衣特务，各学生代表住家四近则终日站人。二十二日晚九时一刻，顾迅逸（文艺协会理事）、孙日新（青艺剧团团员）、郑英年（天声无线电料行职员）于返家途中失踪。二十五日晚《国民日报》记者孙平天则于回宿舍失踪。执行小组于四月二日离通后，全城特工开始大举捕人。三日夜半，便衣八人至省通中将教员钱素凡架走。于两日中被秘密逮捕者计有李天泽（文协会员）、陶应衍（青艺剧团歌咏指挥）及省中学生二十余人，女子师范学生四人。
二日晨于天生港江面发现浮尸一具，经证明为记者孙平天之尸身，手脚用铁链紧绕，并缚于大石，眼鼻为刀挖去，状极凄惨。全通闻讯后，人心惶惶，各学生家长则寝食不安。省中学生孙锦襄等九人，于五日夜离城，步行二昼夜，绕道海门来沪。
南通已陷于腥风血雨中，全城戒严，继续搜捕，声言“宁可冤杀九十九，不愿错放一个！”来沪商人，则遭受严密检查，邮电全部封锁，杀人与浮尸之谣，日有所闻，居民惶惶不安。(4)
反动统治者这种“腥风血雨”的凶残行为，不仅施之于南通一处，全国各大城市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都遭到了类似这样失去人性的毒手。在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国统区，完全成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世界。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公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了近五十种争取民主的进步书刊。许多进步作家和文艺团体失去了创作，出版和演出的自由。但是革命的文艺运动并未因此而中止下来，相反地，他们采取了很多的活动方式，依然坚持而且发展了这种斗争。阳翰笙在《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一文中，曾就戏剧方面的情况，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怎样在这种迫害下进行戏剧活动呢？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活动方式，把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第一，大批戏剧工作者转入与戏剧最亲密的姊妹艺术电影界里面去。第二，从事地方剧的改革运动，就上海来说，新越剧团因为增加了新力量电起了相当好的影响。第三，职业化的戏剧活动不能干了，就转化成业余的戏剧活动。第四，从事学校剧团运动，帮助学校剧团的发展。第五，被迫解散的五队七队另组成一个中华戏剧歌舞剧社，深入南洋；在监视和迫害下的北平演剧二队则全部进入解放区。这样把戏剧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没有扑灭这个运动，相反地，却使这个运动更深入到各方面去了。……这些都给国民党反动派无耻的反动措施一个响亮的回答：人民的力量是越压越大，越压越强的。
许多知名的革命作家，在日益加甚的迫害之下，一部分进入了解放区，另一部分则南走香港，继续与美蒋作斗争。本时期的香港也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文艺中心。在殖民地的香港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虽然会遭到很多困难，但由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克服，依然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展开的关于“主观论”的批判，在与披着“革命”外衣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作斗争上，发生了很重要的澄清作用（这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而关于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也就是作家的自我改造与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的讨论，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文艺运动的估计等，也都是根据毛主席讲话的正确方针加以阐述，对于整个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
对于国统区的反动文艺，在《大众文艺丛刊》上也展开了相当猛烈的轰击。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就制订了一套法西斯的“文艺政策”，借以限制和摧残国统区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运动，并企图以反动的御用文艺来维护他们垂死的统治。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各种反动“文人”更其营营蠢蠢，闹得乌烟瘴气。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5)一文中说，“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更全面地揭露了一切反动文艺的丑恶本质：
反动的文艺思想影响，在中国可谓极微弱的，早已为群众所唾弃，但是在反动统治直接支持之下，它们仍然不断的出现，或化装而露面。对于这些，我们必须揭露它的毒害性，而予以彻底打击。在这里，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文化侵略。这中间，有麻醉广大市民的美国黄色的电影，有鲁斯系杂志所介绍过来的黄色艺术，特别是最近美国所宣布的文化援华计划，是种深谋远虑的阴谋。这一切必须为我们所揭露和打击。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这中间有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之流的“为艺术而艺术论”，有徐仲年的“唯生主义文艺论”和“文艺再革命论”，有顾一樵的“文艺的复兴论”，以及易君左、萧乾、张道藩之流一切莫明其妙的怪论。这些人，或则公然摆出四大家族奴才总管的面目，或则扭扭捏捏化装为“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但同样掩遮不了他们鼻子上的白粉。不久前，连沈从文之流，也来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阴谋，鼓吹新第三方面的活动了……以一个攻击艺术家干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干这些混水摸鱼的勾当，它的荒谬是不堪一击的。但我们决不能因其脆弱而放松对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们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
再次，是那种黄色的买办文艺。这中间，有色情的，恶劣趣味的，鸳鸯蝴蝶的，宣传西欧资产阶级没落思想的，它们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的帮闲文艺，然而却具有麻痹城市小市民意识的恶毒作用。他们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一方面又是反动统治的恶劣宣传者。在色情与无聊文字中间夹杂一些反共反苏的宣传，国民党的机关报刊中就充满这一类的黄色文艺。
这些反动文艺思想，它们共同的目的，即是企图掩遮今天统治阶级崩溃的命运，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宣传反共反苏，反人民翻身，毫无疑义是应该列为我们直接打击的敌人。
当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美蒋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对于反动文艺流派及其腐朽思想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实在是思想战线上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大众文艺丛刊》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总起来说，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是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的。在这三年当中，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极端困难险恶的环境下面，以文艺为武器，配合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各种实际运动的要求，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然我们有不少进步作家，由于没有经过思想改造，还不可能接受或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从进步文艺界总的倾向说来，则仍然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其主流，与解放区的文艺在基本上是并无二致的。“一直到最后，这支文艺军队并没有被打垮，而且产生了一些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作品，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6)待到大陆土地完全获得解放，原来在蒋介石反动政权下坚持文艺工作的进步作家们，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无微不至的教育和爱护之下，努力与工农兵斗争生活密切结合，他们也都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积极创造者了。
三年来，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是完全胜利了的。
二 作家和作品
在这一节中，我们拟就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本时期国统区文艺创作的一般情况和成绩。
政治讽刺诗的众多成为了国统区诗歌创作最显著的特点，诗人们在写作方面的成就主要地是属于这一方面的。道理十分明白：当漫漫长夜行将破晓，在天空中弥漫着的黑暗更加浓重的时候，一首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就必须成为撕穿黑暗帷幕、照彻夜空的明亮的火把。在这里，诗人体现了人民对于暗夜似的反动统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朝阳似的革命力量的饥渴一样的追求。它一针见血地揭发敌人的阴谋诡计，对敌人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无情的嘲笑。它使被讽刺者的罪恶的心感到恐惧和颤抖；它在人民的善良的灵魂里煽起愤怒和反抗的火焰。在反对和摧毁蒋介石反动王朝的剧烈斗争中，在国统区出现的许多政治讽刺诗，起了相当巨大的教育人民的作用。
臧克家本时期写的诗大都收在《生命的零度》和《宝贝儿》两个诗集中。他在《刺向黑暗的“黑心”》一文（《〈宝贝儿〉代序》）中说：“讽刺不是耍聪明，也不是说漂亮话。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坚决，尖锐，厉害，这些情形下产生的诗，才有力。力，从诗人传给诗，从诗传给群众。”又说，“当眼前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时，把火一样的诗句投向包围了我们的黑暗叫它燃烧去吧！”正是强烈的愤恨与讽刺构成了诗人本时期诗作的主要风貌。
当抗战的胜利因为人民的八年苦斗而取得的时候，住在自己的祖国的诗人却有了“陌生”和“恐怖”的感觉（《胜利风》）；当“八个年头的风雪日子都在流亡中磨过去了”的时候，诗人所迎接到的却是“夜最长，也最寒冷”的“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冬》）。诗人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稀奇的世界：
这年头，那儿去找繁荣？
繁荣全个儿集中在战地；
这年头，什么都冰冷，
发热的只有枪筒子！
（《发热的只有枪筒子》）
多数人叫苦，穷愁，
一步一步逼到了生的尽头，
少数人欣喜，狂欢，
一个黄金梦实现在白天。
（《飞》）
这样一个世界，不能不使得诗人“愤怒在心里咆哮，象大风里的烈火一样”，他不能不“为了我自己，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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