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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了那些冻死在街头，打死在战场上的，为了那些把眼泪流干了的全中国的受难的同胞们”而流下苦痛和愤懑的泪水（《眼泪》）。他变得更坚强了起来。他要：
走出阴暗的屋子，
加入年青的一群，
走出阴暗的屋子，
走到太阳底下。
（《快活歌》）
现实的教育使得诗人在思想和生活上有了新的开拓，同时也使得他在艺术上有了新的进境。在《生命的零度》的序文中，臧克家说：“我相信我自己是在变着的。把这个集子里的东西前后一对照，也可以看出这个变的踪迹来。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圈套里挣扎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生活得，斗争得，如同一个老百姓，最真挚的憎爱用最平易的字表现出来————表现得深，表现得有力，表现得美！’当然，这只是给自己竖立了一个标竿，我并没有够上它。但，我在努力的，自觉的去够！”我们自然期望着诗人给予我们以更坚实的诗篇，但从《烙印》到《宝贝儿》和《生命的零度》，这中间也标志了作者思想和艺术的可喜的发展。
袁水拍在上一时期就写了一些政治讽刺诗。解放战争时期，他写的《马凡陀的山歌》（下简称《山歌》）在当时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
《山歌》的题材，往往来自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来自当时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的事实。这些事实，在读者心中可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可能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但是一经作者运用犀利明快的艺术形式把它揭示出来，就使读者分明地感到它的丑恶和不合理，因而产生憎恶愤怒的感情和变革现实的愿望。《山歌》用辛辣讽刺的手法，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可耻嘴脸，例如：
军阀时代：水龙、刀，
还政于民：枪连炮。
镇压学生毒辣狠，
看见洋人一只猫：
妙呜妙呜，要要要！
（《一只猫》）
由于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的感情和意愿，加上它们具有通俗浅易的民歌形式与鲜明具体的形象刻画，因而能够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山歌》对黑暗事物的揭露讽刺往往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战斗性不够强烈。
袁水拍还有另外一些诗歌，收在本时期出版的诗集《沸腾的岁月》和《解放山歌》里。
其次，我们谈谈小说方面的情况。
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作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是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生活的重要作品。它与作者上一时期的作品《淘金记》主要不同之点，就是：它不仅描绘了国统区农村的阴郁灰暗的画面，而且也写出了农民的日益高涨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旧中国农村的一幅典型的生活图景：
要想详细追述林檎沟的全部发展历史，那是很困难的。但有一件事可值得提一提：自从上个世纪末叶以来，那种支配全沟人社会生活的某项规律，便已经失效了。
这规律是：每隔一二十年，必有几户人家，带着自己辛勤的积蓄，搬向汗坝里去，而另外一批在汗坝里，或者邻境其他丰饶土地上被地主恶霸剥削得破了产的，则用箩筐担了婴孩、破锅和破棉絮，搬进林檎沟来，慢慢舔治自己的创伤。他们可能一代代伴同落后的生产方式，苟延残喘，永远陷在这穷山沟里，但也可能侥幸回转平原上去。
然而，人口的移动可也有的，只是出去的全是逃亡，抗战以后，则多半是被拔了壮丁，而且总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因此，虽然满清末年，全沟还有六十户人家，现在，可只有三十户上下了。它的衰落原因之一，是三十年前出过一帮土匪，吃了官兵一场狠心的围剿。人们至今还很伤悼那些强悍的反抗者，而咒骂着官兵们太毒狠。
人们怀念那帮土匪，这不是没理由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林檎沟的居民，才勉强象个人样，至少并不比野猫溪其他地区的居民逊色。以后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上街去卖柴草、卖粮食，总是他们吃亏。每一个大利盘剥者都有权脱去他们最后一条象样的裤子，或者把他们捆在米市坝晒太阳。说到捐税徭役，他们的负担也特别比别处重。
故事就发生和发展在林檎沟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里。农民冯大生的回家（他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他的妻子金大姐的被恶霸强占，地主恶霸的合谋掠夺农民笋子利益，通过这些事件的叙述，作者一步步把旧中国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如实地描写了出来。作者锋利的笔端，给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以穷形极态的剥露，但也给了农民的善良的、然而逐渐走向了反叛的性格以满怀同情的刻画。对于冯大生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是比较着重地来刻画他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旧中国农民的坚韧顽强的性格。他从军队中逃了回来，不是由于他不肯抗日，而是由于他忍受不了国民党军队中非人待遇（这样的军队根本就是不抗日的）。回到家中看见妻子被占，在他的心里马上燃起了复仇的怒火。随后，在保卫笋子利益的斗争中，他是站在最前边的一个。他不为个人安全打算，他始终没向地主阶级低下头来。他以他的被抓教育了群众，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若果不起来抗争，他们往后的命运将更不堪设想！”最后，当他在家乡不能再生活下去的时候，他终于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个“大家裤子都没有穿的，还要受盘剥”的地方。其他几个人物（如张大爷、金大姐等）的性格，也写得很生动而真实。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农民，再不是那种“白痴式”的愚昧怯懦的人物了。
当然，《还乡记》中农民的反抗还全然是自发性的，冯大生最后的出走也没有显示出农民斗争的必然的前途；但我们在这部小说中所看见的到底不仅是国统区农民的沉重的苦难，而且还有他们最初的集体的抗争与胜利了。这较之《淘金记》，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展吗！(7)
收在《呼号》和《医生》两个短篇集中的小说，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与事态的艺术描绘，真切具体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这里面有在抗战胜利后就向反动政府要还丈夫，但却遭到无理监禁的农妇廖二嫂，她的激越的反抗的呼号————“我们说清楚打平日本人就回来的！姓廖的又跟共产党没冤没仇”————强烈地摇撼着读者的心灵（《呼号》）。《范老老师》中的主人公范纯嘏是小市镇上一个“年逾古稀”的知识分子，报纸消息不止一次撕破了他的梦想，但他却永远坚持着他的“内战·怎么不会停呢？没有一个老百姓欢迎啦！”的单纯而牢实的信念。虽然这篇小说没有表现人民要求和平的强有力的行动，但还是传达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滔天罪恶。《选灾》一篇是乡村中选举伪国大代表时的一幅真实的谑画，《医生》一篇写的是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后农村社会破产的生活画面。在这两篇中充满了作者对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强烈憎恨，也放射着作者所特有的讽刺与机智的艺术光芒。应该这样肯定：沙汀本时期的这些小说，由于作者对于国统区社会生活的敏锐深刻的观察和理解，由于作者的概括和表现生活的创作才华，它们是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腐朽，罪恶的本质，尽了暴露黑暗、教育人民的战斗任务的。
同沙汀一样，艾芜也是本时期在国统区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文艺工作，而且取得了丰富创作收获的一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山野》（一九四八年出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南部一个山村里在一日一夜间抗击敌人的斗争。作者并不是斗争的亲身参与者，他的题材和人物都来自他的一个朋友（他“跟当地的人民，一道生活过，一道打过侵略的日本兵”）的口述；但这些“英勇的战斗事件和许多可敬的卑微人物”也曾给作者以感动，他们的“为自由而战争”的精神，使作者“在生活的坎坷路上，增添不少勇气”(8)。这构成了《山野》这部作品的主要优点和缺点：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了抵抗侵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但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概念化的毛病。作者在书中刻画了这样几个人物：城中工商业全被日寇摧毁，具有某种程度抗日积极性，但也有着妥协倾向的韦茂和；一味主张屈膝投降，甘心附敌的地主韦茂廷、徐德川；因为不堪地主压迫，离开家乡，当了矿工，而后来组织游击队坚决抗日的韦长松；还有不怕牺牲，一心抗敌的青年农民阿劲、阿树、阿龙等。至于徐德川的儿子徐华峰，和韦茂和的二女儿韦美珍，则是以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的。作者企图通过这些人物在抵抗日寇的斗争中的各种表现和活动，来显示抗战期间各个阶级的不同面貌及其相互关系，并进而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才是抗战中的主要力量。这样一个企图无疑地是值得称许的，而《山野》这部作品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这样一项重要法则。在塑造人物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观爱憎来。这些都是《山野》一书的重要优点。较之另一个长篇小说《故乡》，作者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作者缺少实际斗争生活的体验，因此，全书的生活气息还不够浓厚，几个正面人物，都没有得到栩栩如生的描画，给与读者的感觉是比较单薄而缺少力量的。(9)
《一个女人的悲剧》是艾芜本时期的一个中篇小说。它借农妇周四嫂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向旧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周四嫂和丈夫周老四在地主阶级的层层盘剥下，过着卑微贫困的日子，后来周老四被拉了壮丁，被反动派杀害，儿子也病死了，地主阶级又抢去她地里的包谷，于是她携着两个女儿跳崖自杀了。这是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残酷迫害农民的血腥的记载，读了它，叫人感到一种难以遏抑的愤懑。但是，周四嫂的性格写得过于软弱了，她是应该而且可能有一些反抗复仇的念头与行动的。那样将会使读者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启示。
在本时期，艾芜也写了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如《都市的忧郁》，写出了国统区都市的忧郁的画面：物价不停地上升，人们的生活不停地下降，贫穷和饥饿，瘟疫和死亡，还有在深夜里的拘捕和捆绑，这些都带着无比的真实再现在作者的细致明净的文字里。《石青嫂子》写的是抗战结束后四川农村生活的悲惨情况。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辛勤开垦了土地，为什么他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石青嫂子的性格是比较坚韧而顽强的，丈夫拉了壮丁，她自己又被地主从她所熟悉的土地上赶走，但她能够“鼓起勇气，咬定牙巴地想：‘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指她的五个孩子）的！’”虽然作者没有让石青嫂子对于自己的生活遭遇作进一步的思索，因而产生出更深更广的仇恨感情来，但同《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四嫂子比较起来，石青嫂的性格是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的。《暮夜行》一篇，描写了两个青年在投奔人民武装的路程上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性格，而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从这一篇中，可以看出生活在黑暗里的青年们是怎样向往着光明和自由的天地。
艾芜本时期的创作，一般地说来，是具有相当高的质量的；但因为生活与思想的局限，它们还各自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点，作者在解放后说：“年轻时候，真有着无穷无尽的勇气，我现在还要保持那种勇气，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欢欣鼓舞地来迎接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并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体验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努力用文艺来表现我们伟大的、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人民。”这说明了作者在文艺事业上更远大的抱负。
作家巴金和老舍在本时期艰苦环境下，也始终不曾放下他们的创作的笔来。巴金的长篇《第四病室》、《寒夜》，以沉郁的笔墨写出了不合理社会中小人物的凄凉的境遇，也吐出了作者自己的沉重的心情。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前记》中说：“《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第四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得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的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培育之恩，或者用另一些人的说法，积了阴德了。”在《寒夜》的《后记》中又说：“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写作这些小说时的严肃的态度，和它们所发生的比较良好的社会影响。老舍的《四世同堂》共分三部：《惶惑》、《偷生》、《饥荒》，是具有宏大规模的反映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艰苦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沦陷后的北平，以祁姓人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了剧烈复杂的对敌斗争的描写。老舍对于北平社会生活非常熟悉，同时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这就保证了这部作品在创造人物和表现时代生活上的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也由于作者生活幅员与思想水平的限制，这部作品也同国统区其他许多小说创作一样：还不能本质地描写时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黑暗的暴露多，光明的描绘少；因此，就不能不限制了作品的深刻反映历史现实与教育鼓舞读者的巨大功能。
再其次，谈谈戏剧创作方面的情况。
剧本的创作，在本时期国统区收获不多，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进步剧运多方摧压。应当提及的有田汉的《丽人行》，于伶等集体创作的《清流千里》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剧。这些剧或则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历史，或则给了走向灭亡的反动派以无情嘲讽，在不伺角度上勾画出了时代的面貌，在观众和读者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后，是散文方面的情况。
郭沫若的《天地玄黄》，茅盾的《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是本时期国统区散文方面影响较大的作品。
《天地玄黄》中的文章，都是郭沫若在抗战胜利后两年写的。前大半部收的是杂文；后一小半部是几篇学术性的论文。这都是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在其中的一篇文章(10)里，作者说：
法西斯细菌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他们在死命地挣扎。叫嚣，侮蔑，扯淡，敷衍，阴一套而阳二套，骗，打，恐骇，暗杀，收买，豢养，嗾使，……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图延长其自私自利的虺蜮生命。
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
《天地玄黄》中的全部文章，应当说，就是“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因为作者是一个诗人，体现在文字中的丰富热烈的情感使得这些文章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政府的民主运动中具有着很强大的动人力量。
茅盾的《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都是他于一九四六年访苏回国后所作。《杂谈苏联》是一本有系统的介绍苏联的作品，而《苏联见闻录》一书，则是作者旅苏期间见闻感触的真实记载。观察的锐敏、深入与文字的细致、清新，正是作者所有写作的共伺特点。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国统区文艺创作的一个概略叙述。总起来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在数量上并不怎样丰饶，但它们依然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它们反映了这个斗争，同时也推动了这个斗争。作品的题材大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战争时期社会动态的描叙，饥饿，穷困和走向反叛的农村生活，还有都市的忧悒阴暗的面貌的描绘。这里面强烈地体现了国统区人民争取解放、争取民主的正义的呼声和愿望。一般地说，作品中暴露黑暗的多，正面歌颂光明的少；在有些作家的作品中，还难免透露一些感伤和忧悒的情绪来。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的确是太黑暗艰难了啊。但是作家们生活和思想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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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全国文艺畀协会总会：《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载四杂志《联合特刊》（一卷五期）。
(2) 重庆文艺界慰唁昆明教授及同学电，载四杂志《联合特刊》（一卷一期）。
(3) 载《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
(4) 南通文艺协会等五团体《为南通惨案告各界人士书》，载四杂志《联合特刊》一卷五期。
(5) 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6)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7) 这里关于《还乡记》的评介，系根据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
(8) 《山野·后记》。
(9) 这里关于《山野》的评介，系根据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重印本。
(10) 《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