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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基础与文学特色
在没有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历史以前，简略地探溯和回顾一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我们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从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有其历史的发展根源的，它的产生应该是中国文学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而演变发展的一个结果，因此，它就必然地和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坚决地反对那种把外国文学的影响当成中国新文学唯一来源的那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中国新文学，没有疑问地，它是以中国文学中的古典现实主义为其主要来源的。(1)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从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以来，有了急遽而显著的本质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到文学上来。这时期的文学思潮，在某些方面呈露了和以前时代文学不同的面貌。但正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改良运动必然地遭到失败一样，这时期的文学运动主要地也是改良主义的，而且也遭到了它的失败的命运。因为有了这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就促使中国人民另外追寻真理，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不徒在政治革命上，而且也在“文学革命”上起了显著的质的变化。在这一点上说，这时期的文学，对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是起了摸索道路的先驱作用的。
第二，谁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真正领导者，那是需要拿历史事实来作证明的。资产阶级的学者曾经千方百计地把胡适之流的人物说成是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领导者。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一方面要认真地分析五四运动时期文学运动上的战斗实况；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认真地审查一下胡适之流的人物在当时所出售的货色。事实上，胡适在当时（五四运动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文学主张，基本上没有超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人的主张。如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国语文学等等，几乎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已经有过的；相反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求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战斗精神，却在后来胡适的言论里完全消失了。这就可以充分地证明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将；他们的主张只是结束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尾声而已。
因为上述两个理由，所以我们要在叙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以前，简要地叙述一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有了两千年来第一次质的变化。它从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天朝”。但在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就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威力所压服了。它成了列强共同追逐的理想对象了。战争、割地、赔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得中国在外表上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实质上却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刀俎上的鱼肉了。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方面————半殖民地的社会。随着封建经济在中国的逐渐没落，资本主义也开始一天天地在生长着（自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命定地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胎儿）。可是另外，封建经济的衰落却是非常地迟缓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社会，却始终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里，对广大农民进行一种日益加甚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使农民日益陷于贫困悲惨的境遇。这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另一个方面————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千千万万的受剥削、受迫害的农民大众对于压在他们头上的这两块沉重的石头————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是没有方法长期忍受下去的，因此自发的反抗怒火一次又一次地在旧中国原野上熊熊地燃烧着。一八五〇年出现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一九〇〇年出现了义和团的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其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更是此起彼伏地继续着。这些运动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早日崩溃，另一方面也对帝国主义者提出了中国人民有力的示威和抗议。
这时期除了自发的农民革命运动而外，还有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次政治改良运动，它代表当时中国“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本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就是说要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2)。但是他们并不想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只是要求在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民主”政治的成份，那就是“君主立宪”。他们拥护清朝的皇帝，反对农民革命运动。这就是他们的改良主义。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共和”政体，实质上，革命以后的政权却仍然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手里。由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也和改良主义运动一样，是完全失败了的。
由中国资产阶级（其中包括要求转化为资本家的开明的地主富商）所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什么都会注定要失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生长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是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必然地要带着一种两面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3)。因为它具有革命性，所以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都起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因为它具有妥协性，所以由它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就非失败不可。
如所周知，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是要产生出一定的文化思想来的。当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当中国的农民风起云涌、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当中国的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想以改良主义或革命的方式取得本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思想，也就较之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了显著不同的性质和面貌。
这时期，在文学上就呈露了如下的特色：
一、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与过去时代不同了，从事政治运动的人开始要求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开始应用文艺这个武器来进行政治斗争了；
二、中国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也反映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来了，在诗歌、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中，暴露和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黑暗和丑恶的作品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始抬头了；
三、因为文学内容的性质有了变化，所以文学工具和形式的革新的要求和呼声也逐渐普遍起来了，有些作者在创作上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新的尝试。
但是正如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政治革命的任务一样，资产阶级也是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文化革命的任务来的。本时期文学虽然有了某些方面的改变和革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起了一定程度的先驱作用，但它的改变和革新是极其不彻底的，那只能算是文学上的一种改良运动。彻底的不妥协的文学革命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领导之下才可能得到实现、得到成功的。
二 文字工具改革思想的萌芽
本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用白话代替文言的思想已经开始在萌芽着了。
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本来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曾经利用文言文这个武器把广大劳动人民赶在文化圈子的外面，作为语言的作用来说，文言文已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了。而且文言文的本身又只是一个作用极小的工具，它只能适用在社会生活比较简单的时代里。因此，当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当中国的资产阶级想利用女学艺术的武器来帮助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当中国的广大人民要求利用文学艺术来暴露和抨击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的时候，文言文用途的局限性就开始非常敏锐明白地被人们感觉出来了。于是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
梁启超在他的《劫灰梦传奇》的《楔子》里(4)借用剧中主人翁杜如晦的口气，说过下列一段话；
（自语介）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件，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
在这段话里，梁启超虽然说他写的这篇传奇只是供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余饭后的消遣，但是他懂得文学艺术的武器作用，他要求他的作品能够转移人心风俗，把一国的人都从睡梦中唤了起来。梁启超的这种看法，这种对于文艺的武器作用的认识，正代表了当时一般具有开明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但是事实却是这样：如果要创造“儿童走卒”能够看懂的文学作品，要收到“转移人心风俗”的效果，文言文这个工具是没有方法担负起这个任务来的。所以要求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就在这时开始萌芽了。
文字工具改革思想的萌芽是旧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的地方，它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求。
黄遵宪（关于他，后面再作介绍）在《日本国志》卅二《学术志》记日本文学中，后面就有这样一段：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学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周秦以下，文体渐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在这一段话里，黄遵宪要求“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这一点与梁启超要为“儿童走卒”写作文艺作品，其用意是完全一致的。但黄遵宪在这段话里更进一步地指出了三点：一、中国文字之所以难学，是因为语言和文字不相合的缘故，这是最基本的病根；二、文字和文体的日趋简便晓畅，以便应用，原是很自然的道理。这一点与后来胡适辈所说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者也”的进化论思想几乎是前后一致的；三、小说家以方言笔之于书是语言文字的复合，而且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字的用途，将来只有更趋简易之一途。这就把文学改良主义者胡适所标榜的“国语的文学”也隐约地指出来了。当时主张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的，还有裘廷梁(5)。他在《白话丛书·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里，更明白剀切地提出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他说：
使古之为君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另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将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为文字之奴隶乎？……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然而走耳。……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不相肖者而摹仿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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