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裘廷梁的这一段话所提出来的主张较之梁启超黄遵宪又前进了一步。他不惟反对文言文，而且把文言文的坏处说得很具体彻底：“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这话该说得多么沉痛有力！“五四”时期“文白论战”当中胡适等所持的论点和理由，实在很少超出这个范围。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已萌芽，但是它还没有力量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运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他们一方面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另外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地主阶级的落后性和保守性。所以在当时，他们的主张是十分不彻底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思想内容的改革和文字形式的改革一同提到“文体维新”的日程上来。同时他们对“文体维新”的认识和实践也是十分不够的。他们一方面认识了文艺的宣传武器的作用，认为如果要让“儿童走卒”都能读懂，运用白话文来写作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白话文只能收一时宣传的效果，至于“名山事业”，那就非用文言文不可。因为这样，所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话文的思想虽然萌芽，但是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广泛的运动。
三 “新文体”和“诗界革命”
当时在散文方面风靡一时，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新文体”；在诗歌方面，黄遵宪、谭嗣同和夏曾佑等也曾作过一些革新的尝试————所谓的“诗界革命”。
“新文体”也有人叫作“时务文学”，又因为这种文体是创自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所以又叫作“新民体”。它是一种从“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骈文”里解放出来的文体，其中间杂着新的语法和词汇，比较浅易而流畅。他们当时便利用这种文体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体”的创始者其实不仅梁启超一人，谭嗣同也曾作过这一类的文章，而且内容的精悍有力还超过了梁启超的文章。不过他死的较早，所以影响不及梁氏之大。
谭嗣同，有人说他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的思想较之他的同时代诸人要勇猛果敢些。他死于戊戌政变的时候，为“六君子”之一，年才三十二岁。他在就逮前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是中国第一个为资产阶级民权运动牺牲的人。他著有《仁学》一书，里面充满了反因袭、反礼教的精神。他要求冲决一切网罗：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
他又说：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
更其值得提出的是，他还不同于康、梁的“保皇”思想，他在，《仁学》中曾经愤恨过民族的压迫，要求过民族的解放。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激进的思想。他如果晚死几年，他的思想可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的。
但是谭嗣同的思想认识，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的限制，不能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一、他对于旧礼教，只是一味排斥，没有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好好地、深入批判；二、他和康有为一样，只是要求改革“孔教”，而不能从思想的本质来说明“孔教”在当时的反动性。在思想上他也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改良主义的成分。在文学上，他虽然也说过：“古而可好，何必为今之人哉！”但是他的文字的浅显流畅，还赶不上后来的梁启超，影响也自然不及梁氏之大。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文字的影响要比谭嗣同大得多。他的一部《饮冰室文集》就曾经拥有过大量读者。当他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时候，先后主编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等杂志。这些杂志————特别是《新民丛报》————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自己就曾经作过这样的“夫子自道”：“……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6)
严复也曾这样说过他的文章：“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言暗杀，则人人以暗杀为地义。”严复是反对梁启超这种文体的，但从这几句话看来，当时梁氏文字力量之大，就可以想见了。
梁启超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文章实在具有以下的优点：一、他没有遵守古人作文所要遵守的一切“义法”，冲出了“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的樊篱，奔放流畅，不受检束；二、提出了当时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久受封建思想束缚，一旦接近这样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都有着某种程度的革新的文章，自然会产生出一种新鲜的感觉，而深深地爱好了它。
下面举梁氏的一段文章来看看“新文体”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体：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7)
这样一段文字，真可算是汪洋恣肆，毫无检束了。这里面，浮夸和不精炼的毛病是有的，但是也随处流露着一股新鲜的气息。这种文体，在当时是有着它的进步作用的，它做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之间的一个桥梁。
不过，从整个历史进程上来看，梁启超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限制住了他。他同当时所有的改良运动倡导者一样，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一方面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另一方面却又想不改变封建统治的局面。他们主张“满汉不分，君民同治”，而且认为革命是“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所以他虽然鼓吹“少年中国”的朝气，但骨子里却是软弱、富于妥协性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如此，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是不可能不如此的。
下面再谈谈当时所谓的“诗界革命”。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喜“持撦新名词以自表异”，实在是当时所谓“新诗”的一个最大特色。这种“新诗”的作者，都是当时的一些“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8)的改良主义者。这种诗，形式上基本上还是五七言诗的旧形式，除开加上一些新名词、新典故外，新的内容、意境是很少的。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一诗中，就有着这样的句子：
纲伦惨以喀私德；
法会盛于巴力门。
夏曾佑《赠任公》诗中也有着这样的句子：
质多举只手，
阳乌为之死。
所谓“喀私德”（Caste）和“巴力门”（Parliament）都是英文的译音，而“质多”却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把这些新名词、新典故搬进诗里面来，完全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没有达到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9)的目的。
当时，在诗歌方面，做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能够代表他们所说的“诗界革命”的，还要推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他的诗除了《人境庐诗草》十一卷外，还有《日本杂事诗》二卷。在《人境庐诗草》中，他首先提出了对于诗的主张：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10)
在这一段诗里，他攻击了封建文人尊古贱今的谬误思想，宣布了沿习剽窃的罪状，而且也提出了“我手写吾口”的主张。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见解。
在《人境庐诗草》里，有许多表现爱国思想和反帝情绪的诗篇。黄遵宪曾经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的目击者，而且他亲身参与过这一回的交涉事件，他的诗忠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具有着现实主义的长处。如《悲平壤》、《东沟行》写清廷陆军和海军失败的经过，《哀旅顺》、《台湾行》等篇写战败失地的惨痛，都强烈地表现了诗人愤慨的情绪。
他还有许多诗是模仿民歌的。如《山歌》：
嫁郎已嫁十三年，
今日梳头侬自怜；
记得初来同食乳，
同在阿婆怀里眠。
对封建时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作了某种程度的暴露和谴责。
总之，黄遵宪的诗虽然还说不上是诗界的单命，同时也还没有实践“我手写吾口”的主张，但确实比当时“同光体”的诗人们要进步得多。在后来白话新诗的建设方面，他是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
————————————————————————————————————————
(1) 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
(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4) 《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六。
(5) 裘廷梁————《白话丛书》的编者，该序作于戊戌（1898年）七月。
(6)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7) 《少年中国说》。
(8) 见《感怀诗》。
(9) 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10) 《杂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