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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兴盛的原因和它的特点
这时期的文学除了散文和诗都有某种程度的革新外，还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便是白话小说的兴盛。据阿英在他编著的《晚清小说史》上的统计，本时期所写的小说，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鲁迅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当时小说繁荣的原因：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甚。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指出了当时小说兴盛的主要原因，也谈到了当时小说的主要特色。当时小说是在清政府丧权辱国，农民群众不堪压迫，纷起反抗的时候兴盛起来的。许多作者都利用了小说来暴露和谴责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具有着反映和批判现实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当时一般从事维新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了小说的重要作用。从来中国的士大夫是把小说当成稗官野史，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从这时期起，小说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了，大家都认识到了小说的暴露谴责和宣传教育的作用。在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刊的天津《国闻报》上，严复与夏曾佑就合写过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万余言，是说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章。他们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把小说抬到比封建正统的“经史”还高的地位，强调了它“使民开化”的启蒙教育的作用。
梁启超在一八九八年写过一篇《译印政治小说序》。后来在一九〇二年又写过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号上。该文开始就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变一代的社会风俗。这种说法，对于小说的功用，可以说是给了足够的估计（当然也有些夸大）。这种看重小说的主张，在当时获得了一致的反响，小说的地位因此增高，写作小说的人也就因此加多了。
除此以外，当时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达，也是促使小说繁盛的一个原因。
以上是促进小说兴盛的几个原因。这些原因也就规定了本时期小说所独具的特色：
一、本时期的小说是以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为主的，特别是对于当时官场中的腐败情形，更是抨击不遗余力。在这一点上，本时期的小说，在内容上就有了更多的人民性，在创作方法上也更具有着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二、本时期的小说多数仍采取“章回体”的形式，一个长篇常常是很多短篇故事的集合，而这些短篇故事又是自为起迄，彼此很少有机的联系。这种散漫的结构，一方面是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时期的小说多半是刊载在报纸或杂志上，这种写法比较便于逐日连载的缘故。
二 作家和作品
我们现在举当时的几个代表作家来谈谈。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的作者李宝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宝嘉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在上海办过《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以后又主编过《绣像小说》。他生平写作的小说很多，以《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为最有名。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他在《自序》(1)里说：
……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官场现形记》，就是这样一部揭发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官僚们————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的作品。全书都是“官”的丑史，举凡当时“官”的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生活，是完全尽情地暴露出来了。虽然描写有时稍嫌夸大，但当人民对清廷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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