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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廷敢怒而不敢言的时代，这部书总算是为人民出了一口怨气。
《文明小史》是一部反映维新运动时代面貌的书。取材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它暴露了当时帝国主义分子————洋教士————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实况，清廷官吏媚外事仇的丑态，和当时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所涉及的地域，除中国本土外，尚有美洲、日本。它最初发表在《绣像小说》上，一九〇六年由商务馆印成单行本。
李宝嘉的小说虽然对旧社会作了无情的暴露和谴责，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有着很浓厚的软弱妥协的思想。他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维新，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激烈的手段。他在《文明小史》里借用“饱学”的老人姚士广代表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这种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改良主义范畴的。
其次，我们要谈到吴沃尧和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沃尧（一八六六——一九一〇）字茧人，后改人，别署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常为日报撰文。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他才开始写小说。所著小说很多，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发表在《新小说》上。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历记他的所见所闻。书的取材和结构略同于《官场现形记》。但因作者坎坷终生（相传他死时衣袋中仅剩小银元二枚），所以愤世嫉俗，对旧社会的抨击谴责更为猛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这样的一段批评是非常公平允当的。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提《孽海花》的作者————东亚病夫。东亚病夫本名曾朴（一八七二——一九三五），字孟朴，江苏常熟人。他在清末创小说林社，编译新学书籍————特别是文学书籍很多，对当时文学界影响很大。
《孽海花》曾有过大量的读者，很短时期就再版过十五次，销行了五万部，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全书以名妓傅彩云为主人翁，反映了中国三十年的社会面影。作者在《〈孽海花〉删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中曾这样说：“这三十年是我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飞也似的进行。”他的书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动，而且表示了很强烈的革命倾向。作者是很拥护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作者“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场，而忽中止”。这个说法大概是靠得住的。这是他与李伯元、吴人等人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本书最进步的地方。
除了书的思想内容外，就是描写技巧，也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他对于当时京城内外一般知识分子、官僚、名士的生活和思想都作了很生动的描写。夸大的缺点是有的，但较之《官场现形记》等书中的人物，也就真实得多了。
总起来说：本时期的小说是有着现实主义的长处的，它们对于正在变革期间的旧中国社会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它们暴露而且谴责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的情形，因此，它们对于正在当时进行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另外，当时的白话小说虽然没有突破“章回体”的旧形式，而且在结构上和在人物描写上还存在着散漫和夸大失实的缺点；但是白话小说的盛行却说明了这样的两个问题：一、当时的一般作者已经普遍地感觉到写作小说，运用白话文这个工具，较之运用文言文要更方便，更有力量了；二、当时的广大读者已经普遍地喜欢而且需要用白话文写的读物了。这就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在文字工具的改革方面，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本时期的小说还是有着很大缺点的。由于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作者的思想大半具有妥协软弱的改良主义的倾向，这就大大地限制住了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战斗作用。同时，本时期的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存在着（一）结构散漫，（二）夸大过度，和（三）人物有类型，没有个性————这些不算是小的缺点。如何克服思想内容上的和艺术形式上的这些缺点，把我们的文学再向前推进一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法做到的。
然而，时代是在飞跃地进展着，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革命的暴风雨已在这个时期孕育着，酝酿着，准备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