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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命题(affirmation proposition),并认为它可作为科学知识理论的基础。然而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对之则持对立的态度。他们宣称,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以记录命题为根据形成的,然而一切记录命题根本不是确定不变的,它原则上是一种假设(hypothesis)。一切科学知识理论都是一些假设的理论系统。所以既需要继续检验。也必须继续检验。纽拉特指出石里克的“知识的确定基础”是形而上学,必须从科学中清除出去。

    艾耶尔对“知识基础”问题的看法,接近卡尔纳普和纽拉特,并对石里克的“确证命题”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在科学命题的系统中,并不存在如石里克提出的“确证命题”的综合命题。因为,这样命题的形成一方面必须应用实指词(ostensive term)组成,另一方面,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一种组合和要求当然没有逻辑上的可能性。然而“确证命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其应用性。因此,艾耶尔提出任何科学体系和判断不能提出如石里克主张的那种绝对确定性要求的。

    然而艾耶尔在《语言、真理和逻辑》的第二版中又放弃以上这种看法,从攻击转到拥护了。他这样的大转变,表明了艾耶尔终于认识到,对“确证命题”确定性的怀疑,就是对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感觉材料(sense data)的怀疑,因此他认为对于一个经验论者来说,对此要持慎重的态度,不能武断行事,颠倒是非。

    石里克首先提出知识基础问题归根结底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具体点说,是如何建立“真理的标准”问题。对此,纽拉特则说,“科学真理的标准只能从许多记录命题中选择出来,我们能用之以衡量其他科学命题的真理性,即它们之间是否能“互相贯融、互相一致”。与此相反,石里克则认为科学命题的真理性并不依存于命题与体系之间是否一致、是否贯融,而是依存于科学命题和实在是否一致,有无矛盾。科学真理的标准不是科学命题和体系之间的贯融性,而是科学命题与实在之间的符合性。

    艾耶尔对石里克的“真理符合论”表示同意,并指出一个综合命题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命题和客体之间的正负关系,不可能代之以其他方法。他也同意石里克所说的,如果把命题和体系之间的贯融性或一致性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故事(tale)也能被看作历史记载,只要我们对其情节处理得当,使其不会显露任何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能把故事当作历史记载吗?

    对此卡尔纳普答复说,真的科学命题系统的形成不在于其内在关系;这是关于描述句法(descriptive syntax)范围以内的事情,而且被选择出来的记录命题,是通过有身份的科学家检验过的。但是,艾耶尔反驳说,这样并不能克服真理贯融论的缺点,因为断定一种科学理论之正确与否,经验观察是唯一可靠的根据。一旦这个科学理论为观察经验所决定了,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有身份的科学家”为之辩护。艾耶尔说,无论我们对当代“有身份的科学家”怎样的钦佩,我们总不能说,科学理论和实在的一致性,从这个“有身份的科学家”的行为中就能得到的。

    虽然艾耶尔同意石里克的真理符合论的真理观,但是他认为,石里克没有对于作为实在的标准的和“实在一致性”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解释。实际上,石里克在其“实证论和实在论”一文中早就为之作了说明。他说,所指的命题和实在的一致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呈现一种命题和经验之间的特殊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我们所谓的感觉材料的内容,因此,石里克说,命题和实在的一致性,就是命题和相关的“感觉材料内容”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怎么会如纽拉特那样称之为形而上学呢?石里克认为这一点说明同时是对艾耶尔的责难也作了答复了。

    自笛卡尔以来,一直到现代,所谓精神——身体问题(mindbody problem)或者心理——物理问题(psycho-physical problem)是哲学讨论中的重要问题。在逻辑实证论中,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以石里克和费格尔为代表的所谓精神与神经同一论,一是以纽拉特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物理主义。对于石里克、费格尔来说,心理和物理不是两种不同的实在,而是用两种语言对同一事件的指称。费格尔说,某种大脑过程和情绪激动并不能说是两种实在,它们只能是同一心理过程的指称模型(the mode of designation),石里克说,“伸张的色斑”(the extended colour patch)既不能以客观方法加以定位,也不能由观察者本人自行确定,因为这两个位置在物理学中是通过物质过程的占有来说明的。石里克以此为根据,称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是传统形而上学之一种。

    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的基本概念,简言之就是任何和实指(ostensive)精神状态的经验有关的陈述,无论是个人或任何人的,都必须和物理陈述相对应(equivalence),或者如纽拉特所说,任何以心理或精神的语词(term)表述的经验假设,必须能够译成为物理学的语言。他认为,如果心理学或社会学假设能够用物理学语言来描述,那么它们就能成为客观的、科学的假设:物理学语言是普遍的科学语言。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并以此为根据提出所谓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

    对于精神——身体这个问题,艾耶尔既不同意石里克和费格尔的心物平行论,也不同意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艾耶尔完全放弃了逻辑实证论的趋向回到英国的经验论,主要是罗素和G.E.穆尔的剑桥语言学等派,此外就是休谟的“感觉材料论”(theory of sense datum)。根据艾耶尔的看法,无论是关于物理学还是日常生活的句子,最后能以这样的方式加以阐明:即把它们翻译成为感觉内容的句子,并且指明,如果我有如此这般的客观事件,我就有如此这般的感觉内容。但是,关于感觉经验陈述的集合和关于物理客体的陈述不是相互对应的。艾耶尔虽然承认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说物理客体陈述的对象和感觉内容没有联系。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艾耶尔还提出所谓质素(qualia)理论为之辩护呢。

    关于感觉内容和经验假设的关系,艾耶尔仍然认为能以休谟的方式加以阐明,即我们根据这种关系的内容或结构,提出对物理客体的假说。艾耶尔说,如果我们区别这种实指的心理对象和那种实指的心理对象,如果我们区别这种实指客体和那种实指客体,那么,我们在每个不同场合之下,区别其不同的“逻辑结构”(logical construction)。显而易见,艾耶尔因为应用休谟的感觉理论,把自身投到马赫的要素论和罗素的逻辑结构论的中立一元论中去了。

    对于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艾耶尔认为其错误在于,卡尔纳普认为关于他人的经验陈述在逻辑上和其表现的外在行为是相对应的,以及关于个人的经验陈述和公共观察到的个人行为也是相对应的。但是艾耶尔并不否认,物理主义遇到这类的困难是很不易克服的。所以他建议,经验陈述的检验必须避免和任何人有关或与任何人对立的语词,代之以中立的语词。实际上,无论纽拉特或卡尔纳普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检验科学命题过程中间,尽量避免和公共客体或个人主体有关的语词,并且以“主体间”(intersubjective)代替客观这个词,从而希望避免由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主要因素引起的混乱。

    以上我就证实原则,反形而上学,知识基础问题,精神——身体论等问题,扼要讲了逻辑实证论对于艾耶尔的影响,以及艾耶尔自己对逻辑实证论在维也纳时期的反应。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所讲的,得到一个关于艾耶尔和逻辑实证论关系的基本观念。

    问题是,根据我所讲的艾耶尔和石里克,卡尔纳普与纽拉特的哲学关系来说,艾耶尔是不是一个“逻辑实证论者”呢?对于这个问题,艾耶尔自己有了恰当的答复。艾耶尔说:“格波赖斯登(Copleston)神父,你要我为你对什么是逻辑实证论作个概括。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例如,我所了解的‘逻辑实证论’与其说是一个哲学系统,不如说,它们有其一定的哲学技术并对各种哲学问题有其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之被称为逻辑实证论者,就因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即否定作为思辩学科的哲学的可能性。”(《人生哲学和其他论文》,p.18,1990)

    原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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