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行哲学见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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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980）秋季，我去欧洲跑了一趟，在奥国的维也纳和英国的牛津，待了几个月。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旧地重游。但是，现在维也纳和牛津同几十年前则无法比较了。那里的一切如我首次到欧洲那样，使我感到非常陌生，摸不着头绪。因此，我写的下列这些见闻————特别是有关学术文化生活————无疑是表面的、片面的，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看法。

    维也纳是我青年时代上大学的地方，我在那里待得比较久。维也纳大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所在地，是当前国际哲学界仍相当流行的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发源地。但是自从1936年石里克被谋杀以及奥地利被纳粹吞并之后，不仅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术团体，就是从马赫开始，经过玻尔兹曼继续下来的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都在维也纳大学中消失了。以后，代之而兴的，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杂质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新托马斯哲学。简言之，当前维也纳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和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这是维也纳大学近几百年的历史中罕见的现象。

    但是，尽管如此，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奥地利消失，只是它的中心从维也纳大学移到格拉茨大学了。在那里，以哈勒（R．Haller）、托皮奇（E．Topitsch）和弗洛德利希（R．Freudlich）等教授为支柱，继承那一学派的历史传统，并吸收了近些年来逻辑、数学和物理各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种新的分析哲学学派————“格拉茨学派”。他们还出版一种哲学期刊：《格拉茨哲学研究》。如同它的副题所标示那样，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分析哲学刊物”，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我这次去维也纳的目的，是应奥国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之请，参加其去年召开的第五次会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如往年那样，为数很多。会议中提出的论文就有二百多篇。我估计，到会者以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北欧诸国的人和西德人、奥国人最多，荷兰人、意大利人次之。此外，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仅有个别人参加。来自东欧的则有匈牙利的两位哲学家，南斯拉夫也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来自亚洲的仅有两个日本教授和我共三个人。从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维特根斯坦哲学在那些国家的影响的一点眉目了。

    这次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的总题是：“伦理学：基础、问题和应用”。在这个题目之下，分为如下的五个小组：（1）维特根斯坦，包括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班；（2）伦理学，伦理逻辑和元伦理学；（3）伦理学和社会科学：判定伦理和行动论；（4）伦理学和正义；（5）医学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伦理学和宗教。从讨论会的实际活动情况看，第一组最为活跃。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就开了四次讨论会：（1）《逻辑哲学论》之一：原子论和原子命题；（2）《逻辑哲学论》之二，《逻辑哲学论》的哲学问题：认识论；（3）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之一：语言应用中的意义：博弈（game）和规则；（4）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之二：语言哲学和博弈。

    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讨论班也开了三次会议：（1）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和语言哲学；（2）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超验主义；（3）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伦理观点的比较。第二组的活动情况次之；第三组又次之，第四组和第五组同以上各组比较起来，则大大落后了。

    一个国际性的经验主义的分析哲学会议，过去总是以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逻辑哲学为题目，这次讨论会竟以伦理学作为讨论的对象，这倒是一件新鲜事。毋庸讳言：当代分析哲学的多数流派，从维也纳学派开始，就没有足够重视伦理学，就没有把伦理学摆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虽然英国的分析哲学家如罗素和G．E．穆尔等对伦理学持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哲学趋向从30年代开始，就被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洪流所冲淡了。维特根斯坦在该书中对于伦理学问题的看法主要的只说了那几段话（该书6.42——6.423）(1)，而且那些话更能使人对伦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抱消极的看法。的确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其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其完整的实践哲学的部分。例如，康德哲学有其三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此，无怪乎罗素曾经慨乎言之：“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哲学，仅有方法论。”

    但是，伦理学在分析哲学中的情况，近三十年来也发生了变化。例如C．斯蒂文森（L．Stevenson）的《伦理学和语言》、哈尔（R．M．Hare）的《道德的语言》和诺威史密斯（P．H．Nowellsmith）的《伦理学》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给伦理学奠定了分析的理论基础，开辟了对这门学科的新的研究道路。在方法论方面，布莱特怀特（R．B．Braithwaite）在他的《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工具的博弈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应用数学理论在伦理哲学中的启发性看法。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所谓决策论（theory of dicision）、行动论（theory of action）和道义逻辑（deontic logic）等逻辑理论创立或发展了。它们都给伦理学这门学科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逻辑根据和哲学基础，因而也给召开这次关于伦理学的国际分析哲学会议以充足的理论和有利条件。而且这种新的方法论在伦理学中的应用以及这种新的伦理哲学的趋势，在这次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这次讨论会的各个小组中，对于博弈论、决策论、行动论和道义逻辑在伦理学中的应用的讨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怎样应用它们并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研究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关于义务、责任、应该、必须、容许、禁令和善恶的理论基础，概念定义及其应用问题；另一方面，怎样了解这些理论在伦理学中的应用范围、界限、优点和缺点，乃至于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问题。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各小组中都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因而在讨论会中都引起针锋相对的争论，引起巨大的分歧。

    关于维特根斯坦以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面，从提出的论文来看，也许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一些问题：从维特根斯坦的原子命题中如何区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逻辑原子论的异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于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对石里克的影响如何？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关系怎样？如何评价语言应用中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的博弈论？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也许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一些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康德主义和语义学的关系怎样？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康德主义哲学家么？是所谓“语言的超验主义者”么？如果是，他们中间有无界限？如何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来了解康德的伦理学立场？康德的“绝对伦理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伦理学”关系怎样？关于意志和思维在《逻辑哲学论》中如何解释？等等。

    这次会议上，有些小组的论文和发言，都不约而同地批评了逻辑实证的感情伦理学，批评了经验主义传统的功利主义和幸福观：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局限性即伦理学的局限性”这一点也提出了批评。

    这一次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总的来说，是开得成功的。抛开许多论文和发言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不谈，大多数论文和发言，还是言而有据、细致深入的。人们感到不足的就是：（1）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和计算科学家，纯哲学家为数不多；他们应用的术语过于专门，论证的专业技术性很强，加上各有各的逻辑符号系统，因而非常难懂，而且太重视细节问题，因而倒模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2）会议中德、英两种语言同时应用，忽而德文、忽而英文，有时引起一定的混乱。我觉得北欧人对英、德文说、听都好，西德、奥地利人对英文则是听很好，但说起来难懂；其他如意大利、法国诸国的人对英、德文听、说都较差；英国人对德文有的说、听都很好，但多数人说不如听；美国人的德文，据我所知，在这两方面都比较差，似乎既不能听也不能说，我想读一定会吧！（3）论文的讨论时间不充足，不能畅所欲言，这也是憾事。

    这一次讨论会安排得很好，在开会之外，有充分时间供到会各国学者自由交谈。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大家谈得都很融洽，没有什么国家成见，也很少谈哲学问题以外的问题。仅有一次，一位北欧的教授对我说：“幸而历次讨论会没有苏联人参加，否则这个讨论会就变成联合国会议了。”我问他：“保加利亚的人怎样？”他说：“前年有几位保加利亚的哲学家参加这个会议，他们的论文和发言，都表现出对分析哲学的爱好，特别是对维特根斯坦的爱好，没有什么‘教条’的气味，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必谈了。据我所知，只有东德人在这方面较之苏联有过之无不及。”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去东德的签证比去你们国家的签证还要难。”

    最后，会议组织处还为我们安排了告别宴会和参观，参观的是塔那塔包哈的村庄，这是维特根斯坦做过六年小学教员的地方，以及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为他的姐姐设计的住宅。这个建筑物是在奥国著名建筑师洛斯（Adorf Loos）影响之下设计营造的，如今已成了当前旅游者参观的“古典建筑物”之一了。

    会议结束后，我在维也纳休息了数天，并参观了维也纳大学。几十年后的今天，它对我虽然似曾相识，已经不得其门而入了。幸而我的朋友，国际驰名的现象学家U博士，特地为我从度暑假的意大利南蒂洛赶回维也纳，并陪我参观其庞大而设备华丽的哲学研究所。它坐落在新建的老大学旁的高大楼房里。我同时还去李比希巷，石里克的哲学研究所所在地，和柏兹曼巷的二楼，这是石里克小组每星期四晚聚会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仍然如旧，人虽去而楼不空，但对我来说，诚有难言的今昔之感。美丽的维也纳，虽然一些名胜古迹依然光彩夺目，著名的国家歌剧院和布尔格剧院等等依然如故，但是市内交通拥挤不堪，小汽车到处奔驰，旅游者穿梭街道，充满了现代化繁华的商业气氛，当年那种宁静优雅，古色古香的色彩不复存在了。那位U教授对我说：“你所想像今天的维也纳是这样的维也纳吗？”我们对此都非常感慨。

    数天之后，我就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转往别了三十余年的牛津。当我到达那里和见到接我的学院朋友的时候，我的感觉如同到达维也纳时一样，恍惚不知道这是在做梦，还是现实。这确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情。牛津的市容大体上变化不大，市中心那些学院、教堂和图书馆等，庞大的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物，依然林立在街头。High Street依然是牛津的大道，Cornmarket 和 Westgate 依然是商业中心，公共建筑物如市政厅、邮政总局等依然在Cornmarket的交叉路旁，著名的B．Blackwell和G．Parker书店以及许多旧书店，还有一些学院和世界著名的Bodeian图书馆依然在George Street那一带。牛津市外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这里几乎无法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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