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行哲学见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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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认识，更繁华了，热闹了，交通堵塞于途，噪声震耳，行人拥挤于道，互不相容，又加上许多庞大的百货公司，顾客盈门，走无隙地，据说“牛津是现在英国商业中心之一”。这些时代的产物给这座古色古香、宁静雅致的大学城以极不协调的气氛。以我所闻，这一点使心怀向往因而前来参观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古城的国际旅游者，都感到美中不足。

    我到那里时，牛津大学还没有开学。我抓紧这个时间了，了解有关维特根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今天在英国的情况。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欧哲学中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之一。三十年前我在那里时，是他的鼎盛时期，今天他的影响虽不如前，但在英国显然有不少维特根斯坦学者继续从事他的研究，而且每逢什么哲学讨论会和每讨论什么哲学问题时，仍然没有不提到维特根斯坦的，没有不引证他的话作为论据的。我个人虽然没有被他“迷住”，但我对他的哲学也有一定的兴趣。这次在牛津，我见到我的朋友 B 爵士时，他首先就问我：“你有没有忘记1945年在All Souls学院我们一道听维特根斯坦关于Gogito ergo sum的冗长报告呢？”我说：“如果你不提起，我倒忘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钻研他的几部著作如《逻辑哲学论》、《笔记》、《蓝皮书和褐皮书》以及《哲学研究》。但他后来出版的遗著，主要的如《哲学论释》、《哲学文法》、《论确定性》、《字条集》（Zettel），以及《杂文选》，还有许多出版了的维特根斯坦的讲义和史料以及他的通讯，我都没有见过。而这种种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和评论都是有阅读必要的。因此，我必须在这方面补补课。我在图书馆中见到关于解释或评论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下一百余种之多。但我很少看第二手材料，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看法和思路。然而我也觉得，事后看点这方面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到牛津后的第三天，就去访问我曾经待了较久的N学院，但是，那里的一些老朋友，大都出国度假未归，仅有还恍惚认得我的一位先生引导我参观过去我常去的地方，如办公室、教员休息室和图书馆等。提到N学院，它和维也纳学派的经验论在英国的发展有历史性的联系，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魏斯曼（F．Waismann）在这里任教多年，英国著名的逻辑实证论者艾耶尔（J．A．Ayer）也在这里任教过。前者已逝世多年，后者已退休有年，移居伦敦了。现在N学院的哲学主任教授是杜麦特（M．Dummett），他是一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但他的观点和逻辑经验论有些距离，和弗雷格（Frege）等的逻辑实在论比较接近。这里有必要提到的，就是另一位牛津的杰出的分析哲学家蒯因顿（A．Quinton），他似乎多少受了魏斯曼的影响，但思想比魏斯曼开阔，不为维特根斯坦所束缚。他试图在调和逻辑经验论和逻辑实在论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他在英国哲学界是有一定影响的。

    作为逻辑经验论学派在牛津大学的主要代表除了蒯因顿之外，还有麦吉尼斯（B．F．McGuinness），他是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学者，他和皮尔斯（F．P．Pears）一道根据维特根斯坦本人对《逻辑哲学论》的英译要求，重新译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如何，英国的哲学期刊《精神》就有如下的评论：“我们对皮尔斯和麦吉尼斯表示感谢的不仅在于他们完成了《逻辑哲学论》更好的译本，同时也因为这个译本已经达到圆满的地步。”麦吉尼斯还译了维特根斯坦其他的著作，博得国际哲学界的好评。他所编译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一书，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影响的重要读物。他是《维也纳学派丛书》编委之一，这部丛书下列的几种译本都是他主编的：（1）L．玻尔兹曼：《理论物理学和哲学问题选集》；（2）考夫曼（F．Kaufmann）：《数学的无限性：逻辑——数学论文》；（3）F．魏斯曼：《哲学论文集》，其中有蒯因顿精彩的绪言；（4）H．汉恩：《经验主义：逻辑和数学，哲学论文集》。还有魏斯曼的《逻辑、语言、哲学》的德文本也是由他和G．P．贝克整理出版的。麦吉尼斯为此书作了一个在出版方面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中间意见分歧的历史性的“后记”。这个“后记”也能说明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一些距离和分歧。

    当前逻辑经验论在牛津虽然没有像三十年前那样流行，但也没有如我们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它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地也并非“过时”。至于三十年以前在那里同样流行的牛津剑桥的语言分析派，即所谓“Oxbridge分析派”的情况怎样呢？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如罗素、G．E．穆尔、维特根斯坦和J．魏斯顿（剑桥）、G．赖尔、H．H．普赖斯、J．L．奥斯汀和魏斯曼（牛津）虽然已经逝世多年或退休了，但这个学派并不因之停止不前，反而在这些年有了新的进展。这个进展是在所谓“哲学逻辑”基础上形成的。我的牛津朋友、国际驰名的实证主义的法哲学家H教授对我说：“现在Oxbridge的分析哲学的趋势和我们在N学院的时候不同了。这些年来，牛津的哲学思想中心既不是维特根斯坦，也不是逻辑经验主义，而是溯源到G．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以及经过W．V．蒯因、S．A．克里普克而形成的‘哲学逻辑’分析派，这一派在牛津大学的代表，主要的是斯特劳逊、杜麦特和G．J．瓦纳克等。”经我和其他牛津哲学家谈论，证明H教授这种看法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这种“哲学逻辑”的分析派的确是当前牛津分析哲学的主流。

    尽管这类的语言分析派是那里的主流，但也不如三十年前的维特根斯坦或逻辑经验论那样，渗透了牛津哲学界的一切活动。现在仍然有人坚持以R．卡尔纳普为代表的与以日常语言作为逻辑分析对象的观立观点；N．乔姆斯基、D．达里逊、J．R．西尔斯、J．卡茨和H．普特曼等的语言哲学在那里也很有影响。谈到科学哲学问题时，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尔和C．G．亨佩尔等仍然受到重视。谈到分析哲学的认识论时，罗素、G．E．穆尔、石里克、卡尔纳普、O．纽拉特和波普尔、艾耶尔等人，仍然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此外，其他的外国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在牛津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注意，仅仅是在牛津哲学讨论会中和在书本中得到下列一些零零碎碎的印象：E．胡塞尔的现象学派在牛津哲学界似乎还有人感兴趣。至于存在主义，萨特要比海德格尔吃香得多。这里可能同他们的极端不同的政治态度有关，后者和纳粹勾结那种恶行引起英国哲学界一般人的愤慨，而前者“急进的自由主义”却得到英国学术界的广泛同情。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派通过剑桥分析哲学家J．魏斯顿《心理分析哲学》一书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梦里的理论的注意，从而在牛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新康德派E．卡西勒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译成英文，————这是他的语言哲学的总汇，在牛津哲学讨论会中，还有人提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牛津已故的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现在仍有其影响，但新康德派的李凯尔特（H．Rickert）和文德尔班（W．Windelband）的历史哲学并不因为他们与柯林伍德的关系而被人注意。当然文德尔班作为哲学史家在牛津还是受人尊敬的。至于新黑格尔派，我只向一位牛津哲学教授问了关于芬德莱（J．N．Findlay）的情况。我问他：“芬德莱还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英国当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曾经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哲学教授，前几年已经退休了。”

    但是，美国流行的从科学史角度来研究科学哲学的趋向，其中主要的代表如库恩（Th．S．Kuhn）和费耶阿本德（P．Feyeraband）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我所知，不仅在牛津剑桥，就是在英国其他地方的哲学界都不大受欢迎，而且有人认为“这种思潮在一定意义下是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种倒退”。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美国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什么“过程哲学”或新实用主义在英国也没有什么市场。在牛津，也有若干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例如，柏林（I．Berlin）爵士，他曾经是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他的《卡尔·马克思》一书是深受读者欢迎的。还有汉普夏（S．Hampshire）这一位有名的分析哲学家，有时也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论著。此外，波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L．科拉科夫斯基现在牛津All Souls学院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听说他的讲演很受学生的欢迎。

    最后简单地谈谈和波普尔爵士的会见。我同他原来并不认识，虽然以前在维也纳和牛津我都有见到他的机会。这次是为了石里克百年生日论文集向他征文，是B爵士为我介绍的。他住在High Cycomb附近的村庄里，很难找。奇怪的是他的邻居竟不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哲学家波普尔爵士。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为他和卡尔纳普、克拉夫特、费格尔和魏斯曼都是好朋友，我和这些人不是师生就是朋友的关系，因此我们一下子就熟悉起来，如同久已相识的那样，无所不谈。

    他首先评论了维特根斯坦的为人，特别是和魏斯曼的关系，批评了Oxbridge的语言分析派，但对赖尔则表示好感，他赞扬石里克的高尚品格，并拿出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英译本给我看，说：“这是一本好书，可惜长久以来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对石里克的《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一书不甚满意。其实据我所知，这本书是爱因斯坦在对他的相对论的哲学解释这类著作中最欣赏的一本书。不过，我们毕竟是初次见面，不便和他争辩，对此读者可阅Ph．弗朗克的《爱因斯坦，他的生活和时代》（1947）一书的193页就可明白了。

    我们聊了几乎三个多小时，他还不觉累，时间已经是下午五时，我必须回牛津了。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德文德的《研究的逻辑》（1969）。我回送了他三十年前在N学院时发表过的一篇论文的复制品（这是在牛津图书馆里找到的）和我在维也纳开会时用的一份有关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报告，他很高兴。他恋恋不舍地和我道别，我的汽车开出好远时，他还站在门前不断地向我招手，这位老人慈祥的面孔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

    我离开牛津后，即去伦敦大使馆候机回国。恰好正值中英直接通航，我有幸乘首航回到北京。途中在巴林和香港停留了不到一小时。全程十八小时的飞行，使我感到十分疲倦。然而由于英国航空公司747班机设备之先进和服务之周到，使乘客们感到称心满意，忘记了疲劳，次日下午二时后，如时到达目的地————北京。首都机场阳光灿烂，服务员热情周到，又见到来机场接我的同志们和家属，我内心无比高兴和激动。

    原载《现代外国哲学论集》，

    三联书店，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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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维特根斯坦于1930年曾作过“论伦理学”的报告，发表在《哲学评论》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