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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西汉尤其发达。往常的人物画都是镌诸宫殿里石墙之上，不可移动其位置的。汉朝的画像保存到现在的，有下列几种最为著名：嘉祥武梁祠画像（帝子、功臣、故事的），肥城孝山堂画像（人物的），河南嵩山三阙（风俗的），山东鱼口孔子见老子像（还有一帧在江苏宝应）和周公、召公辅成王像。此外尚有阳三老食堂画像，是小件头。汉时的人物画，笔法粗劣而不精致。以上讲的汉朝的人物画。
到了魏晋六朝的时代，人物画渐渐地进步了。
那时出了许多专门画家，其最著名者为曹不兴（一作弗兴，三国人）、顾恺之（晋人）、陆探微（宋人）、张僧繇（梁人），大都生于南方。曹不兴从外国和尚学画，很受外国画的影响。他有层长处：大幅的人物画，他能顷刻间作就，身体的各部且可部置合宜，毫厘不差。晋朝的顾虎头（即恺之），也是个以善画人物著闻的画家。他有段故事：他是个穷人，和尚向他化缘，他就为和尚画个佛像于庙里壁上，叫和尚卖给人看。后来视者如堵，和尚得了一笔巨资。顾氏画名之大，可想而知。南朝时陆探微的人物画，较前更为特色。他对于谢赫所拟六项画法，可算升堂入奥。谢赫所拟六项画法，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摹写、经营位置。谢赫这个人，人物画作的也很有名，顾虎头以后，算他称绝一时。
中国的人物画，是有骨法的，是有笔墨骨气的，不像今天之水彩画，但取其浓丽生态以定品。可是梁朝善画佛像的张僧繇，他却变了体格，创没骨法。没骨法又叫作染晕法，是以五色染就，不见笔迹的，就是布彩肖像，不用双钩的，和西洋的水彩画画法一样。他这个法子，是学了印度西域的佛画想来的。
北齐的人物画家曹仲达，他画的人物，其体稠叠，其衣紧窄，后人叫他作曹衣出水。他描出的线，没有粗细，叫作高古游丝描，又叫作铁线描。游丝描落笔比较柔弱，铁线描比较强硬。文字诸体，由篆而隶而真、行、草，篆书是没有粗细的，隶书就分出些粗细，楷书则粗细分得越发显明。文字的变体如是，画法亦然。所以唐以前的画法是没有粗细的高古游丝描；到了唐以后，这项体法便被打破了。
唐初人物的盛况，和六朝时代差不多。不过这时山水草木画颇形发达，所以画起人物来，添了山水、草木、楼台、亭阁的配景。这在六朝时代本已风行，到了隋唐，较前益甚。那时绘一幅画子，除人物画画手而外，还有山水、鸟兽、草木、昆虫的画手在侧，分别担任配景。
初唐人物画的画法，和六朝时代一样。到了中唐，发生变化。中唐善画像的是吴道子，他是绘画的革新家。他变更高古游丝描的笔法而为有粗细的、有顿挫的————这叫作兰叶描、橄榄描或针头鼠尾描。他画的人物，笔势圆转，衣服飘举，后人称之为吴带当风。与曹衣出水恰恰相反。他不但改变从前的笔法，并且改变着色的方法。大概从前的颜色受着印度画的影响，着得浓重的，他却改着淡色，叫作吴装。
自此画遂分为两派，一为曹派，一为吴派。直至现在的画工，也不外这两派。
人物画面部的变迁，唐宋以前，无论男女，颊部都是丰肥的，庞儿是像方形的，离不了“秾丽丰肥”四字的形容词。明朝以后，渐渐地变了，颊部是瘦俏的，庞儿像个三角形。唐以前人物画的衣是逢掖的，唐以后是瘦窄的。从前画的是仕女，现在画的是美人。从前的体态是端庄的、稚壮的，现在的体态是轻盈的、娇小的、妩媚的。从前的人物画，丑好老少，必得其真；现在的人物画，讲究的是悦目的曼丽之容，失却美术的真谛了。
现在专讲佛画的变迁。佛画盛行于六朝以至唐朝之间，至宋朝则宗教的影响渐渐地衰了；苏东坡崇拜之禅宗一派盛行，于是释佛的事日见其少有，当时所图的佛像亦因此而变其庄严的态度。自宋至元、明、清，庙里供的是罗汉祖师高僧的画像，现时还是如此，庄严的佛的画像，很不多见。中国佛画的兴盛时期，可以说至唐时而止。因帝王拜佛，民众随之，佛画遂得盛行。所以思想的变迁，影响于美术的盛衰至巨且大。如今西域还有许多佛画刻诸石上，许多日本考古家赴那儿把刻画的石运回本国付印。清朝画佛像的人，有所谓复古派者，如陈老莲、崔青蚓等，他们所作的佛像，很难得到社会欢迎；吴派的王小梅、顾西媚等，画得很潇洒秀媚，则见赏于一般人。
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不是进步的，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从汉时到六朝的人物画，进步之速，已如上述；自六朝至隋唐，也有进步可见；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不是进步的；譬如有人走了许多路，在中途住了脚，我们不能以他一时的止步，就说他不能步行。安知中国绘画不能于最近的将来又进步起来呢？所以我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但眼下的中国画进步与否，尚难为切实的解答罢了。
文人画之价值
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必于艺术上功力欠缺，节外生枝，而以画外之物以弥补、掩饰之计。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其平日之所修养品格，迥出于庸众之上，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入胜，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然则观文人之画，识文人之趣味，感文人之感者，虽关于艺术之观念浅深不同，而多少必含有文人之思想；否则如走马看花，囫囵吞枣。盖此谓此心同、此理同之故耳。
世俗之所谓文人画，以为艺术不甚考究，形体不正确，失画家之规矩，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以荒率为美，专家视为野狐禅，流俗从而非笑，文人画遂不能见赏于人。而进退趋跄，动中绳墨，彩色鲜丽，搔首弄姿者，目为上乘。虽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文人画之不见赏流俗，正可见其格调之高耳。
夫文人画，又岂仅以丑怪荒率为事邪？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但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优美者，仍不失为文人画。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率者，所谓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之精神，力矫软美取姿、涂脂抹粉之态，以保其可远观不可近玩之品格。故谢赫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至于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摹写等，不过入学之法门、艺术造型之方便、入圣超凡之借径，未可拘泥于此者也。
盖尝论之，东坡诗云：“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乃玄妙之谈耳。若夫初学，舍形似而骛高远，空言上达而不下学，则何山川、鸟兽、草木之别哉？仅拘拘于形似，而形似之外，别无可取，则照相之类也。人之技能，又岂可与照相器具、药水并论邪？即以照相而论，虽专任物质，而其择物配景，亦犹有意匠寓乎其中，使有合乎绘画之理想与趣味，何况纯洁高尚之艺术，而以吾人之性灵、感想所发挥者邪？
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试问文人之事何事邪？无非文辞诗赋而已。文辞诗赋之材料，无非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及寻常目所接触之物而已。其所感想，无非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变迁而已。试问画家所画之材料，是否与文人同？若与之同，则文人以其材料寄托其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感想，则画也，谓之文亦可，谓之画亦可；而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譬如耳目鼻舌，笔墨也；声色臭味者，山川鸟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也；而所以能视听言动触发者，乃人之精神所主司运用也。文人既有此精神，不过假外界之物质以运用之，岂不彻幽入微，无往而不可邪！虽然，耳目鼻舌之具有所妨碍，则视听言动不能自由，故艺术不能不习练。文人之感想、性格各有不同，而艺术习练之程度有等差，此其所以异耳。
今有画如此，执涂之人而使观之，则但见其有树，有山，有水，有桥梁、屋宇而已；进而言之，树之远近，山水之起伏来去，桥梁、屋宇之位置，俨然有所会也；若夫画之流派、画之格局、画之意境、画之趣味，则茫然矣。何也？以其无画之观念，无画之研究，无画之感想。故文人不必皆能画，画家不必皆能文，以文人之画而使文人观之，尚有所阂，何况乎非文人邪？以画家之画，使画家观之，则庶几无所阂，而宗派系统之差，或尚有未能惬然者。以文人之画而使画家观之，虽或引绳排根，旋议其后，而其独到之处，固不能不俯首者。若以画家之画与文人之画，执涂之人使观之，或无所择别，或反以为文人画不若画家之画也。呜呼！喜工整而恶荒率，喜华丽而恶质朴，喜软美而恶瘦硬，喜细致而恶简浑，喜浓缛而恶雅澹，此常人之情也。艺术之胜境，岂仅以表相而定之哉？若夫以纤弱为娟秀，以粗犷为苍浑，以板滞为沉厚，以浅薄为淡远，又比比皆是也。舍气韵、骨法之不求而斤斤于此者，盖不达乎文人画之旨耳。
文人画由来久矣，自汉时蔡邕、张衡辈皆以画名。虽未睹其画之如何，固已载诸史籍。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脱离物质之束缚，发挥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头角，表示其思想与人格，故两家皆有画论。东坡有题宗炳画之诗，足见其文人思想之契合矣。王廙，王羲之、献之一家，则皆旗帜鲜明。渐渐发展，至唐之王维、张洽、王宰、郑虔辈，更蔚然成一代之风，而唐王维又推为南宗之祖。当时诗歌论说，皆与画有密切之关系，流风所被，历宋元明清，绵绵不绝，其苦心孤诣，盖可从想矣。
南北两宋，文运最隆，文家、诗家、词家彬彬辈出，思想最为发达，故绘画一道亦随之应运而兴，各极其能。欧阳永叔、梅圣俞、苏东坡、黄山谷，对于绘画，皆有题咏，皆能领略；司马君实、王介甫、朱考亭，在画史上皆有名：足见当时文人思想与绘画极相契合。华光和尚之墨梅，文与可之墨竹，皆于是时表见。梅与竹不过花卉之一种。墨梅之法自昔无所闻，墨竹相传在唐时已有之。张璪、张立、孙位有墨迹；南唐后主之铁钩锁、金错刀，固已变从来之法；至文湖州竹派，开元明之法门，当时东坡识其妙趣。文人画不仅形于山水，无物不可寓文人之兴味也，明矣。
且画法与书法相通，能书者大抵能画，故古今书画兼长者，多画中笔法与书无以异也。宋龚开论画云：“人言墨鬼为戏笔，是大不然。此乃书家之草圣也。岂有不善真书而能作草者？”陆探微因王献之有一笔书，遂创一笔画。赵子昂论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又赵子昂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答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柯九思论画竹：“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南唐后主用金错书法画竹。可见文人画不但意趣高尚，而且寓书法于画法，使画中更觉不简单。非仅画之范围内用功便可了事，尚须从他种方面研究，始能出色。故宋元明清文人画颇占势力，盖其有各种素养、各种学问辏合得来。即远而言之，蔡邕、王廙、羲、献，皆以书家而兼画家者也。
倪云林自论画云：“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又论画竹云：“余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吴仲圭论画云：“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由是观之，可以想见文人画之旨趣与东坡若合符节。元之四大家，皆品格高尚，学问渊博，故其画上继荆、关、董、巨，下开明清诸家法门。四王、吴、恽都从四大家出。其画皆非不形似；格法精备，何尝牵强不周到，不完足？即云林不求形似，其画树何尝不似树，画石何尝不似石？所谓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专注于形似，如画工之钩心斗角，唯形之是求耳；其用笔时，另有一种意思，另有一种寄托，不斤斤然刻舟求剑，自然天机流畅耳。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吾以浅近取譬：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描写，自能得心应手，与之契合。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其主要之点故也。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迎刃而解，离形得似，妙合自然。其主要之点为何？所谓象征Symbol是也。
征诸历史之经过，汉以前之画甚难见，三代钟鼎之图案与文字，不过物象之符记，然而近似矣。文字亦若画，而不得谓之画。汉之石画，古拙朴鲁，较三代则又近似矣。六朝造象，则面目衣纹俨然画家法度，此但见于刻石者也；若纸本缣素，则必彩色工丽。六朝进于汉魏，隋唐进于六朝，人意之求工，亦自然之趋势。而求工之一转，则必有草草数笔而摄全神者。宗炳、陆探微之有一笔画，盖此意欤？宋人工丽，可谓极矣。如黄筌、徐熙、滕昌祐、易元吉辈，皆写生能手；而东坡、文与可极不以形似立论。人心之思想无不求进，进于实质而无可回旋，无宁求于空虚以提揭乎实质之为愈也。以一人之作画而言，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形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西洋画可谓形似极矣！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色，其于物象，体验入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或又谓文人画过于深微奥妙，使世人不易领会，何不稍卑其格，期于普及耶？此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强已能言语之童而学呱呱婴儿之泣，其可乎？欲求文人画之普及，先须于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之观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文人之趣味，则文人之画，自能领会，自能享乐。不求其本而齐其末，则文人画终流于工匠之一途，而文人画之特质扫地矣。若以适俗应用而言，则另有工匠之画在，又何必以文人而降格越俎耶？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谓感情移人，近世美学家所推论视为重要者，盖此之谓也欤！
绘画源于实用说
绘画源于实用之主张，为我一人之私意。近人多谓绘画徒资美观。诸君试观尺页、手卷、条幅等，所有之山水、花鸟等，何莫非含有玩赏之意。但古时不尽然，绘画固为美观，若特写一幅以供玩赏，古则无之。今通常所区别者，图与画为二。图资记述，画资玩赏。规画山川、房屋式样，图也，非画也。关于图者，今可分三种：
图之用：
（一）记述 记述事以图者，如记物件、画像皆是；
（二）考证 制度、物品，作图以资考证；
（三）说明 意义太多、难于辨别者，绘画以为说明。
由上观之，图包括者多，而画包括者少。古时图、画相合，现世文明日甚，故区而为二。然古时玩赏画少，而实用多图，则可断言也。
图与画之外另有一种，西文曰Design，日本人译为图案画。中国虽无是名，而实早有此种画法，用在装饰。贝季美先生前日所云，取各种自然之物，配于器皿、房屋之上，以为装饰，即此是也。考之于古，为数甚多，抑亦最早；其次为图；发达最后者为画。试举数证说明之。《尚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此为图案。衮衣绣裳，如“王后祎衣、夫人揄狄”皆是，“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等类。有在衣裳者，又有在旗常、钟鼎、车服者，自三代两汉以来，见于古书者甚多，皆为吾国古时有图案之证明。并非徒供玩赏而以空画独立者，乃附之于实器，用为美观，其主要之目的则在切于实用也。
除装饰之图案画外，又有所谓图者证之。古书又有数说。《周礼》：“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出入百物。”又：“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凡此皆为记事之图。有农产品图、工商品图及地理之图，皆为一国之统计。秉国钧者所不可不知，其切于实用为何如也？汉兴，萧何首重图籍。此外有“吴孙子兵法图、楚兵法图、周易新图、周易普玄图”（第一种），“三礼图、冠服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毛诗草木图”（第二种）。第一种言方法，言精理，非此不足以说明；第二种写位置，写形状，非此不足以考证。甚至玄妙之图，若诸葛武侯之八阵图，归于兵法。细小之图，若棋图、髀图，关于算学，亦说明之类也。他若毛诗古圣贤图、春秋盟会图，一则容貌言动藉图以纪，一则盘迂进退藉图以传。虽有烦复之事，得此亦可不忘。此记述类也。
汉时复图功臣于麒麟阁，及凌烟阁功臣图，皆为一代巨制。孔子问老图，则关于掌故；云气图、日月薄蚀图，则关乎天文。此等图画，虽非图案装饰，然亦不离乎实用方面。沿至于唐，尚是如此。唐时画历史图、风俗图、天文地理图，皆少玩赏意。最盛行者为人物，其次为故事，犹为记述之意。且其画之所在，非如今之册页、手卷也，大多数画在壁间，是名画壁。大寺大殿之墙上，皆有名手之绘画，或状风俗，或状山川形势，至故事之冗长者，或连续数壁而为一套。是皆原有装饰之意，虽非图案，而实含有图画实用之意。唯是时始渐渐有画出现。古时图多画少，至是而画稍觉发达。盖名人画本之中，渐有名虽是图而实为画者。若《斗鸡图》《张萱伎女图》《乳母将婴儿图》《相马图》《按羯鼓图》，皆空写而无实事，毫无考证记述之价值也。唯此等画本，唐人偶或有之，为数甚少且多画于绢素，布诸幛子，亦切于装饰实用。杜工部有题山水幛子诗。幛子者，以绢素为之，幛一屋为二屋。唐时房屋之建筑，如今日本式，上楹相通，欲区一室为二，则用幛子幛于中间，日本今尚存此俗。吾国人亦有购者，大都用一大幅，幔于木框，两面作画，有以之蔽于屋之一部者，全为装饰之
用，是其与图案同而实非图案也。斯盖既有装饰而复有玩赏意者，有画之意矣。幛子之外，又有屏风。六曲屏风，亦为器具装饰之一。宋时徐熙有铺殿器，不讲笔法，而以彩色铺满一殿为要。以图画之体裁，含装饰之性质。是画为屋之一部分，亦实用也，而非徒资观览矣。今吾国以幛及屏风悬在墙壁，屏风改为挂屏，幛子改为中堂。挂屏、幛子本为房屋一部分之实用装饰品，今变为装饰玩赏品。（对联意亦同，曰楹联，曰楹贴，所以装饰柱者。今于无楹处悬之，失古意矣。）故室蔽以屏，以别内外者也，别以障以分室也，其初皆源于实用。若不用幛而用为幛，不用屏而用为屏，皆在后起，故曰绘画源于实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