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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之有專史，徵之往籍，不少概見。其近似者，則有若仲洽《流别》之儔，公曾《叙録》之類，雖名高往代，而零落殆盡，千載而下，莫由尋討。其僅存者，厥惟彦和舍人《文心雕龍》，都五十篇，如精金美玉，稱文苑之鴻寶焉。然自蕭齊以下，至於遜清，世逾千祀，人盈百千，綜比撰述，闕焉無聞。雖國史方志之中，有“儒林”、“文苑”之傳，又皆限於時地，局而弗通，不足以考見古人之全，闡發兹事之美。其餘“詩話”、“文談”，率皆師友雅言，隨手記録，縱片言賞會，而條貫靡存，至有挾私誣衊、溢情頌美者，論其品格，又斯下矣。今代學制，仿自泰西，文學一科，輒立專史，大多雜撮陳篇，補苴瑣屑，其下焉者，且稗販異國之作，絶無心得之言，求其視通萬里，心契千載，網羅放失，董理舊聞，確然可信者，尚無其人。夷考其實，蓋由文之爲物，廣博精微，淹貫已艱，通識尤少，而時世悠久，名篇累萬，作者林立，體制盈百，真賞實難，尚友匪易。又或墨守一家，則入主而出奴；研精一體，則是丹而非素；造詣未深，則買櫝而還珠；聞見未廣，則棄真而賞濫。紛紜淆亂，何由折衷？是以古之君子，玄覽所得，莫不默契於寸心；鑽討既深，自能神遇於千古。是則文學史者，直輪扁所謂古人之糟粕已矣。嘗思學術之有史，非以期於天才特出之人，蓋將求教育普及之用。務令區區一卷之中，得收知人論世之效。使覽之者麤明條貫，略涉藩籬，深造者自可渡河棄筏，淺嘗者庶幾窺豹得斑而已。今兹有述，亦本斯旨，先撰叙論，發其旨趣。旨趣既明，然後麤述源流，别爲要略。但期不失當時之體，毋負古人之心云爾。
欲明旨趣先立四綱。
（一）曰名義 文之一名，涵義至廣。昔賢詮釋，約有六端：一者，經緯天地也。
《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馬融注曰：“經緯天地之謂文，道德純備之謂思。”
又《舜典》：“濬哲文明。”孔穎達《正義》曰：“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
二者，國之禮法也。
《禮記·大傳》：“考文章。”鄭玄注曰：“文章，禮法也。”孔穎達《正義》曰：“文章，國之禮法也。”
《國語·周語》：“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注曰：“文，典法也。”
三者，古之遺文也。
《論語·學而》（第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融注曰：“文者，古之遺文。”邢昺疏曰：“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又《雍也》（第六）：“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邢昺疏曰：“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之遺文，復用禮以自檢約。”
四者，文德也。
《論語·顔淵》（第十二）：“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安國注曰：“友以文德合。”
《國語·周語》：“夫敬，文之恭也。”韋昭注曰：“文德之總名也。”
五者，華飾也。
《論語·雍也》（第六）：“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皇侃疏曰：“文，華也。”
《荀子·禮論》：“貴本之謂文。”楊倞注曰：“文謂修飾。”
《莊子·繕性》：“文滅質，博溺心。”郭象注曰：“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六者，書名也，文辭也。
《禮記·中庸》：“不考文。”鄭玄注曰：“文，書名也。”孔穎達《正義》曰：“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國語·晉語》：“吾不如衰之文也。”韋昭注曰：“文，文辭也，書名也。”
又《楚語》：“則文詠物以行之。”韋昭注曰：“文，文詞也。”
《荀子·非相》：“文而致實。”楊倞注曰：“文謂辨説之詞也。”
綜上六端，文之涵義，可得而論矣。蓋文之爲訓，本於交錯，故有經緯之義焉；文之爲物，又涵華采，故有修飾之説焉。以道德爲經緯；用辭章相修飾，在國則爲文明；在政則爲禮法；在人則爲文德；在書則爲書辭；在口則爲詞辨。五者大小不同，體用無二，所以彌綸萬品，條貫群生者，胥此物也。故彦和稱文之爲德，與天地並生，亦言其圍範之廣而已。今兹討論，若本斯旨，則舉凡天文地理，物曲人官，胥應涵蓋無遺，遑論體例太寬，亦非理勢所許。正名定義，要以第六爲體，以前五爲用，庶幾約而無漏於義，要而不違乎本，實文家之首務，而著述之大綱矣。
（二）曰體類 文無類也，體增則類成。體無限也，時久而限廣。類可旁通，故轉注而轉新；體由孳乳，故迭傳而迭遠。旁通之喻，如琴瑟異器，而音理相貫；孳乳之喻，如祖孫共系，而骨相漸乖。自來論者，鮮明此理：知别者忘通，見同者失異，是以每涉體類，乖異殊甚。昭明選文，列目四十：
按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有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策問、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移書、檄、難、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文、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共四十目。
舍人論藝，稱類六三。
按梁劉勰《文心雕龍》論及之文有經、緯、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對問、七發、連珠（此三品總稱雜文）、諧、讔、史、傳、諸子、論、説、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共三十九品。而《書記》一篇附論有譜、籍、簿、録、方、術、占、試、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諜、狀、列、辭、諺，共二十四品。
而仲洽《流别》，已無以窺見其全；彦昇《緣起》，又非是當時之舊。揆其别類，諒不異於蕭、劉，此總集文章，兼明體制之作也。
按晉摯虞《文章流别》已佚，殘文見諸書稱引者約有十二品，曰詩、頌、賦、樂府、七、箴、銘、誄、哀辭、對問、碑、圖讖。
按梁任昉《文章緣起》一卷，隋時已亡，今本殆唐張績所補，其書論文章名類所始，自詩賦離騷至勢約，凡八十五類，所列頗疏。
至李昉等之《文苑英華》，姚鉉之《文粹》，吕祖謙之《文鑑》，蘇天爵之《文類》，程敏政之《文衡》，黄宗羲之《文海》，大多祖述蕭選，體尤踳駁。
《四庫全書總目》，宋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文苑英華》一千卷，起於梁末，上續《文選》，分類編輯，體例略同，而門目更爲繁碎。
按《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編，分目有古賦、古調、頌（雅附）、贊、表、奏、書、疏、狀、檄（露布附）、制策、文、論、議、古文、碑（碣記碑陰附）、銘（銘陰誄表版文述附）、記、箴、誡、銘、書（啟牋命附）、序、傳、録、記事，共四十品。賦有古體，無四六，詩歌亦取古調，不取近體，其餘類别，亦嫌繁碎。
按《宋文鑑》百五十卷，宋吕祖謙編，分目有賦、律賦、四言詩、樂府歌行（附雜言）、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絶句、六言絶句、七言絶句、雜體、騷、詔、敕、赦文、哀册、御劄、批答、制誥、奏疏、表、牋、箴、銘、頌、贊、碑文、記、序、論、義、策、議、説、戒、制策、説書、經義、書、啟、策問、雜著、對問、移文、連珠、琴操、上梁文、書判、題跋、樂語、祭文、謚議、行狀、墓誌、墓表、神道碑、神道碑銘、傳、露布，共六十一品，亦不免冗雜。
按《元文類》七十卷，目録三卷，元蘇天爵編，分目四十三。
按《明文衡》九十八卷，明程敏政編，分目三十八。
按《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清黄宗羲編，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爲子目：賦之目至十有六，書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記之目至十有七，傳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體繁碎，而編類亦錯亘不倫。
惟真景元《文章正宗》，立意謹嚴，析體宏大。然主理而不主文，矯枉未免過直，後賢病之，不相尊用。
按《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宋真德秀編，分辭令、議論、叙事、詩歌四類。
明代文家，喜辨文體。雖立意可嘉，而於體類分合之故，未盡窺其本源，故來治絲而棼之誚。
《四庫全書總目》，明徐師曾取明初吴訥之《文章辨體》，損益成《文體明辨》八十四卷。訥書編五十四體，外編五體，師曾廣之，正集之目一百有一，附録之目二十有六。如詔誥分古俗二體，書表古體之外添唐體宋體，碑則正體變體之外，又增别體，甚至墓誌以銘之字數分體，其餘亦莫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體例無定，可謂治絲而棼。
迨至遜清，姚氏姬傳倡導古文，《類纂》一書，號稱精審，列類一十有三。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曰：於是以所習聞編次論説，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説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贊頌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内而爲用不同者，别之爲上下編云。
李氏申耆，别鈔《駢體》，與之抗衡，分目三十有一。是則各專一類，以相詮别，圍範所及，隘而不周。
按《駢體文鈔》分三編，上編列目十八：爲銘刻、頌、雜颺頌、箴、謚誄哀策、詔書、策命、告祭、教令、策對、奏事、駁議、勸進、賀慶、薦達、陳謝、檄移、彈劾，皆廟堂之制，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中編列目八：爲書、論、序、雜頌贊箴銘、碑記、墓碑、誌狀、誄祭，皆指事述意之作也；下編列目五：爲設辭、七、連珠、牋牘、雜文，皆緣情託興之作也。
其後曾文正公，雜鈔經史百家之文，分類别體，至爲矜慎。其三門十一目，以較彼二氏，已條理可觀，而包羅尤富。
〔附表一〕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文體分類表（據序例編）
而近人章氏太炎，務恢弘文域，考其論列，一切皆文。頗亦遠師舍人，可謂文家至大之域矣。
〔附表二〕文學各科表（謝无量據章太炎論文編）
凡此諸家，因其用意不同，研究各異，故其分别，懸殊若此。大抵求通者不免於雜；務要者易失之隘；循名者鮮責諸實；得貌者常遺其神。蓋文學之事，流動不居，作者隨手之變，世風習尚之殊，息息與體制攸關，故漢代崇辭賦，則《過秦》以敷布成論。
項安世《家説》：“予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
江左貴黄老，則孫、許以平典爲詩；
鍾嶸《詩品·上品序》：“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虚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
子瞻才高，則其詞如詩；少游質秀，則其詩如詞。
王直方《詩話》：“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如詩。’”
且有韻者，不必皆吟詠風謡、流連哀思之文；散行者，不必定褒貶是非、紀别同異之作。若必執名鑒貌，求其毫髮無爽，則雖神禹，無以爲功。然人心自然之文，不外情理兩端；文學固有之界，亦分虚實二境。抒情者淩虚，明理者蹠實。抒情者以感化性靈爲用，明理者以增進知識爲歸。縱曰變化萬千，要不離此四事矣。
（三）曰斷限 歷史之有斷限，所以紀一朝之興廢也。文學風會，亦有盛衰，故自來論者，恒以時代爲標目：兩漢以前，題品猶少；建安而後，名目漸多。蓋作者日衆，則同氣有相求之雅；文體日新，則微尚有相感之力。窮變之會，則先後異趣；偏安之朝，則南北分鑣；國勢消長，則有初晚之不同；外力潛滋，則有新舊之互異。譬春秋之代謝，比寒暑之潛移，此中若有天焉，人力莫如何也。然而有三義焉，承學之士，不可不知：一者，文學者，情性風標，神明律吕，靈秀之所孕毓，材智之所發揚。雖時當叔末，未嘗無特達之材；運際屯邅，豈可絶天地之秀。是以宏才碩彦，異代間生；麗製巨篇，後先輝映。而世俗之見，多貴古賤今；輕躁之夫，或是今非古。則斷限之説，尤易生人疑障。二者，斷限云者，特指目風尚相同之時，而爲辜較概括之論耳。究之此中盈虚之數，消息甚微，豈必釐然若白與黑。譬之寒温異候，不無半冬半春之時；東西别向，亦有可東可西之地。故唐代分三四，詩家之諍論不休。
按宋嚴羽《滄浪詩話》論唐詩有盛唐、大曆、晚唐之分，後人謂之“三唐”。至元揚士宏編《唐音》，於盛唐以上增初唐，於是又有“四唐”之目。明高棅選《唐詩品彙》用其説，然分之過碎，反致界限不清。故錢謙益非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王世懋亦曰：“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亦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由變。”又曰：“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界。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谿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至馮班作《嚴氏糾繆》，以劉長卿亦盛亦中之類，力詆嚴氏之謬。然斷限之説，原只論其大概，故嚴氏亦曰：“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是嚴氏未嘗不知也。
宋金判南北，詞壇之辨析匪易。
況周頤《蕙風詞話》：“自六朝以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曷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遯庵、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格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驂之靳，則又何説？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並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於合勘而難於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於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三者，杜陵論詩，特重當時之體。
杜甫論詩絶句：“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亭林談藝，務明代降之勢。
顧炎武《日知録》：“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曰體曰勢，樹義顯然。蓋可變者體格，而變之者勢也；不可變者精神，而通之者理也。可變者，一代之中不妨胡越之分；不可變者，萬世之後自可旦暮而遇。可變，故漢魏不可爲戰國；不可變，故李杜可以配風騷。知其可變，故古不必定勝今；知其不可變，故今非不可以復古。是以名世之作，雖用一代特著之體格，必具萬古不磨之精神也。
（四）曰宗派 自講學之風既盛，門户之争亦烈，流風及於文學，而宗派之説生焉。是故宗派非古也，成於後世；非本也，出於末流；非公也，生於私門；非通也，起於褊見。蓋古者學在王官，人守世業，百家衆技，異職同功，本數末度，百慮一致。東遷以後，大道始裂，諸子並出，異派分流。然漆園著論，尚無九流十家之目；韓非立説，漸有八儒三墨之名。
按《莊子·天下篇》論諸子學術，但曰某某聞其風而悦之，不稱家數。《韓非子·顯學篇》，始有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孔墨之語。
漢世崇儒，尤重師説，故天禄校書，獨明流别。
按班固《漢書·藝文志》，乃删取劉歆《七略》而成，如稱六藝一百二家，諸子百八十九家。又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詩賦百六家之類，而九流十家，又特著其出自王朝何官，皆所以明流别也。
魏晉之間，人競品題，俗尚臧否，文人相輕，於斯爲盛；宗派之漸，其在此乎？是時厥後，其風不衰。大抵黨同伐異，崇己抑人，而學亦衰矣。故曰非古也，成於後世。昌黎文成破體，餘波衍爲奇詭之習。
李肇《國史補》：“元和以後，爲文則學奇詭於韓愈。”
西崑瓣香玉谿，當時即有撏撦之譏。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内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
詩派之圖成，山谷遂領宗主之號。
按吕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陳師道以下二十五人，皆詩法出自黄庭堅者。蓋自宋初楊億、劉筠輩尊崇義山，末流遂至雕縟。歐陽修起而矯之，至蘇軾、黄庭堅而益大。庭堅弟子陳師道最著，故列爲首，而以己殿其末，推庭堅爲宗主，遂成一時風氣。
八家之名立，班、韓乃分奇偶之疆。
曾國藩《送周荇農序》：“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奇，而義必相轉，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
凡此或出後學之變衰，或由異代之推許，非作者始料所及也。故曰非本也，出於末流。夫文，無難易也，惟其是，見於昌黎之答正夫。
韓愈《答劉正夫書》：“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
無古今也，惟其當，聞於惜抱之序《類纂》。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
習之立言，則以文工爲極。
李翱《答王載言書》：“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塈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採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説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
東坡論文，則以詞達爲歸。
蘇軾《答謝民師書》：“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詞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
是則艱深之與平易，駢偶之與散行，有韻之與無韻，今體之與古體，一以工與達爲衡，而求其是與當而已。此文家之通識，而藝苑之公言也。然而人莫圓賅，士多阿好：識鑒褊狹者，以一察自好；習染深錮者，以會己爲美。故曰非公也，生於私門；非通也，起於褊見。準兹四義，宗派之説，違理可知矣。雖然，文非一趣，道有多門。其間如天資之禀賦，學術之陶镕，師友之薰習，時境之影響，亦有較然相異者。學者研味既永，衡鑒自明，故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休文論之詳矣。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
而子桓之論七子，標其短長。
魏文帝《典論·論文》：“王粲長於賦辭，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彦和之評諸家，明其體性。
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鋭，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仲偉之撰《詩品》，著其源流。
按梁鍾嶸《詩品》三卷，所品自漢魏至梁詩人一百有三，皆各著其所自，輒曰某人源出某人。雖未必一一皆然，要自有所見。後人生千載之下，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據今之所見，議古人之非也。
尤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雖世遠莫覿其面，而覘文輒見其心。派别之義，若斯而已。過此以往，亦文家之朋黨也。君子周而不比，論文者其可忽諸。
四綱既立，次明經緯。
經緯者，取譬於組織，所以繫綱維，貫網目，紀理文心，綢繆藝事者也。夫文章之道，散爲萬殊，執要御繁，當有總術，必使雜而有統，約而不孤，庶幾可以裁量大雅，研閲精微矣。嘗考昔賢傳詩，厥有六義。説之者曰：賦比興者，詩之所用。風雅頌者，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推斯義也，實文學之大經矣。昔彦和《詮賦》，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别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實齋《通義》，稱戰代文體，源出《詩經》。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又曰：“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横之世也。縱横之學，本出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説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肆也。縱横者流，推而行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二君之論，固已發其大凡矣。至其分合流變之間，則亦闕焉弗詳，是有待於後學也。大抵三事之中，比之爲義至明，賦之爲用最廣，興則用精於賦而義隱於比，常感發於不覺，引物連類，以述己志，而不見其端。此毛公述傳，所以獨標興體也。嘗試論之，三事者固詩家之芍藥，亦衆製之規矩也。欲明此義，請陳一隅：孟子之巧譬，莊生之寓言，論宗之用比也。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
司馬遷《史記·莊子列傳》：“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虚、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
宋玉之《風賦》，賈生之《鵩鳥》，賦家之用興也。
按宋玉《風賦》，因風以明諷諭之志；賈生《鵩鳥》，見鵩而起生死之情，詩家之興也。
《過秦》、《王命》、《六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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