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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賦詩引詩之風既盛，而詩之用乃益廣，於是一變而爲戰國之縱横。此文章消長之機，亦世風升降之會也。昔韓非疾世，已文學與游談並譏。
《韓非子·五蠹篇》：“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争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説之。齊人曰：子之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者，非所以持國也。”
又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又曰：“今人主之於言也，悦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
又曰：“其文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説，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班固辨學，明行人乃縱横所自。
班固《漢書·藝文志》：“縱横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至章實齋論詩教之流變，遂大暢厥旨。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横之世也。縱横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扺掌揣摩，騰説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肆也。縱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横，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横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横之世也。”
可謂辨文家之流别，通藝事之消息者矣。然而綜此三説，尚有可言者焉。蓋縱横之習，實貫九流之才；行人之官，豈限一家之學？但求出使專對，不辱君命，扺掌騰説，權事制宜而已。
荀悦《漢紀》：“游説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於僞詐，紿徒衆矣。”
其端已見於春秋之世，至戰國而成專門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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