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代文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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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始皇破灭六国，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来，文学也与其他的学术一样，受专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为灰烬。战国时光辉灿烂的文艺作品，不复出现，所有者仅庞杂的《吕氏春秋》与李斯的拟古颂功的诸刻石而已。汉之初年，因黑暗之势力仍未除去，故亦无大作家出现。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残酷无比之“挟书律”宣告废除，而文艺学术才渐渐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酿成了枚乘、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充诸人的时代。大约当时的作家可以分为赋家、历史家及论文家三派。这时代约当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前后。

    辞赋

    “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屈、宋诸人之作，犹满含着优美的抒情的诗意。到了汉代，作赋者大都雕饰浮辞，敷陈故实，作者的情感已不复见于字里行间，故几不能复称之为“诗”。然而这种“赋”体，在当时却甚发达。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为晋身之阶。

    最初的作者为陆贾，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怀才而不得志，作《怀沙》《鵩鸟》诸赋，为汉代最有个性的赋家。但他的论文却较他的赋为尤重要。其专以作赋著名者为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人。

    枚乘，字叔，淮阴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吴及梁。所作有《七发》诸赋，而以《七发》为最著。《七发》的结构，颇似《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显然是受有它们的很深的影响；赋言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之，欲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历说以妙歌、美食、驰骋、游观、射猎、望涛之乐，太子不为之动，最后言使方术之士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之伦，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太子便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种文体的结构实至为简单。在文辞一方面，亦颇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彫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苹，游青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七发》）

    之类，殊觉堆冗无味，然后来赋家几无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汉赋虽甚发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赋之外，尚有人以《古诗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8首认作他的著作者，但其凭证极为薄弱。他们所据者为徐陵的《玉台新咏》，但考查《汉书》中的乘本传，并未言乘曾为此类诗，《汉书·艺文志》的“歌诗”类里，亦不载乘的这些诗，即萧统的《文选》曾勇敢地把许多诗加上了李陵、苏武的名字的，却也并不曾把《古诗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为枚乘的。何以徐陵却独知道是乘作的？实则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诗体，绝不是枚乘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乘时所能产生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歌），是“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刘彻辞），是“日月星辰和四时”（柏梁诗），是“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韦孟诗），却绝不是“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迴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待下一章讨论。）

    乘死之时，正是刘彻（汉武帝）（其统治的时代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时。彻甚好辞赋，其自作亦甚秀美。《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自造赋2篇。今所传《李夫人歌》及《秋风辞》 ：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落叶哀蝉曲》 ：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彻对于汉代文学很有功绩，一即位便用安车蒲轮征枚乘，乘道死，又访得其子皋为郎。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忌、严助、刘安、吾丘寿王、朱买臣诸赋家皆出于其时。大历史家司马迁亦生于同时，且亦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赋8篇

    ）。此时可算是汉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秦灭之后，至此时始有大作家出现。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为汉代最大的赋家。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氏之女文君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则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后来戏曲家以此事为题材者甚多。武帝时，相如复在朝，著《天子游猎赋》。后为中郎将，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相如之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天子虚赋》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其山则什么，其土则什么，其东则什么，其南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无不毕叙。班固、张衡、左思诸人受此种影响为最深。大约赋家之作，情感丰富、含意深湛者极少；大多数都是意极肤浅，而词主夸张，弃绝真朴之美而专以堆架美辞为务的。

    东方朔，齐人，与司马相如同时。亦善于为赋，喜为滑稽之行为。尝作《七谏》《答客难》等。其与相如诸赋家异者，为在相如诸人的赋中，绝不能见出他们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赋则颇包含着浓厚的个性。他的《答客难》一作，尤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无数的拟作。

    此外，严忌（亦作庄忌）作赋24篇，其族子助亦作赋35篇，刘安作赋82篇，吾丘寿王作赋15篇，朱买臣作赋3篇（皆见《汉书·艺文志》），但这些作品传于今者绝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刘安为汉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赋名《招隐士》者，曾被编入《楚辞》中，但乃他的客所为，非他所自作的。

    刘彻死后，赋家仍不衰。300余年间，作者辈出；最著者有刘向、扬雄、王褒、班固、冯衍、王逸、李尤、张衡、马融及蔡邕等。

    刘向，字子政，汉之宗室，生于公元前80年，死于公元前9年。宣帝时与王褒、张子侨等并以能文辞进。元帝时，与萧望之同辅政。向不独以作赋著，亦为汉代大编辑家及论文家之一。所作赋共33篇，今《楚辞》中有其赋1篇。

    王褒、张子侨俱与向同时，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渊，为谏议大夫，作赋16篇，今《楚辞》中有其作品《九怀》1篇，其他《洞箫赋》《四子讲德论》《甘泉宫颂》等俱有名。

    张子侨，官至光禄大夫，有赋3篇，今无一存者。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赋，亦善为论文，辞意甚整练温雅，但甚喜摹拟古人，没有自己的创作精神。作赋仿司马相如，又依傍《楚辞》而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效东方朔之《答客难》而作《解嘲》，拟《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除为郎，桓谭、刘歆皆深敬爱之。其赋以《甘泉》《羽猎》《长杨》等为最著，然堆砌美辞之弊仍未能免，如：

    于是钦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摇泰壹，举洪，树灵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车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炀丹崖。玄瓒觩缪，秬鬯泔淡，肸蚃丰融，懿懿芬芬……（《甘泉赋》）

    之类，都是故搜异字，强凑成篇，无甚深意的。

    刘歆为向之子，与雄同时，亦能为辞赋，然其所作远不如雄之有声于时。歆之影响乃在所谓经学界而不在文学界。

    班固字孟坚，生于公元32年，死于公元92年，扶风安陵人。年9岁能属文，为兰台令，述作《汉书》，成不朽之业。其所作诸赋亦甚为当时所称，以《两都赋》为最著。《两都赋》之结构，甚似《子虚赋》，先言西都宾盛夸西都之文物地产以及宫阙于东都主人之前，东都主人则为言东都之事以折之，于是西都宾为其所服；在文辞一方面，也仍不脱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堆砌奇丽之积习。又作《答宾戏》，亦为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后宪败，固被捕死于狱中。

    与固同时者有崔骃，亦善为辞赋。所作《达旨》亦仿东方朔之《答客难》，其他《反都赋》诸作，今已散佚不见全文。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于班固，亦以能作赋名。王莽时不仕，更始立，衍为立汉将军，光武时为曲阳令。所作有《显志赋》及书、铭等。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生于公元78年，死于公元139年。善作赋。所作有《西都赋》《东都赋》《南都赋》《周天大象赋》《思玄赋》《冢赋》《髑髅赋》等，又有《七谏》《应间》，仿枚乘、东方朔之作。此种著作，在现在看来，自不甚足贵。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诗》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兮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下二节意略同）

    此诗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调是独创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衡并善于天文。为太史令，造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精确异常，可算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家。后出为河间相，有政声，征拜尚书，卒。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约生于公元55年，约死于公元137年。初以赋进，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撰《汉记》。后为乐安相卒。有《函谷关赋》《东观赋》等。其《九曲歌》仅余二句：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下阙）

    却甚为人传诵。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生于公元79年，死于公元166年。为汉季之大儒，但亦工于作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所作以《笛赋》为最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其不朽之作为《楚辞章句》一书，此书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机赋》《荔枝赋》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与蔡文姬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生于公元133年，死于公元192年。为汉末最负盛名之文学者。召为议郎，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免去。董卓专政，强迫邕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最后拜左中郎将。卓被杀，邕竟被株连死狱中，所作文甚多，赋以《述行》为最著。有诗名《饮马长城窟行》者，辞意极婉美：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编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选》录是诗，题为无名氏作，至《玉台新咏》始题为邕作，不知何所据。但当邕时，五言诗的体裁已完美，已盛行，将此诗归之于邕，自然不比将《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归之于枚乘的无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夫亡，居于邕家。兴平中，天下丧乱。琰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子，遣使者以金璧赎琰归。此事曾为不少的戏曲家捉入他们的戏曲中为题材。琰天才甚高，躬逢丧乱，所作《悲愤诗》凄楚悲号，读者皆为之泫然。所叙皆她自己的经历，所以真挚凄婉之情充盈于纸间。汉世之诗赋，不是浮夸的便是教训的（如韦孟之诗），似此诗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极少见的。

    ……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歼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中叙到胡地，下叙来迎归汉。）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诗还有第二首，格调与上所举的一首不同，叙述略简，而情节意思则完全相同，可绝不是一诗的二节，而是两个作者所作的二诗。大约一诗为琰原文，一诗乃为后人所演述者，至于究竟哪一首是原诗，则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诗，亦叙琰之去胡与归来事，情节与《悲愤诗》俱同，仅增加了些繁细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诗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为后人所重述者。我则相信此诗绝非琰所自作；因为她已做了《悲愤诗》，何必更去做同样的别的诗篇？且细读《胡笳十八拍》实不似诗人自己所创作者，而大类乐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辞。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

    此显然不是琰所自说的话。大约琰的故事在当时及其后必流传极盛，于是乐人乃以《十八拍》之新声，演此故事歌唱之。

    《史记》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它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斯，没有奥维德，甚至于没有朱文纳尔与普鲁塔克，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实较罗马的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尤为伟大，他这部书实是今古无匹的大史书，其绚灿的光彩，永如初升的太阳，不仅照耀于史学界，且照耀于文学界。还有，班固的《汉书》与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也颇有独创的精神。荀悦的《汉纪》体裁虽仿于《左传》，叙述却亦足观。故汉代文学，昔之批评家多称许其赋，实则汉赋多无特创的精神，无真挚的情感。其可为汉之光华者，实不在赋而在史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自序）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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