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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大著作《史记》。因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迁之作《史记》，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有分国叙述之《国语》《战国策》，有纪年体之《春秋》，有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为散杂；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叙述古代至战国之前后的。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但其材料亦不尽根据于古书，有时且叙及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的东西。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叙述的骨干，其他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此种体裁皆为迁所首创。将如此繁杂无序的史料，编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真是至艰，其能力真可惊异！中国古代的史料赖此书而保存者不少，此书实可谓为古代史书的总集。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两千年。此书的体裁不唯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其列传则不唯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者、文学者、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而融贯冶铸而为一书，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整的钢铁一样，使我人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大约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且随时加入别处所得的材料。兹举《尚书·尧典》一节及《史记·五帝本纪》一节以为一例：
《史记》此节的材料虽全取之于《尚书》，然于当时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畴”，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鸠僝功”之类，无不改写为平易之今文。观此，仅一小节，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处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史记》虽集群书而成，而其文辞能纯整如出一手，此种改削实为其重要之原因。
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亦极大，有无数的作家去拟仿他的叙写方法与他的风格；而作传记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记》之文字为他们的范本。这种拟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读的。而《史记》本身的叙写，则虽简朴而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为一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
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史记》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书的完整与美丽。
《汉书》
迁卒后百余年，有班固者作《汉书》。《汉书》的体例几全仿于《史记》，此为第一部模拟《史记》的著作。其后继固而作者几乎代有二三人。固书与迁书唯一不同之点在于《史记》为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的，起于汉之兴，而终于西汉之亡。《汉书》共100篇，凡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史记》所有之世家，《汉书》则去之，归入列传中，《史记》之“书”，《汉书》则改名为志。二者之不同，仅此而已。但《汉书》之体裁，亦有不尽纯者。固虽以此书为断代的，仅记西汉229年间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却并叙及上古的人物，《艺文志》亦总罗古代至汉的书籍。尤可异者，则其中之《货殖列传》且叙及范蠡、子赣、白圭诸人。其体例殊不能谓为严整。大约《古今人物表》及《艺文志》皆为《史记》所无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补《史记》之缺。（至于《货殖列传》叙述之淆乱，则不知何故。）《汉书》之文字，叙汉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记》原文，异处甚少，故亦颇有人讥其剽窃。至其后半，则大半根据其父彪所续前史之文，而加以补述增润，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笔。固经营此书亦甚费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诏作史，潜精积思20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为固妹昭所补成，因固死时，此数篇尚未及竟。
传记史书
除《史记》与《汉书》之两大史书外，刘向之《说苑》《新序》《列女传》及韩婴之《韩诗外传》亦殊有一叙的价值。此数书皆为传记一类的著作。
韩婴，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又历官于景帝、武帝二世。婴所专习者为《诗经》 ；汉初传诗者三家————齐、鲁、韩————婴即韩诗的创始者，曾作《诗经外内传》，《内传》今散佚，独《外传》尚存，即所谓《韩诗外传》。但此书却不是《诗经》的注解，乃是与《说苑》《新序》同类的书。“大抵引诗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诗”（王凤洲语）。其文辞颇简婉而美，其所叙之故事，亦颇有些很好的故事在。
刘向前已言其为大编辑者，现在所讲之《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其原料亦皆集之于古代各书，向第加以一番编纂的工夫。
《说苑》共20篇，以许多的片段故事分类归纳于《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之20个题目之下。
《新序》之性质，亦与《说苑》相同，今所传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为《杂事》，第六卷为《刺奢》，第七卷为《节士》，第八卷为《义勇》，第九卷及第十卷为《善谋》。
《列女传》为专叙古代妇女的言行者，其体裁亦与《新序》《说苑》相同，以许多的故事，归之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几个总目之下，每传并附以颂一首。此书有一部分为后人所补入者。后来的人以附有颂者定为刘向原文，无颂者定为后人所补，大抵无颂者都为汉代人及向以后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书，其中故事有许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为戏曲、诗歌的原料；有许多则其机警譬解甚可喜。兹举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说苑》五）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乎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新序》一）
“正史”与“传记”二者之外，古代《左传》式的“编年史”至汉末亦复活。当献帝时，荀悦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此为《左传》的第一部拟著的摹作，此后，类此的著作，便常常地出现了。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人，生于公元148年，卒于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迁黄门侍郎，曾作《申鉴》5篇。《汉纪》虽非他的特创之作，然辞约事详，亦颇自抒其论议。
论文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中国之批评者多重汉之论文，以为浑厚，实则远逊于战国时代————自此以后两千年间，好的论文亦绝难一遇。
最初出现者有陆贾。贾为汉开创之帝刘邦时人，作《新语》12篇，每奏1篇，邦未尝不称善。此书虽至今尚传，然为后人所依托，原书已不传。后有贾谊，曾上治安策于汉武帝，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似较其辞赋为更足动人。今所传有《新书》58篇，多取《汉书》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大约是旧本残逸，后取谊文割裂重编之故。然谊固可追踪于战国诸子之后，自是汉代第一流的大论文家。今举其《治安策》的一节：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景帝之时，有吴楚七国之叛乱。这个时代，智谋之士颇多，如晁错、如邹阳、如枚乘，其说辞皆畅达美丽而明于时势，有类于战国诸说士。
枚乘，曾两上书谏吴王，当时称其有先知之明。
晁错，颍川人，为景帝内史，号曰“智囊”，即首谋削诸侯封地者，吴、楚反，以诛错为名，错遂为这次内乱的牺牲者。错深明当时天下情实，故所说都切当可行，亦当时之一大政论家。
邹阳，齐人，初事吴王濞，以王有邪谋，上书谏之不听，遂去吴之梁，从孝王游。左右恶阳于孝王，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辞甚辩而富情感，读者都能为其所感动。故孝王得书，立出之，待为上客。此种文章，自阳后便不易得见。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儒者，皆曾上书论事，然意见文辞都不足称。同时有刘安者，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21篇，号曰《鸿烈》，即今所谓《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之性质甚似《吕氏春秋》，文辞尚留战国诸子的遗迹，而所论者殊驳杂而无确定的主张。
后七八十年，有刘向，向所编之传记三部，上面已讲过，当时他曾时时上书论时事，亦为大政论家之一，而其见解文辞，却无甚可特述者。其后20余年有扬雄，曾拟《论语》作《法言》，他的见解虽有时可以注意，而文辞中模拟之病甚深，处处都仿效著《论语》之简质的语法，直忘了《论语》是何时代的作品，且忘了《论语》是弟子所记的语录而非孔子所自作的，殊觉可笑；甚至《论语》13篇，他的《法言》亦写了13篇以相匹对，更是无谓之至。与雄同时者有桓宽，曾作一部《盐铁论》，至今尚传，其体裁殊特别，但其文辞亦不足观。
其后40余年，有大论文家王充出。充卒于公元90年间（汉和帝永元中），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曾师事班彪，仕郡为功曹，以数争谏不合去。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遂成《论衡》85篇。《论衡》实为汉代最有独创之见的哲学著作。当时儒教已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而充则毅然能与之问难。他在《问孔篇》上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能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这些话当时更有什么人敢说！又在《物势篇》上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这些话亦是说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辞殊觉笨重而不能畅顺地达其意。这是很可惜的。略后于充者有王符。
王符，字节信，安帝时人。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以讥当时之得失，不欲彰显其名，故曰《潜夫论》，凡36篇，但其言论无甚新意，文辞亦殊平冗。
此后，至献帝时，又有三个论文家出现。
一为仲长统。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生于公元179年，卒于公元219年。性俶傥，不拘小节，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曾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
一为荀悦。悦之《汉纪》，前已述及。其论文集名《申鉴》凡5篇，名《政体》《时事俗嫌》者各1篇，名《杂言》者2篇。
一为徐幹。幹，字伟长，北海人，生于公元171年，卒于公元218年。著《中论》20余篇，传于今者凡20篇。曹操曾屡辟之，俱不应。
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脱儒家的范围，文辞亦无可特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