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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的“诗教”（见《礼记·经解》），正是尖锐地对立着。
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儒家思想，被确定为正统思想，因而儒家所尊奉的经典，也就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成为判断是非、衡量一切的最高准则。汉朝人关于屈原的论争，始终和宗经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刘安、司马迁已开其端，到王逸就发展到顶点。
刘安说《离骚》义兼《国风》、《小雅》，自然是由于《诗》、《骚》同属抒情篇什，两者之间有其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举《离骚》以方经，便大大抬高了它的地位。班固所企图全力加以否定的，也是着眼在这个问题上。前面说过，班固的论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王逸反驳班固，就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照王逸看来，《离骚》之文，不仅得《小雅》怨诽之旨；而且和《大雅》怨主刺上的精神也是相符合的（《大雅》、《小雅》，从经学的眼光来看，有高下之分）；不仅合于《大雅》，而且它的全文都是“依托《五经》以立义”的：
“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这样一来，《离骚》不但“依诗取兴”（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简直是群经的总汇，义兼《诗》、《书》、《易》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干脆在《离骚》的篇名加上一个“经”字，称之为《离骚经》（也可能刘向的《楚辞》旧本就是如此，王逸承用其说）。“经”，是多么尊严的名称，多么的高不可攀！大概王逸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妥，于是解释说：“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见同上）其实汉儒释经，就有训经为径的，这话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正面同于《五经》之名，兜了个圈子而已。洪兴祖说的好：“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见《楚辞补注》）这话深得王逸的原意。
从义兼《风》、《雅》，到尊《骚》为经，说明了在汉朝，通过反复的论争，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的思想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上已逐渐加深，获得了最高的评价。这是问题的一面，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容忽视。问题的另一面是：推崇屈原，托体于经，和宗经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却也产生了不良的副作用。
《离骚》是文学作品，是屈原自叙生平的抒情长诗，论其性质和体制，在《五经》中，除了《诗经》而外，和其他各经并无共同之处。特别是《离骚》的后半篇，驱使风云，运用神话，上天入地，驰骋幻想。对这独特的浪漫主义表现形式，根本就不可能刻舟求剑，解释得太实太死；而况说它处处都原本《五经》，句句都“依经立义”，这岂不是作茧自缚？正因为如此，所以不得强为牵合，连昆仑、流沙的神游，都比之为《禹贡》的敷土了。
王逸之所以提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是针对班固“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话而发的。从论争的方式来看，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在挥戈反击中，他自己却被嵌进了一个框子里。于是他就采用汉儒说经方法来说《骚》。《骚》并不是经，一定要这样做，那自然就会说得格格不入，窒碍难通，反而掩盖了《离骚》作为文学作品的特点了。
三
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在总结汉人关于屈原的论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指出了过去的意见之所以分歧，是由于纠缠在屈原之文是否符合于经义的问题上。他说：“将核其论，必征言焉。”经过一番核实，他认为“同于《风》、《雅》”者有四，“异乎经典”者也有四。这种论证的方法，从表面看来，似乎重复走了汉人的老路，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却突破了汉人的局限，跳出了以经义衡量文学的圈子。
首先，他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历史现象的。所以说：“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楚辞》乃战国时的《风》、《雅》，那就不可能完全按照《诗经》的标准去衡量它，评价它。这是一。
其次，他指出文章各有体制，不可一概而论。《楚辞》既然是“词赋之英杰”，那么它的性质就不同于经典。所以说：“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正因为是“取镕经意”，而不是“依经立义”，才能见出《楚辞》的特点，屈原的独创性；正因为是“自铸伟辞”，而不是因袭陈言，因而和经典异同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其二。
那么《楚辞》的特色，屈原的“自铸伟辞”，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辨骚》开宗明义，就揭示了他的主要论点：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离骚》继《诗经》而起，放射出万丈光芒，和三百篇后先辉映，就在于它是“奇文”。到结尾的地方，刘勰又说：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奇”和“贞”，“华”和“实”，是相对而言的。“贞”，指“规讽之旨”，“比兴之义”，也就是“同于风雅”，是《楚辞》与《诗经》精神相通之处；“奇”，指“诡异之辞”、“怪谲之谈”，也就是“异乎经典”，是《楚辞》所独有的光怪陆离的幻想的形式。“华”是词采；“实”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楚辞》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作品。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丰富的想象和幻想，乃是屈原政治上苦闷与追求理想的象征，是从现实出发的，故云“酌奇而不失其贞”。词采是情感的衣裳，《楚辞》中耀艳而深华的词采，乃是屈原美好品德的自然表现，故云“玩华而不坠其实”。
《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作为全书的论纲，《征圣》、《宗经》阐明“贞”的一面，《辨骚》则标举“奇”的一面，以“奇”论《骚》，而把“奇”和“贞”，“华”和“实”统一起来，不但切合于文学本身的特点，而且初步接触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我们理解屈原作品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颇有启发的。
这样，他就修正并提高了王逸的论点，把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