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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论诗，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论诗绝句。四句一首的绝句诗，每首可以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为组诗，又可以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运用起来，是最为灵活的了。
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如人们所熟知的元好问、王士禛、袁枚等人的作品；而最早出现，创造性地运用这一形式的则是伟大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杜诗中有关论诗的话虽然不少，但都很零碎，有了《六绝句》，我们就不难观其会通，较全面地理解杜甫的文学思想、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
《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就内容来说，似乎两者有区别；可是它的精神，却前后贯通，互相联系，这六首诗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绝句》的第一首论庾信云：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这诗指出庾信后期文章风格更加成熟注82，健笔凌云、意境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所谓“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正可与此相印证。那么，当时那些指手画脚，嗤笑指点庾信的人，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根本不理解庾信；因而“前贤畏后生”这句成语，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两首论初唐四杰。前一首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诗文，没有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轻薄为文”，是人们讥哂“四杰”之词。如《玉泉子》所说，“时人之议，杨（炯）好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骆（宾王）好用数对，谓之算博士”（见《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注引），即其一例。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后一首说：
纵使“卢王操翰墨注83：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过去有关这诗的解释，极多歧异，我以为郭绍虞同志的说法最得原意。他说：“此诗本承上一章言。时人之讥哂四子者，每谓其轻薄为文，正以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耳。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当时文体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固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一个转折。意谓即便如此，然而四杰能够以纵横的才气，驾驭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仍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注84 。
这三首诗，用意很明显：第一首是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第二首是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必须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上。第三首指出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就，从相对的意义来说，都有大小高下之分；然而秋菊春兰，各自芬芳，彼此原不相掩。所谓“作者皆殊列，声名岂浪垂？”（《偶题》）我们应该具体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是这三首诗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上面。
为什么在古往今来大量的作家中，杜甫单单提出庾信和初唐四杰呢？为什么在评论庾信和四杰的时候，一则曰，“不觉前贤畏后生”，再则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三则曰，“历块过都见尔曹”，措辞如项庄舞剑，意有所指呢？这话的背后，显然有个对立面的存在；而它的性质，则关系到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对六朝文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魏、晋、六朝这个漫长时期，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而趋向华彩的一个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个时期内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颜之推所说：“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见《颜氏家训·文章篇》）。“踵事增华”，本是文学发展中一种必然的现象，演进的痕迹，非常明显。正因为在魏、晋、六朝有了这种演进，才给下一阶段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我们试想：没有永明的新体诗，到唐朝，就不可能有今体的出现；没有六朝人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唐代各体诗歌在语言艺术上也就不可能达到如此成熟的境地。其间传统继承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六朝文学，一般地说来，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曾反复地讨论到情和文、文和质的问题。等到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加淫靡而萎弱了。
完美的形式，应该说，可以更好地表现充实的内容。六朝的某些诗人，其作品内容贫乏，甚至腐朽空虚，自有其社会、阶级的根源，和整个六朝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一回事；可是过分重视形式技巧，也往往会导致忽视思想内容，两者又是容易有所偏废的。因此，唐代诗论家对于前一时期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经过了长期反复的过程，由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人们所强调的往往也就难免偏于某一个方面；而认识得最为全面的，则是杜甫。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明确地指出了唐代诗歌发展的方向。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陈、李对于六朝文学，是不惜加以猛烈地抨击的。矫枉必须过正，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不如此，就不足以扭转一时的风气。陈、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在于此。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见《古风》）这类过激的言论，在当时来说，是有其现实的战斗意义的；然而却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种流弊。这流弊，即元稹所说的“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务华去实”的风气纠正了，有些人又不免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把六朝文学全盘加以否定，而且对新兴的今体诗不感兴趣。例如和杜甫晚年曾经有过接触的《箧中集》中的诗人孟云卿，就是只知道学习李陵、苏武，而无取于建安以下的作者注85。不仅孟云卿如此，一部《箧中集》根本就没有选律诗，而且入选的诗篇，全都是质朴有余，词彩不足，读起来，使人索然乏味。杜甫的《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元结的《箧中集》编于前一年的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元结在书的序言里认为“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极力反对声律，指斥当时流行的“指时咏物，会谐丝竹”的诗歌为“污惑之声”。尽管他有他的看法，然而这种“好古遗近”的态度，总不能说不是一种偏向。
这正可以看出当时诗坛的风气，也可知道《六绝句》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当然，杜甫所说的“后生”、“尔曹”，指的是那些胸中并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寻声逐影之徒。
了解了这点，则《六绝句》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为什么就以庾信为讨论的对象；杜甫的用意，也就不难窥测了。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和谐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朝人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了。不难想象，正因为影响大，所以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杜甫当时的人是怎样嗤点庾信，限于现存文献资料，无法具体地知道；可是，从初唐令狐德棻所说，“子山之文，……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见《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简直把他看作词坛祸首，文苑罪人。可见对“好古遗近”者来说，以庾信为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初唐四杰，虽然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而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当陈子昂、李白提出“建安风骨”，复古的风气盛行以后，回过头从另一角度来看，王杨卢骆的“当时体”，自不免有其时代的局限；而就给“好古遗近”者以“劣于汉魏近风骚”讥笑的口实了。
二
从庾信到四杰，这条线索非常分明，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个焦点，针锋相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意见在《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出来：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今人”，指的是近代的作家，亦即前面三首所说的庾信和四杰这一类的人。他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的意思；“必为邻”，反之，也就是说，不应该加以疏远、菲薄。在杜甫看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的语言尤其是最精粹的语言，诗歌的艺术锻炼，首先得从语言下功夫，“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六朝诗人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所以杨万里说：“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书王右丞诗后》）杜甫在《偶题》里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诗歌的语言随着内容而日益丰富，日益精美，飞腾的气势，自然会动荡为绮丽的余波。历代作者之所以自成体貌，自具规模，就是在不断地吸取前人的成果中使得诗歌的体制日益完善的。他在《宗武生日》一诗里，告诉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理”，指的是行文之理，亦即萧统在《文选序》里所说的“沉思”“翰藻”之义。这些，都可看出，他对诗歌的语言艺术是如何地重视！
“清词丽句”，“余波绮丽”，指在六朝时候发展起来的丽词和声律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杜甫和李白的态度有着显然的不同。李白说：“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他所向往的是“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同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杜甫则“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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