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为六绝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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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宗武》），“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对诗律的研究，从不丝毫放松。两人持论的不同，由于着眼点的各异：李白以起衰自任，所谓“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见孟棨《本事诗》引）有些话，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其实，尽管他的诗如天马行空，不受一切格律的束缚，尽管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然而他又何尝不有取于“清词丽句”，不借鉴于六朝文学的新成就？杜甫就看出了他在理论和创作上这一矛盾，所以一则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再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比拟的都是六朝诗人。虽然李、杜论文没有留下记录，可是从上面这些话里，杜希望和李“重与细论文”（同上）的言外之意，却完全可以体会。

    李白的着眼点在于破，破则放言高论，冲决藩篱，扫除障碍，不能有所顾惜；杜甫的着眼点在于立，立则必须把理论建设在一个更全面、更细致、更为广博而坚实的基础上，因此，首先强调的是诗歌的语言及其艺术形式的问题。他密切地注意到今体诗发展到他那个时代，即将定型而结成丰硕的果实，古、今体诗并行不废，将更好地表现不同的内容，丰富诗歌的式样；而“贯穿古今，缕格律”，则是落在他身上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力崇古调，兼取新声。“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是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的。

    那么，杜甫之不废六朝，是不是仅仅有取于其“清词丽句”，或者说，杜甫对诗歌艺术的要求，仅仅停留在“清词丽句”上呢？则又不然。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彩丽竞繁，兴寄都绝。”这话是就一般情况来讲，是从六朝文学不良倾向的一面而加以否定的；但具体地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又何尝都是如此。清朝的包世臣说得好：“六朝虽尚文彩，然其健者，则缓急疾徐，纵送激射，同符《史》、《汉》，貌离神合，精彩夺人。”（《再答杨季子论文书》）就拿人们所极力嗤点的“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的庾信来说，大家所能够看到的只是绮縠纷披，宫商靡曼；而杜甫在《六绝句》里，则明确地指出除了“清词丽句”而外，他还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一面；四杰的“龙文虎脊”，词彩也不仅止于清丽。举一反三，这话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在这种启示下，杜甫提出他对诗歌艺术风格的看法。

    由本以达末，杜甫不主张“好古遗近”，废弃六朝；循末以返本。他认为，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清词丽句”像“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注86，写出的只不过是词彩鲜艳、格律精妍的诗篇，虽然也足以赏心悦目，然而风格毕竟是浅薄的。必须是恢宏气度，扩展心胸，纵其才力之所至，有如掣鲸鱼于碧海，创造出一种雄伟非常的意境。这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为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自足以跨越前人，压倒当世了。杜甫所祈向，乃在于此。所谓“沈郁顿挫”（见《进雕赋表》），所谓“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所谓“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就是指这种风格而言的。他说，“诗看子建亲”（《奉怀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自比于子建，正因为“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的缘故。

    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上攀屈、宋，才能自铸伟辞。他在《偶题》里慨叹“骚人今不见”；在《咏怀古迹》里，追慕宋玉的“文彩”，低徊于其“江山故宅”；此诗谓“窃攀屈宋宜方驾”，更指出《楚辞》的精彩绝艳，是六朝“清词丽句”的导源，也是千古词人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的逸步，正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就不至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杜甫对诗歌艺术的要求，把“清词丽句”提到怎样的高度；而在肯定六朝“清词丽句”的同时，也贯彻着批判的精神。这精神充分地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两句话里。

    伪和真相对而言，是个抽象的概念。在文学艺术方面，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很难找出一个具体衡量的客观标准。杜甫说的“伪体”，自然有所实指，可惜我们无法知道；然而他所提出的原则，则表现一种卓越的见识，是探本穷源，一针见血之论。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以为原诗的语意，非常明白：“未及前贤”的“前贤”，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也包括庾信和四杰在内。“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正因为如此，所以黄茅白苇，弥望如一，大家都是一样，谁也不比谁占先，无疑地“未及前贤”了。“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二句，指出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以乱真，所以下文紧接着说，要加以“别裁”。很显然，创造和因袭，是杜甫看成真和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尽管人的才力不同，风格各异，然而“就使一滴露珠，照映在太阳光里，也呈现无限多样的色彩”，它那新鲜活泼的精神，是不可汩没的。庾信之“健笔凌云”，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唾余，傍人门户，无论剪彩的纸花或复制的赝鼎，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那么，堆砌辞藻，落入齐、梁后尘的，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分别，而无古今的成见。钱谦益说：“自古论诗者，莫精于少陵‘别裁伪体’之一言。”（《徐元叹诗序》）这话是探骊得珠之论。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继承和创造，在杜甫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无所不师而无定师。这话有好几层意思：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无定师，则不囿于一家之言，一偏之见，虽然继承传统或借鉴别人，但并不妨害自己的创造。此其一。只有能“别裁伪体”，才谈得上“转益多师”；否则真伪不分，胸无定见，根本就不知何所师，更不知如何“转益”。这是二。无所不师而无定师，必须是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那么吸取的同时，也就有所扬弃。这是三。批判与接受、创造和继承相结合，熔古铸今，把自己的艺术修养建筑在一个广博深厚的基础上，这乃是“转益多师”的精神之所在。杜诗中评论到古代和近代以及同时的作家，不胜枚举，其“乐取于人以为善”的态度，无一不是从“转益多师”出发的。然而从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的提法中，不难看出节而取之的微意。杜甫不是全盘接受论者。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怀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下笔有神”，正是“转益多师”，含英咀华的结果。作诗到了“下笔有神”的境地，则七宝楼台，弹指既现，无论“翡翠兰苕”的清丽，抑或“鲸鱼碧海”的瑰奇，如地涌泉，遇境即际，无施而不可了。

    陈子昂、李白以及后来的白居易的反对六朝，也是为了“别裁伪体”；但他们惩羹吹齑，不免将整个六朝文学的成就一笔抹煞。杜甫和他们持论不同，就在于“转益多师”这一点上。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惜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其用意则在于提倡以风雅为典范的反映现实的文学传统；《六绝句》的结论，也是归于“亲风雅”。从终极的意义来说，不同的艺术见解，却又殊途而同归。不过杜甫的途径，要比他们广阔得多。

    三

    杜甫的诗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高度的统一，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杜甫论诗，则多半是艺术经验的总结，谈到艺术方面的比较多，谈到思想方面的比较少，《六绝句》就是这样的情况。但这是否意味着杜甫重形式而轻内容，把艺术放在第一位呢？当然不能如此机械地去理解。理论不是个什么架空的东西，绝不能离开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创作来看问题；而且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阐明，没有理由要求嵌在一个统一的格式里。那么，在《六绝句》里，杜甫全面阐述了他的艺术见解之后，归之于“亲风雅”，其宗旨所在，也就无容费词了。不过，以诗论诗，词简义精，限于体制，究竟不能像散文那样的明白晓畅，因而后来笺释纷纭，歧义百出。其中摭拾一端，割裂取义；甚至不顾原文，任意歪曲的也大有人在。如明朝的杨慎说杜甫所谓伪体，是指“以无出处之言为诗”（见《升庵诗话》），即其一例。

    正因为《六绝句》是杜甫诗歌艺术经验的总结，所以《六绝句》里的理论和杜甫的创作实践也就结合得特别紧密；从杜甫的创作实践来印证他的理论，问题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有一段话很重要。他说：“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所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里指出的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伟大成就，无异于给《六绝句》的时代意义作了很好的说明。张戒也说杜甫“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岁寒堂诗话》）。钱谦益则认为，“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韩之《南山》，白之讽谕，非杜乎？若郊若岛，若二李，若卢仝、马异之流，盘空排奡，纵横诡谲，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为杜者，无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则果位也，诸家则分身也。”（《曾房仲诗序》）杜甫全面地总结前人诗歌艺术的成就，奠定了各体诗歌的体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风格，适应于各类各式的题材，给后代诗人以无穷的启发，这和他在理论上好古而不遗近，务华而不去实，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而以方驾屈、宋，接近《风》、《雅》为指归是分不开的。

    杜甫的时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一个完全成熟的时期。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集论》里，曾用“文质取半，风、骚两挟，语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来概括盛唐诗歌的成就。总的说来，这话是符合于实际的，虽然《河岳英灵集》里没有选录杜甫的诗注87。但倘若运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具体作家，则各有短长，互为伸屈。就拿和杜甫齐名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在诗歌格律方面的建设，就是他理论和创作上薄弱的一环，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降低对李白的评价。真正能够全面体现这个时代成就的只有杜甫一人。杜甫所以伟大，乃在于此。我们必须从他的理论来看他的创作实践，再从实践来印证他的理论；而《戏为六绝句》则是他诗论的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