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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耕者如何能够有其田
在十几年以前，我曾在《清华学报》里，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从佃户到自耕农》。在那篇文章中，我曾作下列的结论：
（1）佃户是乡村中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我们如要为他们谋福利，当设法使他们成为自耕农。
（2）美国的佃户，有许多靠自己的力量，便升为自耕农的，但中美的情形，相差太远，中国的佃户，如无外力的帮助，很难改变他们的身份。
（3）丹麦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结果使国内佃户的百分数，从42％，降低到10％，此举中国颇可效法。
（4）中国如实行丹麦的政策，有三点仍须注意。第一，政府应效法爱尔兰减租的办法，使地主肯将土地出售。第二，应以东欧各国的成例为鉴，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的价格，俾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购买土地所需之款，应由政府全部借给农民。至于此种款项之来源，或由政府举债，或发给地主以土地债券均可。政府借给佃户购地之款，利息应低，可由佃户将本息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
十余年的光阴，匆匆的过去了。佃户的地位，似乎没有什么改良。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各方面的人士，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的人，逐渐的多起来，土地改革的方案，我们也看到不少。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我愿意对我上面所述的第四点，便是如何使耕者有其田的步骤，作以下的修正。
（1）佃户的租额，应照土地法上的规定，以375‰计算。
（2）地价应规定为现租额的七倍，由佃户分七年交纳，取得土地所有权。
（3）在佃户尚在清偿地价的时期内，田赋仍由原土地所有人交纳，佃户同时不向地主另交地租。
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在清偿地价的时期内，佃户与地主之间，地主与政府之间，所有的支出与收入，都没有变更，所以社会上一点骚扰也不会引起。可是地主与佃户心里都很明白，七年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便要转移了，地主可以从容的另谋生路，不致张皇失措，佃户想到不久担负便要减轻，心中必定感到很大的安慰。
此种改革，一方面可以提高佃户的生活程度，另一方面，可以消灭一个在生产过程中已无功能的地主阶级，使他们另谋生计，由不生产者变为生产者，所以对于整个的社会，185是有利的。
二 只变动生产关系而不变动生产力不能算是根本的改革
中国佃户的百分数，根据南京金陵大学卜凯等的调查，张心一先生的估计，以及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都不算是很高。概括的说，中国的佃户，在农民中，只占30％左右。假如上面所提的办法实现，那么七年之后，这些佃户，便都变为自耕农了。
自耕农的生活程度，是否比佃户高得很多？中国全国的农民，假如都是自耕农，农村中是否便会繁荣？凡是在乡村中住过的人，或者在乡村中做过调查的人，或者有亲戚朋友在乡村中当自耕农的人，对于上列的问题，恐怕不会给一个肯定的答复。中国的自耕农，现在的生活是苦的，以前也是苦的。假如农村中的生产力没有重大的变更，他很难希望脱离贫苦的日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描写过中国自耕农的生活。《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治魏时的自耕农生活如下：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岁收畮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
现在的自耕农，与李悝时代的自耕农，其生活程度有何差异？他一年收获所得，除了交税、祭祀、衣食等的花费之外，是否还有很多的剩余？我们只要放眼观察一下，就知道二千余年以来，自耕农的生活，实在是没有进步，没有可以值得羡慕的。
这种生活，在生产力没有变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他加以改进的。中国古代的仁君，最多只能做到薄赋敛。薄赋敛的结果，也只能使这些自耕农生活不致恶化而已。这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是难能而可贵，但是这种典型的中国自耕农生活，如与近代文明国家的自耕农生活相比，相去实有天壤之别。
近代文明国家的自耕农生活程度，所以能够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握着新的生产力。曳引机及其他新式农业机械，是新的生产力的象征。有了这种新的生产力，一个农夫，可以耕种的田地，便扩充了若干倍。我们用人力与兽力来耕种，所以每一个农夫，只能耕种3或4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采用或局部采用了机械耕种的国家，农民所能耕种的面积便扩大了，如德国的平均农场为22英亩，瑞典为25英亩，丹麦为40英亩，美国为174英亩。在这样大的农场上，收获自然非小农场所可比。因此这些国家的农民，以其收获所得，除了交税，除了满足衣食住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可以作教育、医药卫生、娱乐、旅行、交际、慈善事业及储蓄之用。他们生活程度之所以提高，因为他们有大农场，用机器耕种，每人的收获量丰富的缘故。
三 如何变动农业中的生产力
我们为想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使其可以与文明国家的农民相比拟，非变更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可。
可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之内，提倡中国农村改革的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用心思的。只有这次抗战胜利之后，善后救济总署的主持者，才大胆的在农业机械化一问题上，作初步的尝试。现在有好些省份，如河南、浙江、湖北等省，都得到了一些曳引机，作开垦荒地的工作。我于1964年的11月，曾到过湖北京山县的罗汉寺，参观那儿合作农场上曳引机的工作。我同农场上的技术人员谈话，知道罗汉寺一带的土地，在抗战期内，已有六七年没有耕种过了。野草的根，入土很深，如用牛耕，每日只能犁地2亩，但用曳引机，每日可以犁地约100亩。因为机器的效率高，所以京山合作农场，开垦2万华亩荒地，共拟招收400家农户，每户可以分得农田50亩。50亩这个数目，比较长江一带的平均农场面积，至少要大二倍以上。所以将来合作农场上的农民，其生活程度，一定可以比普通农民要高些，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京山农场，是在荒地上建筑起来的，所以没有地权的问题。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如欲推行农业机械化，许多困难的问题便发生了。
第一，农业机械化之后，需要农户的数目便减少了，这些多余的农户安插到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细碎的农场，像目前中国乡村中所呈现的，并不适于机械的使用。为使曳引机可以发挥其作用起见，现在的农场，应当如何合并？
第三，假定农场已合并了，参加工作的人，其土地权的收获及其个人工作的收获，如何计算？
这几个问题，在理论上都是需要解决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才可以实现。
四 农业机械化的步骤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农业机械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以少数的农民，来耕种中国的已耕地。在已耕地并不减少而农民数目减少的条件下，每一农民的收获量，自然增加，因而他的收入，他的购买力，他的生活程度，也就自然随之而提高。所以曳引机到了农村，引起一部分人民的离村，乃是我们所想达到的目标，不必惊奇。我们所要考虑的，乃是这些剩余的农民，应当安插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答案，是把他们安插到别的职业里。因此，农业机械化，应当与中国现代化或工业化同时进行。我们应当计划，假如在下一年内，新兴的工业、矿业、交通业、运输业，以及其他的职业中，需要若干人力，我们便以等于这些人力的曳引机，送到农村中，去换出农民来。这样的办，农村中的生产力不会减少，因而到别的职业中去的人民，在粮食上也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在别的职业中，因为这批生力军加入了，生产便会加增，事业得以发展，结果一定可以使全国的收益加增。这个办法，并无新颖之处，欧美与苏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的移动，都是从农业转到别的职业，我们不过采用他人已经走过的途径而已。
我们在此要特别指出的，就是这儿所提出的农业机械化办法，乃是一种渐进的办法，由局部的机械化，以至全部机械化的办法。我们所以不主张农业立刻全部机械化的原故，一因曳引机不是一下就可以造得出许多部的，但是如欲中国的农业全部机械化，大约需要250万部左右的曳引机，其他的机械还未计算在内。这一大笔资本，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创造出来的。其次，即使我们能够弄得到这么多的曳引机，我们也不应马上采取全部机械化的办法，因为如采用这种办法，马上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根据别个国家的经验，农业以外的职业，吸收人口的能力，在短时期内，是有一定限度的。原因是就业机会的产生，由于资本的加增，而资本的加增，无论是利用外资，或自己积蓄，都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每一种实业中，不加增资本，而加增就业的机会，只有在降低生产效率一个条件下可以达到，而降低生产效率，是与社会进化背道而驰的，为我们所不愿意采取。美国自1910年至1930年，农业以外的就业人口，从2570万人，加至3830万人。在20年之内，加了1250万人，平均每年只加60余万人。苏联自1926年至1939年，工人及雇员的总数，除开就业于农林渔业的不计外，从830万人，加至2460余万人。在13年之内，加了1620余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5万人。假定我们的工业化，其速度可与苏联相比，也就是说，假定我们每年可以从农业中提出125万人，参加别种职业的生产，那么我们每年送到农村去的曳引机，最好每年只能代替125万人的工作。多造曳引机，只有使工农的就业人数失调，不是妥当的办法。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场时，没有顾到这一点，以致曳引机到了农场之后，一部分的农民，无法安插，结果只好打破社会主义的信条，对于加入集体农场的农户，每户分配私有农场一英亩左右，以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其闲暇。在集体农场上是用新的生产力，而在私有小农场上，还是利用旧的生产力，即人力及兽力。由此可见农业全部机械化，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我们因此应当作长时期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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