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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桢

    诸位同学,这次中央任命本人来担任本校校长。我个人以前对大学教育虽也有相当渊源,但近年潜心研究事业,深恐对于这样重大的责任,不胜负荷,因当局责以大义,才毅然来担任了。今天与诸位同学第一次见面,就来略谈本人办学的主要方针,和我对于本校与诸位同学的希望。

    明了往史与现势二条件

    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可是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固然绝不能忘了本国民族的立场,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本校诚然是国立的大学,可是办在浙江,所培植的学生又多数是浙江人,诸位将来又大致多在浙江服务,所以我们也应得注意本省学术文化的背景。

    浙江的开化与学术的发达

    我们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联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践的故地;他那兴国的事业,雪耻自强的教训,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脑际。自东晋民族南迁,五代时吴越钱氏保浙,于是浙水东西开发日广,浙江文化与江南相并进。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这其间既然发生许多极有贡献的学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业与捍卫,明代于谦的定边与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复运动,常以一省的人文关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见本省的特殊精神。这些远的姑不具论,只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学术史中,我们就可举出两位杰出的人物。

    黄梨洲和朱舜水

    他们承晚明败坏之余,而能矫然不阿,以其宏伟的学问、光明的人格,不但影响浙江,且推及全国,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响不限一时,而且及于身后几百年,这就是我们共知的黄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黄梨洲因为图谋抗清复明,被清廷指名缉捕至十一次之多。匡复之谋不成,乃奋志著述讲学。他那部《明夷待访录》,包含了浓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卢梭的《民约论》一百年,实为近代民权思想的先觉。他所至讲学,著述极富,弟子光大其教,影响吾浙学风甚深。朱舜水与梨洲是余姚的同乡,并且同是复明运动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运动起义,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复明就不回国,因此终其身于异国。那时日本人已传入我们浙江大儒王阳明先生的学说,他的伟大人格也就引起他们的重视。日本宰相德川光国尊之为师,讲学论艺,启导极多。所以梁任公先生说,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致力学问与以身许国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因为他们并不仅为忠于一姓,推其抗清的热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及详说浙江其他伟大的学者,单说这二位先贤,已足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们所以报国的模范。我们生在文化灿烂的中国,又是生在学术发达先行足式的浙江,应如何承先启后,以精研学术,而且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

    中国目前环境的艰危

    其次讲到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有知识有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国家情势的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已到了最严重的危机。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风习之不振,较之明清间更有过之。现在国内诚已统一,可是野心家不愿见我们的统一进步。他们可说是抱着“两重标准”的观念来任意行动。所谓“两重标准”,从前是指中国社会里的男女道德问题;因为本着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所以法律容许男子纳妾,而风教强迫女子于夫死守节,这可说是两重标准。现在国际间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应知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致,而有积久的自取的理由。人和别的生物一样,一定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否则就趋于衰败或归淘汰。现在这世界是机械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研究,虽有深远的渊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兴学以来也继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学,充实国力,大学生固然应负极重大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组织和系统的精神。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组织,可是中国社会的旧习惯与此很难契合。中国人民积习最喜个人放任无拘的自由,试问我们以散沙一盘的许多个人来和有组织有规律的现代国家对敌,必无胜理。

    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

    今后我们的问题,就是:“个人的自由要紧呢?还是全民族自由要紧?”我们大家对此应加以深切考虑。如果明白了“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们就必须以实心实力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浙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都极重要,浙江大学的学生就“目前的环境”一层上着想,尤应刻苦砥砺,才无负本省过去光荣的地位,与今后神圣的使命。

    以上就过去历史和目前环境两方面来讨论中国和浙江省的地位,来证明本校所负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而同时也将我对于本校教育方面的宗旨和趋向说明了。现在再从学校教科等各方面来略说我个人的意见,并且就此提及我们今后想走的途径。

    教授人选的充实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我们中国之有现代式的大学,虽还只是近四十年间事,但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南宋国子监就是在杭州城西纪家桥,而万松岭的万松书院,到清代改敷文书院,源深流长,并可见浙省渊源之早。书院教育,最有“尊师重道”的精神,往往因一两位大师而造成那书院的光彩。例如讲到白鹿书院就令人联想到朱晦庵,鹅湖书院就因陆象山讲学而出名。近代的大学也正是如此。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出名,就因为J.J.汤姆逊、卢瑟福几位教授。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学生去研究哲学,就因为有了J.罗伊斯、桑塔亚那、W.詹姆斯诸教授的主讲。俄国出了一位巴甫洛夫教授,使俄国的生理学闻名于世。所以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育人才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现在中国的大学太缺乏标准,但几个著名的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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