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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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大学也多赖若干良教授而造就甚宏。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术感情日增，甚至到终身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

    本人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尤希望学生对于教师，必须有敬意与信仰，接受教师的指导，方能发挥教师诲人不倦的精神。

    图书仪器设备的重要

    其次讲到设备。人才诚然重要，可是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得图书设备的重要，而且会扩充合用的图书；也惟有丰富的图书，方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简言之，人才与设备二者之间是必然辅车相依，相得益彰的。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教授学生欲利其研究，必须充实其图书仪器各项的设备。现在中国许多大学有一共通的弊病，即在经常费中，教职员薪给之比例太高，而图书设备费的比率太低。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有优良教授也无所施其技，且设科太繁，或职员人数太多，结果连一个院或系都不能健全发展。我们听到一部分大学近年颇致力扩充其图书馆，固为可喜的现象，然而图书究是一般的贫薄。据我所知，除清华大学藏书廿八万余册，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各约二十七万册，北京大学二十三万册，已算最多。次则中央大学、金陵、岭南、南开也都在十五万册以上。此外则图书在五万册以上的大学，已是寥寥，甚至还有图书不及万册的也居然称学院或专校了。我们若就欧美举一二个例，柏林大学图书馆藏书达二百万册，且得普鲁士邦立图书馆（藏书二百五十万册）的协助。哈佛大学图书馆现有图书三百七十万册，去年一年增加新书五万余册。可惜中国大学多不知重视图书之充实，而犹诩然自负为“最高学府”。19世纪英国文学家加莱尔说：“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公共图书馆尚且如此，大学图书馆自更有高尚的学术价值了。所以我以为大学经常费，关于行政费应竭力节省，教职员薪金所占不能超过70%，而图书仪器设备费应占20%或至少15%。本校因扩充成立为时尚近，听说图书仅六万册之谱，虽说省立图书馆近在咫尺，可助应用，但那边究以旧书为多，所以专门的中西文新书以及基本名著，本校实大有充实之必要。本人已在考量扩充图书馆的地位，下年度起并将谋增加购书经费。就是各系仪器，也当陆续添补，以发挥增高研究实验的效率。至于如何酌减学生上课的时间，促进利用图书馆和自由研究的习惯，或增进教师对学生课外的指导，凡此种种，还得和各教授共同研究，力谋以图书馆实验室来辅助大学教育的成功。

    校舍的最低标准

    复次，是校舍问题。我们对于现今社会之过重屋宇的建筑，固然有些怀疑；如大学校舍已有相当基础，而竟不知充实设备，只求大规模的兴筑新宇，我曾谓为是缺乏办学的常识。可是一个大学的环境原也重要，相当完整的校舍也是决不容忽视的。我今天视察了本校文理学院、工学院房子之后，才觉得浙大校舍需要改建和添建的迫切。大概要建筑校舍，第一需有具体的计划，计划既定，步步进行，这样建筑的形式，才能调和，而不致相互枘凿。第二，房屋要求其坚固合用，最好更能相对的顾及美观，但不必求其讲究奢华。目前全国各国立大学中，浙大的校舍恐怕要算最简陋；除一小部分外，大都是陈旧不整齐而且不敷应用。郭校长在任的时期，在华家池新建了农学院新舍、文理学院里的新教室和其他几所小房子，终算立了相当的基础，但为适应目前的需要，修建的要求还很迫切。现在中央财政的艰绌，在此非常时期中教育经费开源诚极不易；然而一个大学，如欲使其存在发展，最低限度的校舍建筑是不可少的。我此刻确已感到校舍修理和增筑的必要，此后自当设法进行临时费，从事规划，以逐渐实现最低限度的本校校舍，改善诸君读书的环境。

    贫寒子弟的求学机会

    为了奖励贫寒好学的子弟，我已订定了在本校设置公费生的办法。对此一事，我以为有极充分的理由。在从前科举取士及书院通行的时代，中国的教育可还说是机会均等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听到由寒士登科而成名立业的，在清代书院养士制度下也造就了不少的贫寒子弟。自从学校制兴，有学费的明白规定，情形就渐渐不同了。近来国民经济的低落，与学校收费及生活费的提高，恰恰成了反比例，因此这问题就更见严重。中国读书已非每年五十元或一百元不办，等到一进大学，每年连个人日用有需四五百元以上者，至少也得要二三百元之则。大学变成有资产的子女所享受，聪颖好学但是资力不足的人家完全没有同样机会。这样的教育制度，不但是对人民的不公允，并且因为埋没了许多优良青年，对于社会与国家更是莫可挽回的损失。我以为天才尽多生在贫寒人家，而贫困的环境又往往能孕育刻苦力学的精神。所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使能续学，实在是一国教育政策中之一种要图。

    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

    关于诸同学的学业指导和人格训练的各方面，个人虽还有许多意见，可是匆促之间，不能充分讲明。不过有一点在此刻不能不一提的，就是希望诸君能运用自己的思想。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大学生不应仍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或者常赖被动的指示，而必须注意其精神的修养，俾能对于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虑、自动的取舍之能力。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感情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今后赖许多教授的指导和人格感化，希望诸位更能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肯作轻率浮动的行为。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总之，我希望诸位同学要深切体念在今日中国受高等教育者的稀少，因此益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具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一个学校的健全发展，自然有赖教授校长之领导有方，同时尤需要全体学生有深切的自觉与实际的努力。

    本人愿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而要达到相当的成功，必然期待诸位的合作和努力。

    （原载于1936年4月25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