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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

    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观的成分。这就是说,美涵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此所谓不能,也不是事实的不能,而是理的不能。人所不能赏识的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人所不能感觉的颜色,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说一性质有主观的成分,并不是说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可以随人的意见而变动,例如说方之性质,没有主观的成分。红之性质有主观的成分,但甚么是方有一定的标准,甚么是红也有一定的标准。血是红的,不是色盲的人,看见血都说是红。美也是如此,美虽有主观成分,但是美也有一定的标准。如其不然,则既不能有所谓美人,亦不能有艺术作品。不过我们也承认,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本来没有分别某种颜色的能力。对于这些人就没有某种颜色。这些人我们名之为色盲。有色盲,也有美盲。

    不过没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可以言语传达的。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不可以言语传达的。我可以言语告诉人甚么是真,甚么是善,但不能告诉人甚么是美。我可以说,一个命题与事实相合,即是真。一个行为与社会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说,一个事物有甚么性质是美。或者我们可以说,凡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性质是美。但是那一种快感是甚么,亦是不能说的。我只能指着一个美的事物,说这就是美。但如我所告诉的人,是个美盲,我没有方法叫他知道甚么是美。此正如我可以言语告诉人甚么是方,但不能告诉人甚么是红。我只能指着一个红的东西说,这就是红。但如果我所告诉的人是个色盲,我没有法子叫他知道甚么是红。

    美学所讲的是构成美的一部分的条件,但是对美盲的人,美学也是白讲,因为他即研究美学,他还不能知甚么是美。正如色盲的人,即研究了物理学,知道某种长度的光波是构成红的条件,但他还不知甚么是红。

    风流是一种美,所以甚么是可以称为风流性质的内容,也是不能用言语传达的。我们可以讲的,也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已经知道甚么是风流的人,经此一讲,或者可以对于风流之美,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风流的人,经此一讲,或者心中更加糊涂,也未可知。

    先要说的是:普通以为风流必与男女有关,尤其是必与男女间随便的关系有关,这以为是错误的。我们以下“论风流”所举的例,大都取自《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但其中很少说到男女关系。当然,说男女有关的事是风流,也是风流这个名词的一种用法。但我们所谓风流,不是这个名词的这一种用法的所谓风流。

    《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不过冒充名士的人,无时无地无之,在晋朝也是不少。《世说新语》说:“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这话是对于当时的假名士说的。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如此简单。我们于以下就四点说真风流的构成条件。

    就第一点说,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世说新语》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刘孝标注云:“《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有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作达”大概是当时的一个通行名词,达而要作,便不是真达,真风流的人必是真达人,作达的人必不是真风流的人。真风流的人有其所以为达,其所以为达就是其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晋人常说超越,《世说新语》说:“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世说新语》说:“郗太傅(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惟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又说:“庾小征西(翼)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雅量》)王羲之闻贵府择婿而如不闻;庾翼于广众中,在妻及岳母前表演马术,坠马而意色自若,这都是能不以成败祸福介意的。不过王羲之及庾翼所遇见的,还可以说是小事;谢安遇见大事,亦是如此。《世说新语》说:“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能如此,正是所谓达,不过如此的达,并不是可以“作”的。

    就第二点说,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知识。洞见亦简称为“见”。此“见”不是凭借推理得来的,所以表示“见”的言语,亦不须长篇大论,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表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语,是风流的人的言语。《世说新语》说:“阮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文学》)《世说新语》亦常说晋人的清谈,有长至数百言数千言,乃至万余言者。例如:“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濛)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言,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文学》)支道林谢安等的长篇大论,今既不传,是不惋惜的。但何以不传?大概因为长篇大论,不如名言隽语之为当时人所重视。《世说新语》谓:“客问乐令(乐广)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又说张凭见刘真长,“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座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文学》)“言约旨远”,或“词约旨远”,是当时人所注重的。真风流的人的言语,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风流的人谈话,要“谈言微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若须长篇大论,以说一意,虽“文藻奇拔”,但不十分合乎风流的标准,所以不如“言约旨远”的话之为人所重视。

    就第三点说,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乎是很奇怪;但从妙赏的观点,这些行为,亦是可以了解的。如《世说新语》说:“王子猷(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伊)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诞》)王徽之与桓伊都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目的在于艺术并不在于人。为艺术的目的既已达到,所以两个人亦无须交言。

    《世说新语》又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稽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晋人本都是以风神气度相尚。钟会稽康既已相见,如奇松遇见怪石,你不能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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