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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赋、词、曲都是韵文，相对而言的非韵文，分为散文和骈文。
散文的句法，长短不一，比较接近口语的形式。骈文的句法，讲究排比齐整，字义虚实相对。如“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一双四字句及六字句，两两相对，这就是骈文，其他形式的普通文章都是散文。这个散文和现代所说的散文定义是不同的。
六朝盛行的骈文，由赋蜕变而来。骈是对偶的意思，骈文以四字句、六字句相间成文，所以又叫四六文。骈文的定义，骈文家们各有判定，认为骈文包括“骈字”、“骈句”、“骈意”等形式，不仅四六文而已。“骈字”即两字重叠而成的语汇，例如“窈窕”、“参差”、“苗条”、“流离”、“夭夭”等，或双声相重，或叠韵相重，或同字相重。如果不重叠，音节就不明显，读起来不悦耳。所谓“骈句”，不仅包括四六句，只要是排句，都包括其中了，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这也算骈句。至于“骈意”，则凡文字有几层意思，分几段排列写出的，都是骈意。
这样算来，不但韩、柳、欧、苏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章脱不了骈文的范围，便是白话文也有许多是骈文了。这一定义过于宽泛。骈文虽不限于四六，但句法整齐、字义虚实相对这两个原则，必须具备，才算是骈文，如八股文、对联，都合于这两个原则，因此都是骈文。至于其他的骈句，就不能叫骈文。骈字和骈意，更不能算是骈文独有的特点。
骈文是六朝才产生的。周、秦、汉代的文字，不过是散文中间有排比的句法，或韵语，或连续数节文字的结构偶然相类似，这与后世的骈文不同。古代文书流传困难，常常要凭口耳相传，所以有可能把句子弄整齐些或做成韵语，以便记忆及传诵，但这种构造并无一定格式，绝不能和四六文或八股文相提并论。
自唐朝以来，散文被很多文人称为“古文”，这个名词也容易让人误会，因为今人看来，过去的文章，无论骈文、散文，都是古文。
了解了唐朝散文家们的文体革新运动，就不会误会了。唐朝承继六朝之后，骈文盛行，初期文学家如王勃等，都是骈文大家，中唐以后，刘知几作《史通》，陆贽上奏本，都是用骈体，所以，韩愈等想要改革当时的文风，就不得不提倡汉魏以前司马迁时代的写作形式了。
所谓“古文”运动，并不是复古，而是有积极的创新性。散文这一名词，过去和现在也不尽相同。现在的散文，指的是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体裁，不包括小说，更不包括文学以外的议论文；而过去所谓散文，是包括这些文字以及非骈体的应酬文章。
周秦汉的散文
文学的产生从诗歌开始，因而汉以前的纯文学只有诗歌，至于散文，都是记事说理的实用文章，其中文辞优美的，算是杂文。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五经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根源，北齐的颜之推也赞同这一观点，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清时的曾国藩，都推五经为古文范本。用现在的文学观点来看，五经中只有《诗经》是文学，其他或是史书，或是占卜书，其中又包含了一些民谣谚语、故事或小品文，可视为杂文一类。
经书以外谈哲理的诸子百家的著作，也被视为文学，特别是《庄子》，包含了许多的寓言，为人们所推崇。《战国策》收录了很多纵横家们的生平事迹，这些辩才们的文章，以议论的形式加入许多故事来说理，抑扬顿挫，算是策士文学，也是后世论说文的初祖。
历史文学中，《尚书》时代最古老，文体古奥，后改为之乎者也的文体，即改用当时口语的白话形式，可视为古代的文学革命。《尚书》以后，《左传》、《国语》是历史文学中的早期佳作，汉朝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彪、班固、班昭接力完成的《汉书》。哲理文学除《庄子》外，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颇有文学意味，还有《荀子》、《老子》、《孟子》等，也被后世推崇，不过《孟子》文体近于策士文，《荀子》则语言平实，较少文学特征。汉朝时，西汉的董仲舒、扬雄，东汉的王充都创作了很多哲学散文，其中扬雄的文章最有文学意味。
此时的策士文渐变成了辞赋与疏表议论文。如邹阳《上梁王书》，贾山的《至言》，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晁错的《论政治书》，仍保留了一些周秦文章纵横捭阖的作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宏的《贤良策》，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文风变得平实了许多。除以上提到的人外，西汉的散文家还有淮南王刘安、东方朔、刘向、刘歆等，著《史记》的司马迁为第一。后世归结其作品有三大特色：第一，情感丰富。第二，人物描写生动。第三，语言采用俗语方言，文辞不古奥。东汉散文家还有蔡邕，以班固影响最大。散文发展到东汉，形式渐趋齐整，内容不及西汉的生动，已见六朝文的端倪。
唐宋八大家
唐朝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了两个文学名词：骈文和古文。
明时学者选出了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
唐朝政治稳定以后，经济发展，社会事态趋于复杂，专讲形式之美而内容贫乏的骈文，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当时佛学思想经典的大量输入，引起儒家的哲学兴趣，而经义注疏之学因政府提倡而兴起，呆板浮华的骈文已不能满足这些说理或解释的文字的需要了。古文运动因此应时而生。
古文运动的主帅是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后世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东汉至唐初，文学日渐偏于形式美，最后完全成为风云月露的文字游戏，不能观照现实。韩愈提倡古文，以“文以载道”的口号反驳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以继承先秦、西汉的文学传统为号召。
韩愈的这一主张并不是复古。他所提出的“古文”，是从骈体解放出来的自由活泼的散体文字，这种形式的解放，北周时已有萌芽，如苏绰的《大诰》，文笔朴素。后来的隋文帝曾下诏禁止浮艳文字，提倡实录。唐初陈子昂、李华等也不满骈文，以散文形式创作。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到了韩、柳所处的唐代，古文运动便成熟了。
韩愈的创作以议论文为主，纯文学作品不多。文风雄浑奔放，抒情散文《祭十二郎文》是代表作。柳宗元多作山水游记和寓言故事，如寓言《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三戒》等，都是很好的散文，精致隽永，大约受周秦时代《山海经》及《水经注》的一些影响。除他二人外，提倡古文的唐朝人物还有李翱、张籍、皇甫湜等。
宋朝第一散文作家是欧阳修，抒情代表作有《泷冈阡表》、《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岘山亭记》等。其他五大家，都是欧阳一手提拔的，但他们很少作文艺类的散文，其中苏轼的作品比较突出。“三苏”都擅长议论说理，有着策士文的风采。苏轼偏好研究《孟子》、《庄子》和《礼记·檀弓》，苏洵喜欢研究《战国策》和《韩非子》，著作当然受其影响。除这些人外，宋朝古文运动第一人是柳开，后有苏舜钦等。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还有司马光、范仲淹等人。宋朝还有程颐、朱熹等理家学的语录体，也是用白话写就，明朝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是仿的这种体裁。语录体原是佛家所创，古文家们觉得浅俗，不屑于应用。
明清古文家
宋明间的散文作者，只有金的元好问比较有名。明清时期的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有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稍后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作文章称台阁体。台阁体过于平庸肤浅，因而有李东阳及李梦阳、何景明的两次复古运动，即所谓的“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李东阳主张复唐宋的古，李梦阳与何景明主张复秦汉的古。这种复古，实为拟古，缺乏创新精神。后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继承之。
唐顺之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根据此书加以圈点评论。归有光评点《史记》，提倡所谓古文义法，替清朝的桐城派开了一条路。归有光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不加赞同。另有徐渭所作的文章别具一格，理学家王阳明也自成一家。后来又出现了所谓“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世称“三袁”，作风幽怪诡异，浅俗诙谐。竟陵人钟惺、谭元春认为公安体太浅俗，故意创造一种孤僻的文体，号竟陵体。民国时期的幽默派林语堂，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为号召，形成一种文白夹杂的文体，插说俏皮话，受到时人的欢迎。
举世公认的明代散文代表人物是归有光，最擅长写家庭生活，代表作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项脊轩志》、《见村楼记》、《野鹤题壁记》。
清朝初年有几个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朝亡国的伤痛，写作的散文较为动人。魏、侯二人与汪琬，世称“清初三家”。其次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此外还有彭士望、邵长蘅、施闰章、姜宸英、朱彝尊等，都有些文名。
清中期的文坛，为桐城派所独占。桐城派确立于姚鼐，源于方苞。方苞是安徽桐城人，讲求古文义法，散文平正温雅有条理，后来他的同乡刘大櫆、姚鼐将他的文风发扬光大，于是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声誉。姚鼐是桐城派大师，文章以韩愈为初祖，认归有光和方苞为近世楷模。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都是姚鼐在钟山书院讲学时的弟子，这些人都学习他的文章，并将所学传授给门徒或朋友，因而桐城派文人势力很盛。清末的曾国藩也学习桐城派文章，但略有变化，后来还有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译著家严复、林纾等继承之。同一时期与桐城派相对抗的有“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为首，还有张惠言、李兆洛等，不过势力不如桐城派。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响而产生的，和桐城的主张没有差别，文章也大同小异。自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大部分散文作者都跟风桐城派，后期则受曾国藩的影响更多。
古文义法
所谓义法，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作文的写法。桐城派讲古文义法，实际是受到唐宋人的理论，特别是明朝人评点古文的影响。方苞曾说：语录中之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之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宜入古文。这是消极方面的义法。
姚鼐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文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而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刘大櫆说：“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姚、刘所说，是积极方面的义法。
曾国藩更说得清楚，他认为作文以“行气”为第一条件，其次为“造句”，再次为“选字”，至于这三件事的标准则有两个，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个条件的连贯性，说“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
古文评点家们总结了几种古文笔法。在篇章结构或修辞上，有所谓起、承、转、合，有所谓起、伏、照应；有所谓抑、扬、顿挫；并且定出了许多公式。章太炎看不起唐宋古文及桐城派，提倡魏晋文，但他写字必依《说文解字》，曾说作古文方法，是将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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