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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可以省略的字尽量删削或改用最简单的字,最后必得高古的句法。

    这种种义法,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不能自由发挥。古文在唐朝,原本是一种新鲜活泼的文体,但发展到桐城派,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打破古文义法的重重限制,采用活泼自由的文体,才能适应现实人们的需要。

    六朝文

    三国时的吴,晋时的东晋,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都建都金陵,偏安一隅,称为六朝。六朝在江南景色秀丽、风物富饶之地,士大夫生活浮华奢靡,在文学创作上逐渐形成了唯美主义的骈文形式,以六朝最盛,因而也称六朝文。在骈文初起的三国两晋时代,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都是可注意的文章。

    南北朝时期也有几个散文家,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及《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著名的骈文作家有: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任昉、徐陵,北朝的温子升、邢邵、庚信、王褒等,徐陵和庾信开创了六朝文的最高峰。

    在骈文时代,所有文章一律都用骈语完成,无论是书信词赋,还是论说公文。汉代的赋,到这时变成了骈语的小品文,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鲍照的《芜城赋》,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骈文成就最高的徐、庾二人,以庚信地位更高。

    庾信本是南朝人,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庾信一方面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一方面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所作《哀江南赋》等作品,哀感动人。

    六朝文在唐朝初年还是文坛主流,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唐初四杰”。王以《滕王阁序》著名,骆以《讨武曌檄》著名。王侯中的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也是骈文作家,文章号称“燕许大手笔”。

    骈文时代走唯美路线,艺术至上。沈约提倡“为文必协宫商”,主张音调之美。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言中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才可算“文”。当时骈文、诗都是“文”,散文则为“笔”,由此可见散文在当时不受重视。

    骈文唯美主义的产生,是由于魏晋玄学清谈派颓废思想的流行,超现实的佛教思想的输入,汉魏辞赋传统作风的发展……各种因素汇合而成,而胡骑南侵,政治上苟安一隅,也是这种思潮形成的诱因。

    四六文

    六朝时的骈文,因形式在变化发展中,未曾固定,因而有些雅丽自然的趣味。唐朝时,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定了型,声律、对仗都有一定规则,用典很多,所以唐以后的骈文不如六朝文活泼。

    唐朝的陆宣公李贽,他所写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能够流畅表达而无刻意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行文如流水。

    宋朝开始,骈文有“四六”的讲究。北宋有欧阳修和苏轼两个古文家,南宋有骈文作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作骈文。汪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

    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考生“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所以十分受重视。明朝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而考试用的“八股文”却是骈文的一种。清朝除八股之外,擅长一般骈文的人有很多。清中期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这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嵩、毛奇龄、袁枚、吴锡麒、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闿运、张之洞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用骈文。如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多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

    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作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许多材料。如胡天游去世后,家人发现他床下有十竹篓的资料。这表明骈文和“灯谜”、“酒令”一样,成了一种文字游戏。清人热衷于各种文字游戏,如“诗钟”及“对联”,都与骈文相关。

    八股文

    八股文也称制义,又叫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总共包括八股,所以称八股文。“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际,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创的“制义”并不“八股”,只是用经书上的话来命题作一篇论文,不一定对仗整齐,引证譬喻也不必废除,牵涉到题目下文,也不犯忌。但有的考生不自觉地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八股文的格式,是明宪宗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才确定,并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戊戌变法之后,才随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的形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得比较详细。这里只说说它的三个基本特点。

    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

    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

    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

    这就要求应试者有过硬的基本功,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还要经过由破题到大结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依据各种题目作文。作文时,要在一定字数、结构、句法、句数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文,且又要有新意,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因而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

    除八股文外,科举还得考“试帖诗”和“律赋”。试帖诗是五言排律的体裁,篇末必须“颂圣”,说几句恭维当时皇帝的话。律赋是一篇有韵的四六文,所用的韵,由出题人限定。这几种作品,虽是国家明令提倡的,却向来不被文坛重视,无论古文家还是骈文家的集子,绝不收录。

    客观而言,八股文为朝廷选拔人才确立了一定标准,但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务,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对联

    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楹联等,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对联是从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在中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如先秦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等。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汉赋的创作。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古代时,人们在门上悬挂两块画着神荼、郁垒二神的桃木板,以为能压邪去灾。相传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寝室门板的桃符上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蜀梼杌》),这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对联文字长短不一,短的仅一个字,长的可达几百字。如:

    一字联:墨(对)泉

    这是最经典的一字联。‘墨’字上部为‘黑’字;而‘泉’字上半部分为‘白’字。各属于颜色的一种,且词义相反。两个字的下半部分别为‘土’和‘水’又都属于五行之一。

    二字联:春花(对)秋月

    多字联:书童磨墨墨抹书童一脉墨(对)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

    对联形式多样,有正对、反对、流水对、联球对、集句对等。但不管何类对联,使用何种形式,都必须符合一定规则:

    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平仄相合,音调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

    词性相对,位置相同。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复。

    与对联紧密相关的横批,可以说是对联的题目,也是对联的中心。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

    宋、元、明各代,对联稍稍流行,到了清代则十分盛行。道光年间,梁章矩著有一部《楹联丛话》,收录了许多联语。郑燮、纪昀、曾国藩都是联语的名家。曾国藩作的挽联尤为著名,如他为弟弟曾国华作挽联:“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与曾同时的彭玉麟,集唐人诗句题泰山云:“我本楚狂人,五岳寻山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对得何等工整,而又显得自然,文字游艺的巧妙,可见一斑。

    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的人也作白话文对联,清华大学曾以对对子考试学生,可见对对子已成了中国文人的积习,其实这也是骈文遗留下来的纤巧作风,这种中文语言的独特艺术形式,现今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〇〇五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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