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守九江，一面分兵复向上游进攻；到一八五五年二月，武昌复为太平军所陷（此为第三次攻陷）。太平军此次攻陷武昌后，据守的时间颇长（至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始被胡林翼所恢复）。在此时期内，湘军颇受了十分的艰苦；曾国藩在江西，常被江西的巡抚掣肘，九江又未能攻下，去湖南的根据地又远，交通既不方便，又时被阻遏，接济十分困难。时清廷因武汉失守，乃依曾国藩的推荐，令胡林翼署湖北巡抚谋恢复，曾国藩令罗泽南分兵援湖北，与胡林翼合攻武昌，经年未能下，罗泽南战死于洪山。江西方面，曾国藩孤居南昌，南昌以外各州县，大都皆为太平军所攻陷；曾氏又求援于胡林翼。胡氏既要图武汉，又要分兵援救江西，因此武汉益难攻下。
南京附近各地，因受向荣的所谓江南大营所威胁，到一八五六年五月顷，太平军一军由南京冲出，一军由镇江方面西进，两面夹攻，遂把江南大营攻破，向荣负伤，以部将张国樑死力救护，得逃至丹阳，因伤病殁：所谓江南大营第一次瓦解。清廷旋命和春继任钦差大臣，领其残余部队，再图整理补充。
此时太平军在上游既能固守武汉，在天京附近又能将向荣打倒，算是能维持一点局面了；但是天国朝廷的内部，发生大变化了。由永安所封的五王，到南京时，只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三个大首领。天国的大权，全操于东王杨秀清一人之手，杨氏把天王当作傀儡，表面上奉之为天父下降的神圣，一切朝臣不许与天王直接相晤，谓恐亵渎天王的尊严；对于韦昌辉、石达开二人，则令之出征，不使留居天京；于是天王渐成为孤立的偶像。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后，所谓“外宁即生内忧”，杨秀清以为天京的危险从此去了，可以大乐了，便想取天王之位而代之。天王见杨氏势焰日逼，不能忍受，阴令人招北王韦昌辉回天京，密防杨氏。韦昌辉久不满于杨氏之所为，得天王密信，便由江西回天京，乘杨氏不备，杀杨氏及其全家，并捕杀杨氏的党羽无数。韦氏把杨氏杀了以后，专横更过于杨氏。石达开本来也是不满于杨氏的，闻变，由鄂皖回天京，见韦氏屠杀过惨，颇不满意；韦氏以为石氏也是杨党，想把石氏也杀了，石氏见机离去南京，韦氏遂杀石氏之全家。自此，天京内人人自危，天王更不自安，乃密令杨氏余党捕杀韦昌辉，招石达开回京。石氏回京后，朝臣都希望他柄政；但是天王经过杨氏之乱后，恐怕石氏也将和杨、韦一样的专横，不敢信任；表面上推重翼王，请其翼赞天国，实则异常疑忌他；天王的两位哥哥洪仁发（封为安王）、洪仁达（封为福王）和一班亲戚佞臣包围天王，教他不要再把大权交与别人。石达开知事不可为，离去南京，谋另辟新天地；于是天国的大权全落于洪氏亲族戚党及一班小人之手。这是一八五六年秋冬间的事。到是年十一月，武昌也被胡林翼攻克，太平军又失去长江上游的根据地；湘军得胡林翼坐镇于武汉，根据地渐趋巩固；两方的胜负，至此略定。
第二时期 此时期两方面争斗的重心，移于赣皖；太平军失势于赣，在皖省的势力尚能维持；而在南京附近，又以李秀成之力第二次摧毁清廷的江南大营，扩其势力于苏、常：是为此时期形势变化的大概。
清廷方面，胡林翼恢复武昌后，一面整饬吏治，培养民力，一面扩充军实，以为进图皖赣两省的基础；自此，湘军后方的根据地由湖南扩展到湖北。不过曾国藩于此时期之初，即一八五七年春间（咸丰七年二月），因父丧由江西回籍，在家守制，至次年五月始再出任事。在曾氏守制的期内，湘军的中心人物实为胡林翼；胡氏的职位为湖北巡抚，上面还有一个两湖总督，为满人官文。胡氏初因官文既无能力，又复滥耗财赋、任用私人，极不满于他，想上奏参劾他；后因胡氏幕友阎铭敬的谏阻陈说，乃转采利用官文的政策，极力与他结纳，于是官文成为胡氏的傀儡。清廷对于胡氏言听计从；胡氏的事权既归划一，地位也日益巩固，湘军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太平天国方面，石达开离去南京后，天国的朝廷失去活动的中心人物，于是有两位后起之秀的人才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为天王所拔擢。二人之中，犹以李氏为重要，他几乎成为维持残局的唯一大人物。李秀成出身的经过，据他自己的供状，大略如下：父名世高，母陆氏，生秀成及弟明成二人，家极贫苦，以种山帮工度日；秀成八岁至十岁时曾随舅父读书，十岁后即随父母庸工求食以度日；二十六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拜上帝。太平军起，焚民舍，裹胁居民从行，秀成全家无所依止，乃从太平军行。由广西出时，秀成为兵卒，攻陷南京后，始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胡氏带兵攻庐州时，始授秀成为二十指挥。天京内讧，军事无胜任之人，经朝臣查选，秀成乃与陈玉成（时为十八指挥）同被擢用，封为地官副丞相。这就是李秀成出身的经历（李氏后又被封为合天侯，进封忠王；陈氏被封为成天豫，又进封英王）。陈、李二人被擢用的原故，完全因为军事没有人能够担负；二人虽被授以军事，只有打仗的责任，没有主持朝政的权力。内外实权皆操于天王兄弟仁发、仁达之手；天王的佞臣蒙得恩结托仁发、仁达窃据大权；陈、李二人皆须受蒙氏之调度；纲纪沦乱，人心因此解体。据秀成供状说：“此时各人皆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者，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李秀成见大势危岌，上奏苦谏天王，劝其“择才而用，定制恤民，肃正朝纲，明定赏罚，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二王”（李氏供状语），反被黜革。李氏再上奏，得陈玉成等援助力争，始恢复李氏职爵。这是此时期之初天国方面的情形。
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活动，陈氏以在安庆上下游的江北岸为多，李氏则兼顾天京内外附近各要地，驰驱于江南江北不定。湘军的健将李续宾于一八五八年四月，攻克九江，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次第丧失，湘军渐次并力图皖。时石达开活动于赣南、闽、浙交界各州，另求出路；曾国藩于九江克复后一月，因清朝督促，由家再出，受命援浙，驰至江西境，浙势稍安，又受命援闽；未几，石达开由赣南入湘南，有将由湘境窜入四川之势，曾氏又受命防川。曾氏再出后一月余（一八五八年即咸丰八年七月），胡林翼又因母丧丁忧回湘。十月，图皖各军大败于三河，李续宾及曾国华（国藩之弟）等皆战死。清廷因于是年十二月再起复胡林翼回鄂抚原任，督师图皖。从是年夏秋间至次年（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夏秋间，湘军一部分因在三河大受打击，曾国藩所部的一分，因援浙援闽防川的方向不定，而太平军方面得李、陈二人的合力奋斗，又与皖北的捻军相联络，他们在江西的势力虽然丧失了，而在皖省的势力依然能够维持，安庆仍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曾氏受命援川后，旋因石达开在湖南宝庆被击退（石后由湘南转入黔桂边境，谋取四川，在川边被擒），乃在鄂境与胡林翼合议，定计并力图皖，于是陈玉成渐有措手不及之势。
南京附近，自向荣的大营溃败后，和春继任钦差大臣，驻江南，依向荣的旧将张国樑之力，把所谓江南大营整理补充，实力渐就恢复。张国樑原名张嘉祥，本来也是广西的会党首领，因与洪秀全宗旨主义不合，曾在广西浔州别树一帜，向荣前在广西剿匪时，张氏受了向荣的招抚，将他的徒党收编成军，勇悍异常，渐成为向荣的中坚部队，向荣所以能经久维持一点势力。及向氏败死，和春接任钦差，张国樑又是和春的股肱心膂之将，而所谓江南大营者，仍以张氏的部队为中坚。故江南大营，表面上是清廷的经制军，实际上所以能经久存在于江南，牵制太平军的活动的原故，还是靠着一个汉族受招抚的会党首领，率领一班强悍的会党作大营的柱石。和春倚张国樑而得势，因将江北大营的继任主持者德兴阿参劾罢职，江北军务统由江南大营主持（江北大营日久无功，常倚江南之救援，故和春参罢德兴阿），于是江北大营之名不存。太平军方面，陈玉成围困。李秀成困极计生，知道所谓江南大营的饷糈供给，全靠杭州、苏州等处（此时苏州为江苏巡抚驻在地，故极重要），乃用兵法上所谓“攻其所必救”的策略，分兵四出扰乱各境，自率一军直攻杭州，陷其外域，和春果派重兵援杭。李秀成知江南大营兵力已分散，乃由杭州秘密退兵，猛扑江南大营，张国樑抵御八昼夜，不能支，和春、张国樑皆战死。江南大营全军覆没。李秀成乘胜进攻常州、苏州，皆无抵抗取得；于是天京围解，天国的朝廷复安。这是一八六〇年春间的事（咸丰十年闰三月）。
第三时期 江南大营第二次破毁，所以成为第二期与第三期划界的事变，因为此事发生后，两方面的情形，都起了一种大变化：
在清廷方面，自和春、张国樑死后，不再派钦差大臣去恢复江南大营的机关了。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弃常州不守，被苏抚徐有壬所奏参，徐氏殉难于苏州，何氏逃上海，被清廷革职拿问。清廷议江督继任人物，咸丰帝想用胡林翼，肃顺以宗室亲贵入值军机处，建议说：“胡林翼在湖北甚得手，未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则上下游皆得人。”曾国藩遂被任为两江总督，旋又命兼任钦差大臣并督办江西军务（次年又命统辖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军务）。前此清廷的军队势力，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上游的湘军，一个是江南的大营；现在只有湘军的一个中心势力了，于是军事的计划渐归统一。前此曾国藩仅仅是一个督办军务的在籍侍郎，没有地方长官的职责，也就没有统筹地方事务的实权，处处受人牵制，朝廷内部又有祁雋藻一派的人忌刻他，幸喜在湖南有一个骆秉章，在湖北有一个胡林翼，作他的后援，才得支持起来一个局面；现在既有兵权，又有地方长官的实权了，肃顺又极力推崇他，在咸丰帝前作他的靠山，咸丰帝自此便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全权交与他。这是清廷军事势力与事权集中的一个大变化。所以江南大营的消灭，在清廷反为一个良好的转机；左宗棠听说和春、张国樑失败，便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他答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疲，岂足讨贼！得此一番洗荡，后来者庶可措手耳。”事实果不出其所料。不过曾氏受命不久后，便发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避往热河的大事变（在一八六〇年八月），曾国藩、胡林翼又想带兵北上勤王；幸英法和议旋即成立，曾氏未至动摇。
在太平军方面，前此李秀成为江南大营所牵制，不得向长江下游发展；和春、张国樑战死时，上游的安庆尚为太平军所守，皖省方面尚有陈玉成负责支撑，李秀成因得并力向长江下游发展，苏浙两省遂成为李氏活动的大舞台。这又是天国方面一个好的转机。但是这个转机已来迟了，李秀成方在向上海方面活动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姓李的（鸿章）对头了。
李秀成占领常州、苏州后，分兵沿江东下，数月之间，破江阴、吴江，取昆山、太仓、松江等县，又分兵入浙，取嘉兴等县，次年（一八六一年），攻陷杭州省城；于是苏浙两省的各名城，十九皆为太平军所有。李秀成的行动，与前此太平军各首领的行动大异：前此的太平军，专以掳掠粮食、财物运往天京为务；李氏所至，对于居民则十分抚恤，对于士绅则百计延揽，对于死难的清吏及家属，则加以礼遇并保护周恤。他在苏杭两处的行动，尤为人民所敬服。假使以前其他太平军的举动都是如此，天国的命运必不至如是的短促；可惜太平军中只有一个李秀成，而李秀成的出头又太迟了。
李秀成抚定苏浙各要地后，他的目的便注集于上海。上海为东南财赋集中之地，太平军不能早早占领，虽因受江南大营牵制的原故，但也不能不归咎于洪天王部下的人才没有眼光。太平军取得南京后的几个月，有一个三合会支派的首领、广东人刘丽川，招集各会党二千余人闯入上海县城，清吏或逃或死，县城遂为刘氏所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外人皆严守中立。刘丽川派人到天京接洽，天京朝廷查知刘氏等为三合会党，不是信奉天主的同志，置之不理。清军攻围上海县城，竟不能下；因为清军侵犯外人的中立，且为英美水兵所逐。此时外人对于太平军甚怀好感；假使太平军中有人收刘丽川为己用，一面增派重兵驰赴上海，援助刘氏，一面善用外交手段，取得外交上的援助，上海未尝不可成为天国的重镇。乃竟置之不理，坐观清军围攻上海县城，延至十七个月之久（并有法国兵援助清军）。一八五五年二月，刘丽川始因粮尽溃围而逃。此后的上海，遂成为苏省殷实商民逃避兵乱的“桃花源”，又成为苏省财赋的策源地。及李秀成进图上海，内外商民栗栗危惧，此时外人对于太平军的观感也变了。旅沪苏人及殷富商民，乃招募义勇队谋自卫；英、美、法等国的旅沪投机军人，遂为华商所雇用；由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领导，组织一种义勇军（即后来常胜军的基础），谋抵抗李秀成的进攻。但是这种义勇军终没有防止李秀成侵入的力量。到一八六二年，旅沪苏绅钱铭鼎，代表上海商民在安徽求援于曾国藩，上游的湘军也次第东下，李秀成便没有取得上海的机会了。
曾国藩于受任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后，驻军皖赣两省交界地的祁门，屡为太平军所困，令其弟国荃围攻安庆，到一八六一年八月，始将安庆攻陷；捷报至清廷，咸丰帝已于前月崩驾于热河；胡林翼也在攻陷安庆后，病殁于武昌官署。清廷以安庆既克，便要曾国荃带兵去援苏浙，国荃以攻取南京为目的，说：“金陵为敌之根本，急攻金陵，敌必以全力来援，而后苏浙可图。”曾国藩从其言，便命国荃进攻南京，以援浙之任委之左宗棠，援苏之任委诸李鸿章。
左宗棠前在湘抚骆秉章幕府主持湘政，为人所忌，受了都察院的奏劾；因郭嵩焘、肃顺、曾国藩、胡林翼内外互相应援，得以保全，并被命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屡立战功，授太常寺少卿；安庆攻克后，遂以曾国藩的疏荐，受命督办浙江军务，归曾节制，旋即受为浙江巡抚。李鸿章本为曾国藩的门生，曾在安徽与吕贤基举办团练，又曾入皖抚福元修幕府，不得志，乃往依曾氏，受曾氏训练既久，曾氏见其才气伟大，乃保奏于清廷，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膺封疆重寄”。及钱铭鼎由上海到安庆来求援的时候，清廷也催促曾国藩令饬其弟国荃带兵赴沪；曾国藩遂请以李鸿章带兵驰赴下游（并继续请令李氏署理江苏巡抚，在李氏出发后），得旨许可，曾氏遂命鸿章往淮南招募淮勇数千人，悉仿湘军编制训练，又选湘军宿将程学启、郭松林及湘军一部，并授李统率，是为后来淮军的基础。一八六二年，上海商民雇用外国轮船十艘，并饷银十八万两，到安庆迎接援师，李鸿章遂于是年三月率领全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军已逼南京驻屯雨花台；陈玉成于安庆失守后奔走皖北，在是年春间为捻首苗沛霖所诱，被擒于寿州；于是李秀成孤立无助，上下不能兼顾，天国的末运逼近了。
李鸿章以新编成军的劲旅，又得华尔等所组织的义勇军（后名曰常胜军，华尔战死后，由白齐文统率；白齐文不受节制，李鸿章解其职，另用英人戈登统率；白齐文投入李秀成部下）为之援助，参用西方新式军械，把李秀成在上海附近的势力以次扫去，渐渐进逼苏州。两李方在下游拼命角斗的时候，天京的形势日趋危急，洪天王急如星火的督促李秀成回救天京；秀成乃以苏杭之事分交部下诸将，自回天京。他知道天京已无保全的希望，劝洪天王舍弃天京，率众闯出，别图根据地，洪天王不从，且严责秀成说：“朕奉天父皇上帝及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主，独一真王，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外出，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这与王莽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可算是同样的自己骗自己，以宽解自己。他以为还是在永安州被围的时候一样，不知道此时的神权精神已经失了作用了。李秀成无计可施，纠合内外诸将猛攻雨花台，曾国荃屡濒于死，卒能固守不动。秀成见天京之围没有可解的希望，又往苏州；及抵苏，苏围亦急，各守将因天京朝廷举措乖方，渐渐解体，知苏州亦无可救，又回天京，劝洪天王弃天京他走。李氏再离苏，苏州即降于李鸿章，是为一八六三年冬间之事。一八六四年，左宗棠陷杭州，天京外援皆绝；四月，洪天王仰药死，诸王扶其子洪福为天王；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李秀成翼卫洪福溃围出，中途相失；秀成被擒于城北涧西村，洪福落荒至江西，后在江西石城县被擒，太平天国颠覆。
五 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的原因
太平军所以失败，湘军所以致胜，有几种原因：
第一，就军略上说，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的安全与否；到了他们想谋根据地安全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湘军的方面，曾国藩、胡林翼辈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进展，对于后方安全的问题一点不放松。这是胜败所系的一个关键。
第二，就政策上说，太平军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民；等到李忠王想要治地抚民的时候，已经不容他有展布的余暇了。曾国藩有一个骆秉章和胡林翼，分任上游治地抚民的事务。这是胜败所系的又一个关键。
第三，就人才上说，太平军的战将，固然不少，兼有政治才干的人实在是太缺乏；杨韦之乱后，以一石达开而不能容；李忠王确实是一个有能力、有心性的人才，但天京朝廷一切皆为洪氏的家族亲戚所把持，而彼等又皆贪污庸碌，无知无能，以一忠王立于群小环视之中，真所谓“一木安能支大厦”。湘军的战将，固然未必优于太平军，有政治才干知识的人，则远非太平军方面所可比；曾国藩在战争的前半期中，固然也受过地方疆吏的掣肘，后来渐渐取得清廷坚固的信任，运用他自己观察人才锐敏的眼光，将他所认识的人才尽量拔擢，各如其才器之大小短长，分布适当，使各人皆能发舒其所长而无遗恨。这是胜败所系的一个重要关键。
第四，就主义上说，太平军的种族主义，既已被神权主义所吸收，褪了颜色，失了效力，而所持的神权主义，又不合于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对神观念。湘军的名教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加以曾国藩、罗泽南一辈人的鼓舞激励，自然非太平军的神权主义所能抵抗。这是胜败所系的又一个重要关键。
最后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洪秀全辈的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曾国藩辈的名教主义精神是真的（此处所谓真假，不是指主义本质上的真假，只是指信奉主义者精神上的真假）；换言之，前者只是利用神权，假托神权，对于神权并没有真实的信仰，不过借此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欲望；后者却是真实的信仰名教，诚心诚意的要维持名教，并不是利用名教、假托名教，来图达别一个目的。主义的对不对，又属别一个问题；假的和真的斗争，假的一定失败；因为真的精神，始终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信仰，而假的精神，实际等于没有精神，没有信仰，安能保持他人的精神信仰？两方面的真假何从分别呢？可用事实来证明：
先就曾氏一面说：曾氏被命帮办团练时，初因母丧不肯出来，经朋友再三解说出来后，不久又遭父丧，终于回家去守了几个月服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末节，但在他却是力求不背于名教的举动；屡次为清廷立功，屡次辞受清廷的褒赏；清廷屡次畀以重权，屡次退让；南京恢复后，他立即请将湘军遣散。这些事实，虽然是他避免清廷疑忌、避免他人嫉妒的小心办法，但也不能不说他是力求言行相顾的人。我们不能说他的同僚个个是同他一样的人，但至少也有几个主要的人物，与他的精神相差不远的，或是受了他的熏陶的。
再就洪氏方面看：他们说自己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兄弟，结果弄到兄弟相杀；他们说女子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姊妹，结果天王役使宫婢至二三百人，有妃嫔至六十余人，其他诸王的妃妾无不多至半打以上。这是基督教义所许的么？这是得了天父的同意的么？他们说一切土地、财物是天父所赐，应该人人共享的，结果诸王和洪氏的家族贵戚人人囊橐丰盈，而南京城内的苦百姓弄到食甘露；到了危急的时候，李忠王劝导诸王侯蓄有钱财的人，向外购屯粮食，结果非有洪氏家族亲戚所发出的执照，粮食不能入城，这是天国共产制所规定的么？关于天国的腐败情形，中国官书及其他中国人的记载批评，或者有故意诬蔑他们的处所；欧美人士起初是对于他们表同情的，请把当时欧美人士的报告批评节译二三段附录于后，以证明他们的主义精神的虚假。
一、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一年），英前香港总督文翰（Sir.G.Bonham）考察南京情形后，对于英国外务大臣克林敦（Lord Clarendon）的报告说：
……对于上述五种小册子（指太平天国所颁宣传教义及条规的各种刊物）既举其概要，读者可以自己构成一种意见。依我们所见，此时想要得到一种确定的结论，似觉极难。因为其间含有一部分好而又好的东西，令我们推想这些刊物的作者是受过神圣教育的，使我们抱持一种希望心，以为将有不少的人可由此找着一条进入极乐国土的途径。但其间有一部分的东西使我们十分难于赞同；有不少自逞新异，直接传达天语的处所；其间所表现的神道，与我们所习见于《圣经》的远不相同，含有增高个人权位、满足自己的野心的作用。叛党若果成功，可预期的利益————一、宗教及通商事业，可以开放；二、可以引入科学的改进，于授者、受者两方面都属有益。若各基督教国家竟帮助清政府来扑灭这个运动，则为大不幸事；因为这些叛党有一种活动力，并且有进于改革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清帝国政府从不曾表现过，且永不能有表现的希望。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基督教国，虽然尚属疑问，但叛党既以此自任，若果成功，必远胜于现在中国人所习尚的偶像崇拜。————清政府不得外人的援助，若竟能扑灭这些叛党（似甚难能），他们排外与傲慢的程度将比以前更甚。————现在我们所应采的适当政策，似以置身局外，勿与任何一方发生正式的关系为好。不过，我们外国人，须预备充分的武力防止他们的侵害罢了。
此时太平军初入南京，弱点还未暴露，英国人因为不满意于清政府的顽固态度，而太平军以信奉基督教义相号召，故甚表好感于太平军；但表示好感之中，已含有怀疑的意味，对于他们的教义宣传上，已认为有野心作用。
二、一八六一年，英国来华特使布鲁士（F.Bruce）根据英人宓捷（A.Michie）在南京考察所得的报告，转达于英国的记载说：
……我们在南京，停住了一星期……现在请用极简括的话，把我们对于太平革命党观察所得的结论报告于你……
他们除了急需购买枪械、火药、轮船以外，绝无奖进商业的表征。……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全靠掳掠；在他们能够掳掠的时期以内，他们既不工作，又不营商。我看他们内部，现在的生活状况比我所预想的好；他们穿的极好，吃的也好。南京的人差不多完全是公职员；没有一只船、一件东西与军政界无关系的，可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大门。我估计他们的人口恐怕在两万人以下；这个数目之内，军人极少，大部分皆为由国内各处掳俘而来的，或竟为奴隶。南京城及其附郭地的明代华美的陵墓，与著名的瓷砌宝塔，一切皆被破坏。城垣极高，周围约二十英里；但是城内以前宽广平坦的市街，只留下一些穿过瓦砾堆中的小径了。诸王的宫殿很刺目的挺立在那些残垣废墟之中，这些宫殿都是新的；旧衙署、旧寺庙及满人驻防城，一切都被破毁了。路旁此处彼处稀稀落落排列的房屋，据我看起来，至多不过能供给两万人的住居而已。天王有一所极大的宫殿。他的使役人员都是女子，其数有三百，以外还有嫔妃六十八人，除了诸王之外，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他的身体尊严神圣，是不可亵视的。但他决不是一个木偶，因为他是结合此次运动的唯一人物。……
我对于这种叛党的运动，认为绝无良好的希望；也没有一个正当的中国人愿意和他们行动。他们的工作就是烧、杀、破坏；除此以外，别无所事。国内一切人民都嫌恶他们，就是南京城内的人民，除了他们的所谓“老兄弟”外，都恨他们。他们占领了南京已有八年，没有一点谋兴复改造的征兆。工商业是他们禁止的。他们的土地税比清政府加重三倍。他们绝不采用何种安慰人民的政策。他们的行动，并且不像是与这块地方有永久利益关系的。他们不注意通常缓慢而永固的收入财源，专靠劫掠来维持生存。我可以坚决的说：在他们里面，我不能看出一点有永固性的要素，也没有一点可以博取我们的同情的东西。……
此时英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已绝望了。
三、一八六一年，美国宣教师罗伯滋（I.J.Roberts，即洪秀全从受基督教义的教师）的报告批评（罗氏被天王招往南京，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在南京留居十五个月，此为一八六一年底在南京所记者）说：
……此间的事情，有两种很不同的景况：其一是光明的，我们所期望的；其他是黑暗的，所不期望的。不幸，我们预想的，仅在光明的一面，因是，当我认识黑暗的一面后，使我大大地感觉失望。光明的一面，都是消极的，例如：在此城内，不许有偶像的崇拜，不许有娼妓，不许有赌博，也不许有其他不道德的事情。……但一到了宗教的观点上，以及其他政治与民事的污点上，其黑暗的景况，使得我心中异常苦恼，立刻要离开他们。但我很怜悯这些苦百姓，他们也有永生的灵魂，并且真正是受苦者，是永世的可怜虫。
天王所热心宣传的宗教意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恶的。实际，我相信他（指天王）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特别在宗教的事情上，我不相信他对于任何事件有确实的理性。……他称他的儿子为世界的少年救主，他自己为耶稣基督的真兄弟；但是说到神圣的精神上，他却把他自己放纵于他的“三位一体”说之外去了，毫不悟及他自己的工作是要感化世人的。
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这种屠杀的景况，把我弄得十二分的厌恶了。一八六〇年，从苏州到南京的途次，我所目见横陈于路旁的死人有十五个到二十个之多；当中有几个是刚被杀了的，杀的人并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的人。
使我更嫌恶苦恼的，就是他们故意设置一些陷阱，来捕杀人民。一个是他们的布告，说“凡剃发的人不许入城”，但在人民知道有此布告以前，已经有十七八个人堕入这个陷阱，被他们捕杀了；当中有几个，恐怕永不曾知道有此布告。……这类事情，可举一件最特出的：就是有一天，有两个住在我下面房子里的书记因为在呈奏天王的公文上写错了几个字，两个人都被天王亲自宣告死刑，并不加以审讯，三天内就把他们的头砍了。我说天王是一个精神错乱者，即此可以证明。我不相信在这样一个恶魔专制的统治下面，能发生什么好处。
他要我到此地来，但不是要我来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是要我来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宁愿劝导他们去信奉“摩斗”（多妻教）主义，或别种不根于经典而远于魔道的主义。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实在是反对耶稣福音的，不过在政策上，与以宽容罢了。但他们必定妨阻福音的实现，至少在南京城内。……我也知道我传道的工事是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也并不期望再有何人到此地来，和我共同进行这种工事。我已决计要离开此地了。……
六 洪杨战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权的推移
太平天国，虽在一八六四年摧倒了，但在此内乱期中，发生了一件最大的外交事变，即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事。自经此事变后，外国的势力遂由门户深入堂奥。清廷政治的中心势力，在此内乱外患的当中，也发生了绝大的变化，分别略叙其梗概如次：
一、英法联军入京的原因及其结果 为什么在内乱最甚的当中，竟惹出这种大外患来呢？其详细经过现在不及详说，其直接的原因为“亚罗船争议事件”，其远因则由鸦片战争联贯而来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成立后，欧美各国皆纷纷派使东来，求仿英国例，订立通商条约。美国于一八四四年六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法国也在是年九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依《南京条约》所开的五商埠，法美各国皆得同享通商利益。不过这五个商埠之中，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四处，都于换约后次第开放，独广州一处，因广东人民对于英人的恶感特别深，依旧向政府要求，不要英人入城。粤督耆英势处两难，终以与英人订立“舟山列岛不割让与他国”为条件，将广州开放之事延期二年。不久，耆英去粤，徐广缙继任粤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又请履行开放广州城的条约；徐、叶二人密嗾广州人民纠集团练数万人，于文翰与徐督会晤时虚声恫喝；文翰因为两国和约成立未久，不欲激成变故，又把入城的问题放弃了。徐、叶二人大得意，清廷也大得意（封徐一等子爵，封叶一等男爵），以为民气可恃，外人不足惧了。到了一八五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徐广缙移督两湖，叶名琛升任粤督，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也去了职，由保林（Bowring）继任。保林又请履行入城之约，叶名琛根据与文翰所约，拒绝他。叶氏因为前次拒绝英人入城成功，又因为在广东防御太平党及剿匪筹饷认真，清廷十分倚重他，他也异常自负，开口闭口要雪国耻、尊国体，对于英人，态度非常傲慢强硬；保林与广东英领事巴夏礼（Harry Barkes）十二分恼恨他。到一八五六年，便发生所谓“亚罗船争议事件”。
此时闽粤沿海各地的海盗，和密贩鸦片的奸商，多以香港为逋逃薮，假借英人的势力，揭英国旗帜，往来于闽粤各海口。香港政府，为图香港的繁荣发达起见，对于华人的船只向香港政厅请求登记的，也照章许可，于是以华船而揭英国国旗者不少。“亚罗船”，便是一只华人所有的船，而揭英国国旗的，于一八五六年九月由外海入珠江，巡河水师探闻该船有秘密不法行动，特假英国国旗为护符，登船搜索，在船上捕去华人十余名（中国的记载多为十三人，据巴夏礼所记似仅有十二人），又曾将英国国旗拔下。英领事巴夏礼提出抗议，叶名琛应付失当，巴夏礼乃与香港总督保林决计用武力压迫叶氏。（巴夏礼初次要求将捕去之华人十余名送交英领事讯明，如有罪，再由中国政府提去。叶氏答以已讯明十二人中三人有罪，余九人可送还。巴夏礼不受，因商同保林提出严重交涉：一、须将十二人送还原船；二、须具书辩白引咎；三、须保证以后不再有此不法行为。叶氏答以船为华船，虽曾向香港政厅登记，已于被搜前期满，所捕者为华人；对于英方要求不允照办。保林与巴夏礼乃进一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圆满答复，过时即采自由行动。叶氏乃将十二人送往领事署，但无辩白书，巴夏礼以与所要求不合，又不受。叶氏亦竟不为后图，置之若无事。英人遂用海军炮击珠江各要塞堡垒，衅端遂启。）九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黄埔炮台，叶名琛派人诘问，巴夏礼答以须入城面议，盖欲乘此解决入城问题，叶氏拒不许。十月初，英军攻入广州省城，叶氏逃匿。但英军此举，初未得英本国政府训令，攻入广州的军队也不过千人内外，不过想用武力屈服叶氏，并无占领广州的意思，所以随即退出。英军退出后，至次年年底，始再与法国联军攻陷广州，因印度发生叛乱，派来之援军中途折回，故至一八五七年年底，始再发生战事。广州人民见英军退出，便用焚烧广州城外的洋行来泄愤，不分国别，连法美各国的洋行也烧了。
英政府得到报告，便想联合法、美、俄诸国，共向中国趁火打劫；美俄虽亦派使东来，谋与中国修改商约，但皆不欲与中国开衅。法国正当拿破仑第三僭主法国的时候，想借此扬威海外，以博国人的欢心，又因是年春间有一个法国牧师在广西被杀，便允许与英国共同出兵，是为英法联军的由来。
英法联军于一八五七年阳历十二月后旬，攻陷广州城，捕获叶名琛，送往印度（后死于印度），用广东巡抚满人柏贵为傀儡以临华民，实际上，广州成为英法联合军统治的局面。英法军占领广州后，乃约同俄美两国的特使于次年（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一月，联合致书清廷首相大学士裕诚（书由两江总督署转送北京），请清廷选派全权大臣到上海来和他们会议；四使一面率舰队共来上海。清廷还不知外交情势的严重，对外观念依然未变，说：“大学士参谋内政，无预闻外交之例，外交事当各就边臣议之。”乃用裕诚名答以英、法、美三国交涉事，已派黄宗汉（新任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议；俄国交涉事，已派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英法各使见清廷不依所请，便由上海率舰队北上，于三月初抵白河口。四月初，攻陷大沽炮台。清廷失措，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往天津接洽和议。英国开出条款五十六款，法国四十二款，内容大略相同，迫令清政府承诺；清廷无计可施，一一承认；这便是所谓《天津条约》，其内容的重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一）英国得派公使长驻北京，中国亦得派使驻伦敦；
（二）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为商埠；长江流域俟内乱平定后，许选择三口为商埠（后选定汉口、九江、镇江三处）；
（三）英人犯罪由英领事惩办，华人加害英人由中国地方官惩办，两国人民争讼由中英会同审判；
（四）改正税则由两国协定；
（五）英人得往内地游历；
（六）赔英商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一）与中英约同；
（二）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为商埠，惟江宁一口，俟内乱平定后始开放；
（三）法商所至之商埠，法国得派兵船停泊，法船得游弋各通商口岸；
（四）法教士得入内地传教，法人得游历内地；
（五）法人与法人讼案由法领事审判，法人与华人讼案，法领事不能处理时，请华官协同处理；
（六）协定税则；
（七）赔法商损失及军费二百万两；
（八）以后中国许与他国特权时，法国得享最惠国待遇。
两约成后，英法各使皆回上海，在上海协定税则；俄美两使也在上海与中国缔结最惠条约。但换约的期限，定在一年后。次年（一八五九年），各使向赴北京换约；英法两使各率护卫舰随行，谋驶入天津。清廷前此因大沽失陷，被迫定约，所谓清议之士无不愤激，清帝也不甘心；各国军舰退去后，由僧格林沁大修武备，费巨款，于白河口内增设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阻遏军舰之闯入。及各公使率护卫舰入口时，被阻不得入。设防的本意，并不是一定要废前约，不过是怕外国军舰再闯入白河口，惊动畿辅而已。英法两使以为清廷不愿意换约，率舰强入白河口，清当局请其由北塘登岸，拒不听，谋破毁防御工事，发炮，僧格林沁令两岸炮台开炮抵抗，英法舰队败退南下，受损甚巨。于是战端再启。清廷见英法舰队败退，大喜，以为洋人不敢再来了，一般无知的士大夫也以为《天津条约》可以废弃了。次年（一八六〇年），英法两国增派援军，向天津进发，军队由北塘登岸，僧格林沁统大军力抗，节节败退，英法联军便以是年八月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俄国特使假调停之名，操纵于英法与中国之间；旋以俄使为介，由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两使分别再定和约于北京，是为《北京条约》，其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一）《天津条约》除此次改正条款外皆有效；
（二）增开天津为商埠；
（三）割香港对岸九龙司一区，为英管辖地；
（四）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一）与中英条约同；
（二）与中英条约同；
（三）法国教士得在内地购买土地建筑自便；
（四）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英法联军退去北京后，俄公使借口调停和议，有功于清廷，乘机索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清廷竟与定约，将乌苏里江以东滨海的一大块国土让与俄国。此次战争的结果，除丧地赔款不计外，中国国权最大的损害就是内河航行权、最惠国的条款及领事裁判权、协定税则的确定。后来外国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实质，皆于此次交涉造成。
中国前此对外的交涉事务，皆由各省处理，中央则由理藩院统辖，因为把各国看作藩属国的原故。此次定约后，始依恭亲王的奏请，新设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与大学士桂良及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该衙门事务。同时又命崇厚为办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后来称为北洋通商大臣），命江苏巡抚薛焕为办理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及长江三口通商大臣（即后来所称的南洋通商大臣），这两大臣的位置职务，就是地方的外交官。这种新衙门、新官职的增置，可算是清廷政府机关破例的创举，也就是对外观念渐有变化的表示。
二、清廷政权的推移 此时期中清廷政权的推移，可分两方面观察：（一）中央方面，渐启佞幸揽权之机；（二）地方势力渐次加重。先就中央方面说：
当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时，扈从车驾同去的，有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赢、御前大臣额驸景寿；以外，还有三个为帝所亲信的宗室要人，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咸丰帝的最近亲属；帝之亲弟恭亲王奕䜣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媾和之事。载垣、端华，皆于咸丰初年袭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大臣；肃顺初为户部郎中，以端华之荐入内廷供奉，旋升户部尚书入军机。三人皆喜为狭邪游，善迎合帝意，以声色之事献媚于帝，为帝所爱幸，渐至参与机要政务，实权在各军机大臣之上，及随帝同往热河，权势更张。与英法和议成后，恭亲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请车驾回京，辄为肃顺等所阻；于是清政府分为两个中心势力：热河以肃顺为中心，北京以恭亲王奕䜣为中心，各树党援，互相暗斗。延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驾崩，正后（后称东太后）无子，仅帝之宠妃那拉氏（后称西太后）有一子名载淳，年仅六岁，遗诏立为皇太子，即帝位。于是发生一件宫廷的大政争事件。
咸丰帝未死时，肃顺等三人的权势即已超过各军机大臣，帝死后，其他几位随驾的大员，当然更惟三人之命是听了。于是肃顺等八人，在咸丰帝的遗诏上共同取得“赞襄王大臣”的名位（后来宣布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是矫诏；但果否为矫诏，不可得知。咸丰帝既宠幸他们，或不一定是由矫诏而来的）；他们又谕令恭亲王不要往热河去奔丧。于是一切大政皆由他们八人定夺取决，实际上全由肃顺一人操纵。此时生出两方面反感：一在热河方面，两位太后对于肃顺的专横十分恼恨；一在北京方面，恭亲王及与肃顺有积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满。咸丰帝驾崩后约一月，首由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请两官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人辅政，两宫皇太后得奏后便想照准实行；肃顺抗议说“本朝无太后临朝故事”，令军机处拟旨驳还。两太后对于他们的行动若有异议，他们便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不能听命于太后，就是请太后看折，亦属多事，因此两太后十二分的不能容忍了。不久，恭亲王赴热河叩谒梓宫，太后召见，便与定诛锄肃顺等三人之策。恭亲王随即回北京，布置网罗。太后于恭亲王回京后，即传命回京；肃顺等力阻，两太后不听。九月二十三日，派肃顺护送先帝御榇先行回京，两太后率幼帝于次日别由间道疾驰，载垣、端华扈从。此时北京方面又由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四人，联名上奏，再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奏语中一段说：
……权不可下移，穆则日替。……我皇上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议定谕旨，每有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皆相钦奉。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办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朱笔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名，而收听政之实。昔汉之邓皇后，晋之褚皇后，辽之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宋之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我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咏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
同时，钦差大臣胜保也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两太后及幼帝车驾于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与肃顺同为户部尚书时，屡受肃顺之欺凌侮辱）之言，免肃顺、载垣、端华等赞襄王大臣之职，密旨任恭亲王为议政王，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为军机大臣。肃顺尚在途中，载垣、端华虽与太后同时到京，也梦不得知。次日（十月初二日），恭亲王入朝，载垣、端华先入，见恭亲王至，大声喝止，谓外臣不得入宫；少顷，恭亲王受诏宣示，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治罪。载垣、端华还厉声抗议说：“我等未入，诏从何来？”但是那些侍卫已走来将二人的冠带摘去，拥往宗人府幽禁了；肃顺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两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以议政王名号辅政。前在热河时，已决定改明年为祺祥元年，至此藉口“祺祥”二字意义重复，又改明年为同治元年，颇寓两宫皇太后共同听政的意思。
这种政争，本来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内的斗争，仿佛于中国政局无甚关系，然而关系却是很大。论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无太后临朝的故事，肃顺等所持，并非无根据；开国初期，顺治帝也是以幼冲即位，但未尝许太后临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尔衮摄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现在对于此事，独不顾先例，不守家法；贾桢等奏请太后垂帘，竟援引汉、晋、辽、宋各贤良太后的故事，忘记汉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吕后，唐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武后；若说由多数赞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尔衮摄政的先例，直截了当请由恭亲王奕䜣摄政呢？我并不是说太后绝对不宜主持政务，不过说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实为清廷政治史上一个大变局。以当时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论，肃顺虽非近支亲属，他知道满人不中用、无能力，劝咸丰帝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见他不是没有眼光的人；两太后与奕䜣一派人的政治知识、才干，虽然未必劣于肃顺，也未见得果在肃顺之上，肃顺好为狭邪游，西太后也不是不狭邪的。肃顺排斥恭亲王，确是他可议之处；他抑制太后不许其干政，未见得于清室、于中国有何不利。清廷的大权，以前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权势最大的为军机处；肃顺在咸丰帝死后，将军机处的权移到赞襄王大臣，失败后，政权并未回复到军机处，而分寄于皇帝之上的两个太后及议政王奕䜣，实际议政王与军机处皆仰两太后鼻息；而两太后之中，东太后才力、知识既极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谦退缄默，实权又全操于西太后。同治帝刚及成年即死去，无嗣，又拥一个年甫四岁的光绪帝为傀儡，东太后旋亦死去；于是西太后独揽大权，纵欲无度，宠幸阉宦，佞幸干政，渐至内外大僚想要保持权位，非与阉宦相结纳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后，大权在握的皇帝变为无用的偶像，而终清之世，中央的实权操于几个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颠覆固然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前途，也从此更入于艰险之途了。一般粉饰升平的士大夫，因为太平天国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兴，颂扬两宫皇太后的圣德，那知爱新觉罗氏的龙椅已经折了腿，中国四万万人的生命也几乎要被那拉氏断送呢！
再就地方势力的变迁说：
在洪杨战役以前，各省巡抚大概没有兵权（初惟晋、鲁、豫三省巡抚兼授提督衔，可以典兵，因其上无总督，兵事无人统理故也），总督虽然兼理军民，有兵权，但全国的军队编制额数、驻扎地点、布置调遣，皆根据一种经常的统一军制；军政军令的总机枢，悉操于皇帝之手；全国的军队是一个单元体，遇有重要军事行动，辄由皇帝特简钦差大臣，总司兵符。就是在洪杨战役的初期，这种总司兵符钦差大臣，还是很重要。但是因为经制兵不中用的原故，钦差大臣的轻重，全视其下所统辖的军队的实质以为轻重。例如向荣、和春、官文，都是总司兵符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后来也取得了钦差大臣的职位。向荣、和春的钦差大臣位置，以张国樑的军队来维持，张国樑的军队破毁了，他们的钦差大臣也根本消灭了。官文的钦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军队来维持，钦差大臣实际上作了湖北巡抚的傀儡。只有曾国藩是一个名实相符的钦差大臣，因为他的军队是他自己所编练的军队，他的权位是由自己的军队势力取得的。故虽同为钦差大臣，实权的轻重，不存于名位，而潜移到军队的本身上去了。
洪杨战役中，经制兵与地方临时编练的非经制兵（称之曰“勇”），两两相形，前者的效力远不如后者；于是前者虽仍存在，而后者遂有不能废止之势。曾国藩兄弟于攻陷南京后，因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语中伤，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请将湘军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准，仿佛不要这种临时编练的募勇了。但是北几省还有所谓捻匪的巨大流寇，势力日张，不能不借重这种地方临时编练的募勇。湘军的主要部分虽然遣散了，李鸿章的淮军又代湘军而起，李鸿章是由曾国藩卵翼而成，淮军也是由湘军卵翼而成。后来曾、李二人相续任直隶总督，编练新军队，大概以淮军为基础；再后一点，袁世凯的创练新军，又渊源于李鸿章的基础。所以，北洋军阀的老祖宗，可远溯至李鸿章；而湘军势力移于淮军，则又为其最远的伏线。
又在洪杨战役期中，许多人的巡抚、总督位置，全由军功取得，一面作督抚，一面带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等，不计其数。自此，领兵成为地方疆吏当然之事，不问是总督或是巡抚。此后的督抚，不惟有领兵之权，并且兼有随意编练兵队之权。因为在洪杨战役中，地方编练临时军队虽须奏明，由清廷裁可，但发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数的多寡，饷械的筹备，皆由地方疆吏定计后，奏明皇帝；皇帝因为急于平乱，只要地方有办法，没有不裁可的；裁可后，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领兵大员自由施行；需要补充或扩大额数时，又用同一的办法，一面奏报，一面办理，湘军都是由此种程序成立、扩大的。因此不知不觉之间，练兵成为地方疆吏一种当然的职权。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国藩调授直隶总督，入京陛见，几次与西太后对答的话语，很可寻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见，西太后说：“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办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见，西太后又说：“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约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见，西太后又问：“汝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氏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西太后又问：“汝打算练二万兵么？”
答：“打算练二万人。”
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问：“刘铭传之勇（即淮军的一部）现扎何处？”
答：“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候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
答：“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此段问答见《曾文正公大事记》）
曾氏到任后，奏称“直隶练兵，当参用东南练勇之法”，奉旨报可。我们在前面的问答词中，可以想见洪杨战役后，清廷对于地方疆吏的职权，认练兵为其最重要职权之一，绝无疑义。后来因中日战争失败，各省督抚以力求自强相号召，更相率创练新军；于是清代单元体的军队组织，完全化为多元体。那些多元体的军队，就是后来革命党的工具，也就是后来各省分立小军阀的老祖宗；而洪杨战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编练临时军队，则又为其最远之伏线。
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
此外，还有一种新起的地方势力，就是地方的缙绅阶级。洪杨战役中，长江流域及南部各省举办团练，皆由各本省巨绅司其事；这些巨绅，因募兵饷筹剿匪，渐参与各本省的重要政务，或且被延揽入本省督抚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鸿章，皆曾在本省巡抚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抚，看到局势艰难的情形，知道要应付这些艰难，非得本省有名望的缙绅的援助不可，故处处尊重地方缙绅的意见；地方的缙绅阶级，不知不觉，养成一种潜势力，甚至在有些省内，有左右并动摇地方长官的能力。后来变法维新，运动立宪，主张的和反对的两方面，都有这种地方势力参在里面。追索这种势力的来源，也是由洪杨时代培养起来的。
故洪杨战役，为后此几十年政治变化的一个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