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洪杨革命军，起于鸦片战争结束后八年，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建国号曰太平天国；一八五三年，占领南京为首都；一八六四年，南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覆灭；前后共十五年。这十五年间的战争，可称为满汉两民族斗争的试验时期。在此试验的斗争期内，革命军虽然失败，但是失败于汉民族自身，汉民族的势力，却已伸张起来了。不过西方势力的侵入，也更深了一层，从此汉民族的政治负担，比以前更为艰巨。兹就此时代经过的重要情事，分节叙述如次。
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
洪杨革命军起，虽在一八五〇年，若就背景分析，当溯之于鸦片战争以前，而鸦片战争，则为其近的导线。兹列述其大概。
其一，为经济上的背景。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年之间，必要经过十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对于这种周期律的解释虽有多方面，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从秦汉以来，生产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国民的经济生活全凭着土地的自然生产力；人口增加到了超过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所能容纳供给时，就发生多数的失业群众；结果就只有假手几个枭雄，率领一班生活无靠的群众，来实行屠杀；屠杀到了减少与耕地面积相当时，于是又归于平静。清代人口的增加数字约如下表：
前表中顺治、康熙两朝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有丁税，户口的报告，隐瞒者多。雍正朝定“丁随地起”之制，以丁税摊入田赋中，无田的人不要纳丁税，户口调查的方法也变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数字一跃而达一万四千余万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军暴发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约及三倍。（中间因白莲教乱，经过一次小屠杀，故嘉庆六年的人口数字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于垦田面积的增加则如何呢？约如下表：
观前表，垦地的面积仿佛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数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数字来，实在小得可怜。并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较前十一年，还减少了五十四万余顷。在此种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够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与人口同时增加，若无别种生活方法则日贫；贫则由借债而至于卖田以济饥，于是助成商贾富豪的兼并；渐至土地集中于少数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贫富悬隔多数群众失业的现象。若在工业生产发达的国中，没有土地的人，有多数都会的大工厂可容纳。我国在道咸以前，既然没有大工厂可以容纳多数贫困失业的群众，屠杀的周期律自然要随机表现了。加以对外贸易的鸦片输入逐年增加，现银流出日多，铜钱的价格低落，物价日趋腾贵，田赋的负担因银价腾贵而加重，农民的生活益困。并且在道光晚年，连岁皆有水旱的天灾；灾区之广，几遍于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各省。这都是促起屠杀的周期律表现的因子。此为经济上的背景。
其次，为政治的背景。关于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在导论中已摘要说及，此处不必多说。不过导论中所说及仅在官吏贪污的一方面；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贪污以外，还别有一种作风，曾国藩名曰“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广西的龙启瑞上梅伯言书，描写“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的现象及原因则如下：
……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肯担待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指梁章钜）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指郑祖琛）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也。
盖在道光朝，继续用两个庸相：一个为曹振镛，他尝向皇帝说：“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惟有抉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这是造成臣僚缄口的第一个人。一个为穆彰阿，庸暗无能，尤过于曹氏。龙启瑞书中所指的时相就是他。这时候相继作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日以文酒征逐为务，若有谈整饬吏治的，便说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后，也没有什么振作。郑祖琛承周之后更放任无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灾为事。这是政治的背景。
又其次，为民族思想的背景。自清入主中国以后，明代遗民，播散在民间的“反清复明”的种子，虽经康、雍、乾三朝用摧残和驯柔的手段，尽力芟除，但终未能消灭。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会的林爽文，首起革命军于台湾，与清军相抗经一年之久。林爽文虽然失败了，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有白莲教的刘之协，拥小童王发生，假托朱明后裔谋起事。刘之协等虽然被捕失败（刘旋即脱逃），但是白莲的党徒已遍布长江上游及西北各省，随即到处暴发，成为嘉庆初年的白莲教乱。经过几年骚动，白莲教虽然被戡定了，他们所用“反清复明”的口号思想，依然潜藏在群众的脑识中，一遇缘会，即行复现。自道光纪元（一八二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此处彼处，时有不断的小乱事发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台湾粤民黄文润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会与瑶民滋事，遂有赵金龙之乱；十五年，山西赵城县教民曹顺滋事，知县杨延亮全家被杀。这些构乱的分子，在北省的大约称为“教党”，在南省的大约称为“会党”。教党以白莲教为首，其流有“白阳”、“八卦”、“红阳”等名目；会党以天地会为首，其流有“三合”、“三点”等名目。多依托旧的宗教仪范，以“反清复明”口号相结合。北京朝廷屡次谕令各省大吏“严拿会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严例。但是事实上，不惟旧的种子不能消灭，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国以后，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种子，又要依托它发芽了。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鸦片战争发生，又有几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一，腐败军队对于地方的扰害。当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驰往广东时，由河南、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各省调往广东的军队，共计在三万以上。这些军队，用以对外作战虽无用，而扰害经过及驻屯的地方则有余。王均《金壶浪墨》引《羊城日报》说，此种军队“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又说“楚兵尽夺十三行，背负肩担而去。呼群结党，散赴各乡，累日不归，不知所事”。这是当时军队遗害地方的事实。其二，团练义勇队的集散。广东方面，自发生林维喜被英兵杀害的事件后，林则徐便布告沿岸各地方，令他们购备军械，团练自卫。及战端既开，虑经常官军不足抵御，更添募义勇队至二三万。其后，团练义勇队以次解散，武器亦随而散播于民间。这也是助成民乱的诱因。其三，社会心理方面的刺激。在鸦片战争前，潜伏于民间的种族思想，本为“反清复明”，及鸦片战争爆发，共注集于“驱逐洋鬼”的一点，如广东三元里的“平英团”，一呼而聚集万人。及见清军的御侮不足，残民有余，于是痛恨“洋鬼”的心理，又渐回到“反清”两字上面去了。当英军围攻广州城时，英兵总数不过二千，而闭居城内的清军超过二万。以十倍于敌的兵数，不敢出与敌抗，甘受城下之盟，向民间搜索巨额的赔偿金，以求免死。清军如此的无用，尚安得不为人民所藐视。《羊城日报》说：“百姓以兵不击贼，反阻民勇（指三元里‘平英团’）截杀，自是咸怀愤激，益轻视官兵矣。”后来往说洪秀全攻取南京的浙江监生钱江，便是曾在广州倡导反抗英军的人。鸦片战争及于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于此可见。
概括说，自有鸦片战争，社会的受病更深，清政府的威力全堕，乱机更形迫切。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间，无一年不有民乱，仅就见于《东华录》的谕旨所涉及的，如：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设立都督大元帅府，自称钟王，攻占崇阳、通城二县，到次年始平定。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众戕官，据守洪崖洞，谋起事，旋被捕。
一八四四年，台湾嘉义县人洪协，与武生员郭崇高聚众二千余人谋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阳县段、阳二姓因抗粮起衅聚众千余人，由阳大鹏统率进攻县城，经月始平。
一八四五年，山东捻匪滋事，聚众拒捕，与官兵接仗。
又广东各属土匪四起，谕军机，谓：“……有人奏称广州府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会数万余人；其著名积匪，如香山、新会、顺德等处，姓名皆历历可数；上年查拿之卧龙、三合等会匪，搜捕未静，嗣后复有新安、新宁各县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乡，引人入会，千百为群，肆行无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来匪类渐多，地方文武，不肯实力查拿，以致农民不安耕作……又香山县城内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报劫者不下数千案……并有香山巡检鲁风林被盗劫去，剃须勒赎等语。”
一八四六年，山东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行，并有掳人勒赎之案，谕令剿捕；又因广东盗劫频行，谕令认真清查保甲。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交界之黄坡岗瑶人雷再浩，与人民李辉、陈名机结党纠众，谕湘桂两省合力剿办，经年未平。
一八四八年，谕军机，谓：“有人奏广西盗劫各案……北流县境有陈、李二姓，于道光二十六年为盗匪掳掠，横州所属南乡墟地界，本年五月内有商船二十余号，并遭劫抢，计赃一万余金……”著桂抚郑祖琛认真查办。
一八四九年，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徒滋事，命徐广缙等剿办。
又广西盗匪在广东毗连一带地方，聚众滋事，都司邓宗珩督兵追捕，负伤毙命；该匪并有铁炮甚多，被官兵夺获十二尊。
又湖南新宁县城被匪攻陷，戕杀知县全家，经月始收复。
一八五〇年，因湘抚冯德磬剿匪不力，谕令两湖总督裕泰督兵会同广西员弁进剿由湘窜桂之匪。
这是见于谕旨官书的；但当时一班大小官吏，仍皆以文饰隐蔽为务，实际上北京朝廷所知道的，不过其一部分。此时各省的民乱，几于无省不有，而尤以两广及湖南的南部为甚；这三省毗连各境，真是群盗如毛；在广西各境的，如庆远的钟亚春，柳州的陈亚癸、山猪羊，武宣的刘官方、梁亚九，象州的区振组，浔州的谢江殿，都是当时著名的会党头目，拥众各千百；在广东的如陆和、李和、李善法、黎东狗、大鲤鱼、大头羊等各头目，号称拥有八千子弟，和广西各股通声气；湖南方面的头目，虽不若是著名，但人数也不少。洪杨崛起后，曾国藩奏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等，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崇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一日之安……”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第一个“苟且偷一日之安”的人，“洪水”的暴发，也就以广西为第一“决口”。
二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树立
洪杨战役的主脑人物，一方为洪秀全，一方为曾国藩。洪部最有权势的人，起初是东王杨秀清，故以洪杨并称；在清朝时，称为发贼；曾氏以平定发贼之功，死后谥曰文正公。清朝颠覆后，大家认洪秀全为革命的先驱，他的贼名消灭了；曾国藩又得了反革命的罪名。贼与非贼，随时势与感情为转移，本来没有一定，不过，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要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功罪，我们固然不可以两方的成败来断定，但也不可为感情所蔽，抹杀历史的事实。本节先就洪秀全树立太平天国的经过来观察：
一、洪秀全及首事诸人的略历 洪氏及首事诸人，事业虽不成功，却惊动了许多人的耳目，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因此记述他们的稗官野史，也就好比记述《水浒传》中的人物一样，人各一说，关于他们的出处、经历，难得一致的、最正确的记载。兹就各说中比较可靠的采取一二说：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生于一八一三年一月十日（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由花县赴广州应试，归途中遇一中国基督教徒梁亚发，与以《劝世良言》一书（宣传基督教义之册子），洪氏并未阅读。一八三七年，又往广州应试，落第，归而大病，四十日间，几濒于死。病中妄梦至一广厦，庄严如宫殿，见一金须黑衣之老翁，命往下界扫除妖魔，救济一切兄弟姊妹；又见一身长寻丈之士人，称为彼之长兄，亦谆谆训以扫除妖魔之事，且谓当为之助。六年后，即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偶然间翻阅前此所得《劝世良言》之小册子，忽忆及六年前之梦中境况，觉得那个梦不是妄梦，梦中的黑衣老人与身长寻丈之士人，必为天主上帝与耶稣基督，要他扫除妖魔、救济一切兄弟姊妹，就是要他信奉上帝、救世济民之意，这本小册子，恐怕就是承受天命的天书。自此便倾信基督教，并劝他人信奉基督教。一八四四年，与其同学最契之友人冯云山，共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创设上帝会。后闻香港有一美国牧师名罗伯兹（L.J.Roberts）甚属有名，便于一八四七年特往香港，求教于罗伯兹；二月后归花县，再往广西与冯云山相晤，则上帝会的会员已近二千人，洪氏遂为其首领，其后会员日益增加。这是洪氏信奉基督教义的由来一说。（英人Meadows及Williams的记载大概与此所述者相同。）
李秀成的供状，关于洪氏和首事诸王的来历的叙述，大略如下：“天王洪秀全兄弟共三人，长名仁发，次名仁达，皆前母所生；天王为继母所生。仁发、仁达皆务农，秀全独读书。南王冯云山，为天王同窗友，彼此最相契。道光二十七年（即一八四七年，或谓在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此处所言二十七年，疑为李秀成误记），天王大病，昏迷七日，醒后，忽出异言，劝人信奉上帝，谓信奉上帝者，可免灾难，凡不信上帝者，必为蛇虎所吞食。天王本为花县人，因往广西说教，行数千里。信奉的兄弟散布各处劝说，天王常密藏深山中，积年，信者日众，但读书明理之人多不信，信者多种田贫苦之人。凡种田贫苦之家，每十家必有三五家或七八家信奉。参与起事密谋者仅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一作秦日纲）六人；其余附从之人，一无所知，大都皆为谋衣食计。东王杨秀清，住桂平县平隘山，以种山烧炭为业，本不知兵，信奉上帝后，深得天王信用，一切事权，由他掌管，号令严肃，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峒人，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娶天王之妹为妻，故亦重用，为人勇敢，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甚有才干，六人之中首谋立国者，皆出其谋。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此人在家出入衙门，是监生出身，见机灵敏。翼王石达开，桂平县白沙人，家富读书，文武兼全。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桂平白沙人，在家佣工，并无才情，只有忠勇诚实，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我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名号，每村每处只知有洪先生而已。”这是李秀成口供中的起事诸人的略历。（其他关于洪氏及诸王的传说尚多，不备述。）
二、太平军崛起的最近原因 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洪秀全等宣传教义于桂平武宣诸州县时，正是广西群盗如毛、各会党大肆活动的时候。但是洪氏并未参与他们的活动。洪氏宣传教义的各州县，有所谓客民与土民的分别，客民大都多由广东迁入的；洪氏本为广东人，故加入洪氏的教会的，大概都是客民。土民与客民极不相容，常起冲突。值此盗匪蜂起的时候，各乡村举办团练以自卫，而团练之权，操在土民的士绅的手中，辄借端诬陷客民。客民为自卫计，也组织所谓“保良攻匪会”与团练相抗。而“保良攻匪会”的权，则操在上帝会领袖的手中。（林则徐在粤禁烟时，所上《议覆叶绍本条陈捕盗事宜折》中即谓“各县绅衿中，多有保良攻匪之公约，不知起自何时”云。）因此被官兵搜捕的会党头目，与被团练迫害的客民，皆与上帝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保良攻匪会”的势力渐大。土民的士绅见“保良攻匪会”与匪党和异教会党联为一气，一则激于仇怨，二则恐酿成大乱，屡次鸣官缉捕上帝会头目。洪秀全与冯云山，皆曾经被捕下狱，得会中极力营救始免。李秀成的供状也说：“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盗贼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为一伙，团练与团练为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一八五〇年，大黄江巡检黄基带领兵勇，往捕大盗陈阿贵，归途经过鹏隘山下，对于该处的烧炭工人勒索敲诈。那些工人，大都皆是上帝会的徒党，便集合许多人和黄基的勇兵相对抗。勇兵敲诈不遂，大骂而去。骂的话大略说：“你们这些拜上帝会的造反的贼子，大兵不久就到了，看你们出钱不出钱。”冯云山得信，便把这群被敲诈威胁的工人领到金田村韦昌辉家去，用一种激奋的语言鼓动他们，此为发难的起点。当他们正在谋发难时，又有一个上帝会信徒陈玉书的妾在新墟被黄基的部下所劫取。玉书来金田投报，便如火上添油。于是发难之议遂定。
三、太平天国的树立 冯云山、杨秀清等各首领在金田聚议时，洪秀全方匿居花洲村胡以晃家，起兵之议既决定，乃遣人往迎洪氏至金田，推戴为首领；一面派人往各州县，招集上帝会的党员，声势渐大。于是其他会党的头目也有率众来附的，如贵县的林凤祥、揭阳的罗大纲等，各率大股会党来附，有众渐近万人。清廷因广西群盗四起，特派固原提督向荣带兵往剿；九月，命林则徐（时为云贵总督，因林前在两广得人望，故命之）为钦差大臣，旋又令兼署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林则徐行抵广东病殁，复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接任督办剿匪事。十一月，清军攻金田失利，清将伊克坦布战死。一八五一年二月（咸丰元年正月），洪秀全率军由金田进至大黄江，与清军战，又大胜，始称太平王；任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清廷此时才十分注意，复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与向荣会剿；继又特命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带兵往楚粤之交防堵；四月，李星沅病殁，赛尚阿便负剿办的全责。洪军自在大黄江战胜清军后，虽曾略受小挫，但人数日益加多。加多的原故，半由吸收其他会党，半由裹胁，李秀成自述加入太平军的原因说：“天王由思旺到大黄墟，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李秀成为大黎附近之居民），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走；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寒家无食，故而从他。”（此李氏自谓）到了闰八月初一日，便攻陷永安州，即在永安州城内建国号曰“太平天国”，颁新历，封杨秀清等以下诸首领为王。为什么以“天国”为国号呢？就是根于他们的教义————万物皆主于天，天又主于天主，天主名耶火华，为天父，耶稣基督为天父之长子，秀全为天父之次子，故称耶稣为天兄（这是洪氏的“三位一体”说）；秀全承天父天兄之命降世，扫除群妖，救济天下兄弟姊妹，使共享太平幸福，故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他们所颁的新历，既不是中国旧式的阴历，也不同欧西的阳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以公历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咸丰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为太平天国元年正月元日；年号之上仍冠以干支甲子等字，但将地支中的“丑”改为“好”，“卯”改为“荣”，“亥”改为“开”，如癸丑称“癸好”，乙卯称“乙荣”，癸亥称“癸开”。这就是他们的新历法。洪氏自称王，不称皇帝，杨、冯等为什么也皆封为王呢？我们看他所下的封王诏书便知，诏书说：
天王诏令通军大小兵将，各宜认实真道而行。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真神，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无一人非其所生养，才是上，才是帝，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圣父，天兄是救世圣主，天父天兄才是圣也，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可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魂爷，从前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钦此。（此诏下于辛开十月二十五日，时在永安。）
这道诏书，有两点可以使我们注意的：一、杨秀清等诸人，在攻陷永安前已称“王爷”。原来洪氏在宣传教义的时候，凡入会者不称师徒，皆称兄弟，妇女则称姊妹；盖欲以平等的精神，网罗群雄，扩张声势，而又恰合天主一尊之旨，故以石达开、杨秀清诸雄，也皆与之合作。但诸人皆志不在小，既属平等兄弟，洪氏作了太平王，他们自然也应该称王爷。不过方在对清军作战的时候，人人称王，近于群龙无首，号令不能齐一，这种平等的精神，不能不有妨碍；若把皇帝之号奉诸洪氏，杨、石诸人未必愿意；没有方法，只好以“天王”之名奉诸洪氏，而称之为“主”，其余诸雄则以东西南北等字冠之，既不亢，又不卑，于统一组织之中，仍不失平等的主旨，这是当时位置分配的折衷办法；其实当时的势力，还不出永安州，安有所谓“东方各国”等等给他们管治呢？二、所封各王，皆受东王节制。在对清军作战的时候，天王之下还要一个总司号令的人，也是当然的事；但与洪氏最相投、最亲密的，起初为冯云山，他又是首先建议起事的人（据李秀成供状所言）；若论才干、知识，又当首推石达开；杨秀清不过是一个由种山烧炭起家的土豪，为什么用他来总司号令呢？原来洪氏的魔力，全在假托神权以慑众；这一班枭雄，要拥洪氏为傀儡，所以也附和他的神权说；杨秀清对于神权的利用，更越过洪氏一层；他常假天父附身、传达天语的方法钳制洪氏，洪氏既畏杨之奸狡又喜其多谋，故更深与结纳，委以重权，这是杨秀清揽握大权的由来。（《太平野史·东王杨秀清传》谓：“秀全怵人，每托诸宗教与神权……秀清知其诈，遂自言能通天语，谓秀全为天兄，天父特命降世为真主，信者益众。秀全喜。秀清更托天父降其身，谓天兄有过，令秀全跪而授杖以制之；己有过，亦令人杖不少贷。诇人阴私，摘发多奇中。秀全虽不堪，无如何也。……”）
在上述两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最初组织的不巩固，后来太平天国的内乱，也便发生在这两点上面。
四、天京定都及各种建置与精神 清政府见洪氏等建立国号，改易正朔，知道与寻常的盗匪不同，严命赛尚阿等尽力剿办。向荣和乌兰泰等倾全力围攻永安，经月不能下。一八五二年三月（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由永安溃围，北出阳朔，趋桂林；清军尾追，乌兰泰战死。太平军围攻桂林三十日，不能下，弃而北走；陷全州，弃不守；入湖南，遇江忠源所率团练楚勇于蓑衣渡，冯云山中炮死。（这是太平军第一次被团练兵战败，丧失大将的事实。江忠源曾受浙江知县，丁忧回籍，因新宁毗连桂境，盗匪势盛，举办团练为防卫邑境计，赛尚阿闻其名，令其率所练募勇，助攻太平军。此在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前。）太平军虽受小挫，势不少衰，继取道州，分军东出桂阳、郴州，向北急进，达醴陵。七月至长沙，围七十余日，不能下，萧朝贵战死。九月，太平军弃长沙，向西北常德进军，经益阳掳船数千，转渡洞庭湖，陷岳州，得清军所贮存之军械大炮无数；沿江而下，十二月，遂陷汉阳、武昌；清湖北巡抚常大淳以下皆被杀。太平军留武昌一月，复东下，两江总督陆建瀛由南京率兵西上迎敌，闻风奔逃，太平军以次攻陷九江、安庆、芜湖。到一八五三年三月（咸丰三年二月），遂陷南京。当太平军攻陷武昌时，进兵方向，一时未能确定，或欲西趋荆襄，规取川陕为根据地，传说因浙江人钱江献策，乃东下江南。及得南京，杨秀清欲分兵留守，更北进取河南开封为建都地；据李秀成供状，谓因湖南老水手之言，始定都南京。（供状谓：“有一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系中州之地，只称稳便，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后来东王竟依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驾入南京。”）改名曰天京。
天京定都后，于是陆续颁定种种建置。关于太平天国各种建置的理想，最好是看他们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公文书。这种公文书，其名称虽曰《天朝田亩制度》，实则将他们的军政、民政、财政、经济、司法、教育等全部包括在内。试分别举其大略如次：
第一，军民合一的组织。原文云：
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设军以后，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设一伍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设一卒长；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设一旅帅；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设一师帅；共添多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设一军帅。未设军帅前，其师帅以下官，仍归旧军帅统属。既设军帅，则归本军帅统属。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这是本于《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组织，兵农合一的。）
第二，设官等级，朝内由军师下递至将军，地方由钦命总制下递至两司马，内外一气相含。原文云：
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任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总制以下为地方官，将军以上为朝内官。东西南北各王皆为军师。各王府皆有丞相。丞相各以天、地、春、夏、秋、冬等字冠之，又分“正”、“副”、“又正”、“又副”四位，如“天官正丞相”、“天官又正丞相”、“天官副丞相”、“天官又副丞相”。地官、春官以下皆同。因此丞相一等，专就天王府言，已达二十四人。合东王等各府计之，则更多矣。）
第三，两司马为最下层之基本单位，管理财政、教育、司法等一切政务。原文云：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中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赞颂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教育）凡二十五家中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或各家有争讼，两造俱赴两司马，两司马听其曲直。不息，则两司马挈两造赴卒长，卒长听其曲直。不息，则卒长尚其事于旅帅、师帅、典执法及军帅，军帅会同典执法判断之。既成狱辞，军帅又必尚其事于监军。监军详总制、将军、侍卫、指挥、检点及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司法）
第四，经济财政制度，又分三点：（一）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二）余粮余财归公，由公家支配运用；（三）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原文云：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两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自此以下每少一百斤则降一等）；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尚尚田一亩当尚中田一亩一分；当尚下田一亩二分；当中尚田一亩三分五厘；当中中田一亩五分；当中下田一亩五分七厘；当下尚田二亩；当下中田二亩四分；当下下田三亩。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凡男妇每一人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上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上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此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谷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此余粮余财归公，由公家支配运用。）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勿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此自给自足的经济主义。太平天国的人物脑识中，不需要有交换的商事与商人。）
以上是太平天国各种建置的概要。这种建置的理想来源，大都是出于《周礼》、《孟子》，而以天主一尊、人人平等的宗教理论贯串之。但是上列各项，都能见诸实行么？关于军民的组织及官制等各项，都是实行的。关于经济、财政各点，最重要的是土地公有依口平均分配的一事，则徒为纸上的空文。因为太平军所占领的，只有各都会城镇；纵使有些乡区地方，也在他们的政令管辖之下，但当军事扰攘之时，人民心理对于太平军尚怀反感；这种制度，实无施行的可能。但是财物归公一项，则在太平军起事之初，即严格实行。凡他们所掳获的各种物品，无论粮食衣服及一切金银钱货，不许私藏隐没。及至天京定都以后，在天京设立所谓“圣库”及“圣粮馆”。凡行军所得各物，一切皆纳诸圣库或圣粮馆。军需、官俸、男女口粮，皆由圣粮馆及圣库颁给。如有私藏银十两金一两者，即为犯天条。无论何人，犯者皆依天条治罪。但是到了杨韦之乱以后，这种天条就等于具文了。至于太平天国的全精神，可以看他们的《天讨胡虏檄》；那篇檄文，是在永安建国后发布的，节录首段于下：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人民者，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虏之子女人民也。概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洲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谓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也。……
这篇檄文所表显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尊奉天主；二、排满。概括地说，就是将神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洪氏最初是假托天主利用神权的人；但就天主的教义理论说，凡人民皆为天父之子女，皆属平等，便不宜有种族的界限，则与排满的种族主义不相容。但当时先上帝会而存在者，已有许多“反清复明”的会党，如三合会等种种名目，颇能鼓动一般人心，势力却是不小。洪氏要把当时各会党的势力压倒，将各会党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之下，非将排满的种族主义纳入神权主义之中不可。日人稻叶君山说：“洪王尝语人曰，三合会之目的，在反清复明，其会之组织在康熙朝，其目的亦可谓适当；然至二百年后之今日，反清可也，复明则未知其是。吾既恢复旧河山，不可不建立新朝；今时尚复用复明之语，焉能振起人心耶？若吾人说真教，赖上帝有威力之援助，则吾辈数人，可抵敌人百万，予不知所以尊奉孙膑、吴起、孔明等名将者何在，且彼三合会诸豪杰有何价值也。”（见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这就是要用神权主义吸收种族主义的意思。虽然容许排满，但须在尊奉天主的教义之下排满。故太平天国的主义精神，表面上虽有种族主义与神权主义的两端，实际的主要精神，完全是利用神权；故国曰“天国”，王曰“天王”，一切建置皆称天；诏曰“天命诏书”，法律曰“天条书”，王官曰“天官”，金库曰“圣库”，粮栈曰“圣粮馆”，开科取士曰“天试”，天试的命题有“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论”、“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论”，所颁行教育小孩的“三字经”起首两句便是“皇上帝，造天地”，幼学诗的起首两句便是“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所颁的田制，虽然沿用中国历史上的均田制，但是采用均田制的理由，也是说天下之田，皆为天父上主所造，即为天父上主所有，天下之人，宜均享天父上主之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不许私藏财物金银的理由，也是说天下的金银财宝，皆为天父上主所有，只能归诸圣库、圣粮馆，大家公用；形成一种天国的共产组织。盖无处不表显其利用神权的精神。所以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
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
当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时，曾国藩还是一个侍郎，在北京朝廷供职；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向长沙进兵时，曾氏被任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安徽太湖的途次，闻母丧，丁忧回湘。此时正值太平军围攻长沙，曾氏在家守制。是年十二月，清廷谕湖南巡抚张亮基，谓：“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心不负委任……”这道谕旨，便是曾氏出当大局与洪秀全对抗的出发点。但此时太平军已经攻陷武昌，清廷要曾氏帮办团练，只是要他帮办搜查本省土匪之事，并不是要他越境去打太平军。后来的湘军，虽以团练为起点，而团练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平定大局的正式军队。由团练变为湘军，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其经过的情形，不可不分别叙明。
一、团练的由来与本旨 嘉庆时的教乱，是用坚壁清野与团练的方法平定的，在导言中已经说及；在道光朝晚年，两广盗匪蜂起，地方士绅举办团练，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事，也是由于“保良攻匪会”与团练相对抗，前节也已经说及；江忠源在蓑衣渡击破太平军，损去太平军一员大将，也是由一种团练军变成的楚勇；楚勇之名，实先湘军而成立。在曾国藩出任团练事务之先，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鑫已在湘乡举办团练，为后来湘军的核心。凡此种种事实，皆足表明清廷经制军之无用，早已失去制服汉民族的效能。但各地方举办团练的本旨，纯为保持乡土的安全；就是曾国藩劝湖南各州县绅士举办团练的书，也是以保卫地方为言，书中说：
……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身，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吾民不肯实心奉行耳。……
曾氏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劝告乡人，第一首题曰《莫逃走》，第二首题曰《要齐心》，第三首题曰《操武艺》，都是劝导乡人齐心讲求自卫方法的话调。就是清廷对于团练的主旨，也只希望各地方，自己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止，并没有要使他们能供政府调遣的意思。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冬间的上谕说：
……团练乡勇，乃民间自为守御，借以保卫身家，或各村自为一团，其经费应由绅董自行经理，岂可官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俦，辄复纷纷调遣，必至迁地弗良，转滋流弊。……
次年正月的上谕，又说：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省，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调遣。……
然则团练的本旨很明白，就是饷归地方人民自筹自管，团兵专卫地方，政府并不调出外省。所以当时举办团练的，并不止湖南一省，奉命举办团练的，也不仅曾国藩一人（安徽的吕贤基亦奉旨回籍举办团练，后竟死于舒城）。但事实上，清廷的正式军队既已无用，而太平军又非嘉庆时的白莲教党可比，汉族的人才，不能不由团练军露出头角来了。
二、由团练变为湘军 江忠源在新宁县所办的团练兵，早由赛尚阿从新宁调赴广西，以楚勇的名义，立功于蓑衣渡，大为清廷所赏识；太平军由湘而鄂，直下江南，清廷的经制军，惟向荣所统率的，尚能紧随太平军之后，时与太平军接触；一八五二年，向荣授为钦差大臣（赛尚阿因剿贼无功革职，徐广缙继任钦差大臣，徐又无功革职，乃以向荣继任）；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向荣所统大军，尾追至南京，驻南京城外，号曰江南大营。江忠源因所率楚勇屡立战功，一八五三年，授湖北按察使，令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于是，第一个举办团练的人，变为正式军队的要人了。江忠源授命后，率师东下，行至九江，闻太平军将由湖口进攻江西省城，江氏便先由九江疾趋至南昌拒守；太平军也随即到了南昌，江氏兵少，遂为太平军所困。江氏是曾国藩最赏识的好朋友；曾氏接奉帮办团练的谕旨后，因持母丧不欲出，郭嵩焘力劝，乃赴长沙任事；此时罗泽南、王鑫所练的团兵约千人，已由湘抚张亮基调赴长沙帮助防守；曾国藩见当时正式军队腐败无用，便令罗泽南、王鑫将所募团兵仿明代戚继光的兵法部署操练，作为“异军特起”的柱石。曾氏尝与其友文任吾书，谓：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十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务，无逾于此。
因为曾氏看定清廷正式军队第一弱点，在“败不相救”四字，故其言如此。及江忠源被困于南昌，驰书向湖南求救，曾国藩便令罗泽南等所部的团练兵，由醴陵等处驰赴南昌，援救江忠源，号曰湘勇；于是湘乡的团练军，由长沙到了江西，变为湘军了；不得“远行征调”的谕旨，已没有人想及了。这就是湘军的起点。
湘军到了南昌，南昌城外的太平军仅有文孝庙营垒数座，湘军屡攻不能下；此时，郭嵩焘在湘军营中襄助军务，探知太平军的主力全在文孝庙后面的舟中水师，文孝庙的营垒不过为翼蔽水师之用，故湘军无如之何。郭嵩焘因向江忠源建议说：“东南各行省州县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风可数百里，贼舟瞬息可达；官军由陆路蹑之，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遂独为贼所有。且贼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贼势之日昌也。……”江忠源很同意于此说，立刻奏请清廷饬湖南、湖北等省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各造战舰数十，饬广东制备炮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藩管带部署。奉旨即如所请办理；于是帮办团练的曾国藩，又要进一步创练长江水师了。
曾国藩在长沙经营团练军时，提督鲍起豹，异常嫉视他，兵与勇时起冲突，曾氏十二分的受气；他接到创办水师的命令后，托言衡永郴桂一带匪徒甚多，请移驻衡州，就近调度各处团兵剿治土匪，实则不欲再在长沙受鲍起豹一班人的压迫，要往衡州去独力经营水师。于一八五三年八月往衡州，得着彭玉麟、杨载福两个经营水师的柱石，便在衡州大造战舰，选将购炮（所用的炮多由广东购入，由陆路运衡）。此时太平军已弃南昌，陷九江，再向湖北进攻，武昌危在旦夕。是年十月，清廷谕曾国藩，说：
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酌带练勇驰赴湖北，所需军饷，着骆秉章（时为湖南巡抚）筹拨供支。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
前此的上谕说团练兵“不得远行征调”，现在说“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了。此时曾国藩抱定一个宗旨，就是“非把水师的基础弄巩固，湖南内部的土匪肃清，根据地不受影响时决不出与太平军作战”。清廷屡次下谕要他挑选练勇，酌配炮位、船只，顺流东下，救援湖北安庆，他总是坚决地不动。到了后来，咸丰帝急得无可如何，发起脾气来了，亲用朱墨批答他的奏折，说：
……现在安省（安庆）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令汝驰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
但是曾氏还是不为所动，奏称：“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与其将来毫无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丰帝又抚慰他，用朱批答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不前之罪，殊属非是。”到了一八五四年春间，太平军再入湖北，两湖总督吴文镕战死于武昌。再太平军并且溯江西上，向岳州进攻了。清廷急如星火，督促曾国藩出兵的上谕如联珠而下，如说：“曾国藩素明大义，谅不至专顾桑梓，置全局于不问，北重于南，皖鄂重于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如说：“此时得力舟师，专恃曾国藩水师一军；倘涉迟滞，致令汉阳大股窜踞武昌，则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贼重任畀之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又如说：“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这是表明清廷穷蹙到了万分，完全没有办法，除非汉民族自己出来治兵，才能平定汉民族的内乱。曾国藩经营了几个月，至此基础渐固，于是统率水陆各军，顺流而下；虽在靖港受了一个大挫折，随即在湘潭大获胜仗；乘胜北进，到了是年八月，汉阳、武昌收复。咸丰帝闻捷大喜，向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时有一位忌刻曾氏的伴食军机大臣祁雋藻答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到祁氏这么说，便默然变了颜色。但因此便不用曾氏，不用湘军么？其势又不可能；九月的上谕说：“曾国藩既无守土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窜。”旋又谕：“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迁延畏葸，贻误军机者，即着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自此，曾国藩的湘军，便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中坚柱石，清政府的兵权移入汉民族之手，也成为不可免的事实了。
三、湘军的精神 日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此说大概是对的。但说曾氏无一语及于勤王，则非事实。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曾氏与江忠源书，说：“……逆贼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盐漕两事，不复可问；而京师饷项支绌，实有日不能支之势。为人臣子，一筹莫展，清夜自维，能无愧死。……”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么？我们须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谓“名教”的一部分；既说他是以维持名教为目的，又说他不是勤王之师，这是稻叶氏未能看清“名教”两字的内容。曾氏讨粤匪的檄文说：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卖以取税，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自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官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耻于冥冥中者也。
稻叶氏因为檄文中没有骂洪秀全反叛皇帝，只骂他破坏名教，破坏旧道德旧宗教，便说他是一种宗教军，而不是勤王军。其实维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说湘军含有宗教军的精神是不错的，说他不是勤王军则误。当时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多数，都是笼盖在旧道德旧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阶级的群众，也是一样。再看得深透一点，便是太平军中的名将忠王李秀成，与其说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权说，毋宁说是全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状中随处流露，如说：“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是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又如说：“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如说：“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识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苏、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又说：“……天王迷信过深，竟说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后来人心乱了，粮食尽了，还是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李氏攻陷杭州后，清政府的浙抚王有龄死节，李氏优礼送王榇回乡，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为仇。”这不是李忠王的脑筋里面名教的观念多于神权的观念么？然而李忠王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增减。曾国藩既是旧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样，自然都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不容异教的天主神权说来破坏社会的秩序。我们须知人类虽然是进化的动物，进化的程序是有时间性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性去下判断。当时多数人既时浸渍在名教的观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权说不能为社会所容，他们的天国平均制度也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他们的排满主义，仿佛可以鼓动一部分人士，但当鸦片战争失败不久后，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军的神权主义，在时间性上是必失败的。曾氏的名教维持主义，还是时间性上的宠儿，就是到了甲午以后，还有许多人以渎乱圣经排挤康、梁，何况在甲午以前数十年的曾国藩，安得不用名教来抵抗洋教呢？
四 太平天国被摧倒的经过
太平天国从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与清廷对抗约十一年，至一八六四年颠覆。这十一年间对抗争斗的经过，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以长江上游的争夺为主（由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第二时期以长江中部的争夺为主（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第三时期以长江下游的争夺为主（由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四年）。分别略述如次：
第一时期 太平军从永安州冲出，所向无前，一直冲到南京，弄得清廷措手不及，算是太平军的大成功。但是成功之中，有几点大失败的地方：一、未能将长沙攻破，占领湖南，使曾国藩得据为经营湘军的根据地；二、凡所攻陷之城，皆掳掠一空而去，自安庆以上，未尝固守一城，即武汉如此重要之地，也弃而不守，使南京常受上游的威吓；三、占领南京后，又未能从速将江苏全省勘定，旋即受清廷的所谓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所牵制。所谓江南大营，是清廷钦差大臣向荣所统率的军队，尾随太平军之后，由广西跟踪而至的，驻屯南京城外孝陵卫附近；江北大营是琦善所统率由北方开来的军队，驻屯江北的扬州，为防堵太平军北窜之计。这种大营，虽无攻破天京的能力，但很足以威吓天京。幸此时清廷尚无水师，而太平军已陆续由上游掳得许多船只，构成一种水上队伍，得出入自由。于是太平军除分派军队渡江，向皖北、河南，进攻直隶，以牵制清廷北方的兵力外（太平军派往北方军将，一为林凤祥，一为李开芳，皆能达到黄河以北，因无继续而进之援军，二人皆败死），并力争长江上游，由九江再行进攻武汉。此时曾国藩的水师尚未成军，遂由武汉再入湖南。到一八五四年春夏之间，曾国藩的水师出来了，于是太平军节节败退；到是年八月中，武汉遂为湘军所恢复。湘军乘胜水陆并进，围九江，图江西；太平军坚守九江，湘军不能攻下，而曾国藩所率领的水师，因进行过猛，冲入湖口，被太平军截为两段，曾氏自己率领一部陷入湖内，一部尚在外江；于是曾氏坐困江西境内，往来于南昌、南康之间，经年不能有为。太平军一面固守九江...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