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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
纯自然派之诗，有OlindoGuerrini（1845－）作PostumadiLorenzoStecchetti，以法国诗人为师法，唯其势不张，不能如Carducci派之盛也。
GabrieleD'Annunzio（1864－）少时读Odibarbare及Postuma，深受感化，学为诗。一八七九年出集曰PrimoVere，格调完美如Carducci，而精神则近Guerrini，盖D'Annunzio之异教思想，并不服道德之羁索，更进于Carducci也。其诗风初属自然派，后乃转为尚美。以享乐为艺术人生之终极，故凡所著作，意在言美，非专以表现人生，文词极瞻丽，而思想少见变化。小说中主人，大抵颓废派中人物，又受超人思想之感化者。然南欧艺术之精华，与现代人心情，具见于此，故为可重也。著有诗曲小说甚多，《死之胜利》（TrionfodellaMorte）为《蔷薇小说》之第一篇，最有名。
自然派小说初创于LuigiCapuana（1839－），至GiovanniVerga（1840－）而大成。其客观描写，纯以Zola为法，唯多叙乡民日常生活，不专重黑暗一面。有《恶意》（IMalavoglia）一书最胜，叙渔人贩大豆，舟覆，长子死焉，而索豆值者甚急，乃货其居以偿之。Verga熟知故乡渔人生活情状，故言之极恳挚。MatildeSerao（1856－）著小说亦有名，与AdaNegri并称意大利女文学家也。
AntonioFogazzaro（1842－1911）初为唯物思想所动，颇怀疑，终乃复得信仰，归于宗教。故所作小说，亦多光明希望。唯意在宣传义旨，叙述情景，每依主观造作，失自然之致。如DanieleCortis一书，言Elena弃绝私爱，从夫于美洲，显扬克己之美德，最足见其思想。第以文艺论，未为具足耳。千九百六年作《高士》（IlSanto），写理想之道德生活，与《死之胜利》中GiorgioAurispa行事正反。罗马法王收入正教书目，尤为世间所知。盖Fogazzaro实为基督教思想之代表，与Carducci等之异教思想，适为反对也。
西班牙现代文人，JuanValera（1827－1905）最著。初治法律，后为外交官，历任美奥比利时诸国公使。作《神火》（ElFuegodivino）等诗集，尤以小说得名。PepitaJimenez一书最佳，论者以为西班牙新小说之发端也。又有BenitoPerezGaldos（1845－）著作甚多，约可分三期。初作历史小说，写当代政治战争事，总名《国民逸闻》（EpisodiosNacionales），计二十五卷。次作DonaPerfecta等，转而言信仰问题。终乃写民间日常生活，纯为写实派作矣。
LeopoldoAlas（1852－1901）与ArmandoPalacioValdes（1853－）共刊杂志，传布法国自然主义。唯Alas意主调和，Valdes则纯以新派为师法，故称西班牙自然派之第一人。Quiroga夫人本名EmiliaPardoBazan（1851－），著小说甚多，有名于世。一八八七年作LaMadreNaturaleza最胜。
JoseEchegaray（1832－1916）初治数学及经济，六十八年革命时，为临时政府阁员。后转入文学，多作戏剧，颠到其姓名以自号，曰JorgeHayeseca。所作凡五十余种，Mariana最有名，英人WilliamArcher称之为RomeoandJuliet后之佳作。又有HijodeDonJuan言遗传问题，盖受Ibsen影响而作，与《游魂》（Gengangere）一剧，可仿佛也。
四一 俄国
十九世纪后半俄国文学，称Gogolj时代。文人辈出，发达极盛，影响于他国者亦甚广大。北欧思想本极严肃深刻，虽易坠悲观，而情意真挚，无游戏分子，实为特采。俄以政治关系，民生久历困苦，阴郁之气，深入于人心。发为文学，自多社会之倾向，属于人生艺术派。至Tolstoj著《艺术论》，此义愈益昭著，为人道主义文学所由起，而其首出者则Gogolj也。
NikolajGogolj（1809－1852）本Malorossia人。初作《田村之夜》（VetcheranaKhutorje）二卷十二篇，言故乡情事。富于谐谑，又多涉神怪，有传奇派流风，而描写不离现实。或之名曰，感情派写实小说。卷中有“TarasBulba”一篇，记十五世纪时哥萨克与回部战事，甚有精彩，称历史小说模范。后至彼得堡，服官公署，为文多叙官吏生活，讽刺益深切，Puschkin以为笑中有泪，盖知言也。短篇有《狂人日记》（“ZapiskiSumasschedschego”），《外套》（“Schinelj”）等皆有名。其杰作则有喜剧曰“巡按”（Revizor），小说曰“死灵魂”（MjortvyjeDuschi）。
Gogolj与Puschkin友善，Puschkin尝行旅至一邑，有司相骇以为大吏微行，后以语Gogolj，云可作剧，Gogolj遂成《巡按》一篇。少年Khlestakov者，以博丧其资，留滞旅次。邑吏闻有巡按将至，疑即其人，迎入私宅，各进货贿。及少年辞去，邮局长得其致友人书，始知其误，而门下报巡按至。其讽刺官僚政治之腐败，至极深切，论者每以比Molière之Tartuffe。唯Tartuffe以正报终，Revizor则本事方始，剧已终局。末场所演无言剧（Dumbshow），又特佳妙，有不尽之意，故尤胜也。剧既成，文禁正严，虑不得公布，或以稿呈尼古拉一世，读之大笑，即命演之。帝亦临观大悦，召Gogolj语之曰，吾未尝得如此畅笑。Gogolj则对曰，吾所期者，乃本别有所在。此一语足为Revizor之确评，亦可以包举其全体之著作矣。Gogolj描画“卑下之真实”（L'humbleVerite），不亚于Maupassant诸人，唯具有二特质，为法国自然派所少见。一曰滑稽（Humour），一曰寓意（Moral）。盖Gogolj见人世种种刺谬，每不禁嘲笑之情，而又悲悯世间，谋欲拯救。合是二者以成书，故外若诙诡，中则蕴蓄悲哀，并深藏希望也。又有喜剧《结婚》（Zhenitiba）一篇，善表现斯拉夫族之惰性（Inertia），不仅以写实见长。
《死灵魂》上卷十一章，以一八四六年刊行，原名“Tchitchikov旅行记”（PokhozhdenijeTchitchikov）。言Tchitchikov游行乡邑，访土田主，收购死亡农奴之名，籍而徒之边地，将以质诸国立银行。当时盖曾实行之者，旋事败被捕。Gogolj假其事为小说，写奴制未废时社会情状。农奴境遇，固极惨苦，而田主习于游惰，渐就衰颓，上下交困。Puschkin读而叹曰，“悲哉俄罗斯之国。第Gogolj别无造作，所言并诚，皆单纯而可恐之真实也。”描画人物性格，尤极微妙。如Manilov之庸俗，Korobotchka之愚狡，Nozdrev之无赖，Sobakevitch之鄙倍，俱非凡手所能，而写Tchitchikov尤胜。Kropotkin论之曰，“人言Tchitchikov为俄国特有之性格，实则不然。吾辈殆随在遇之。此实人间共通之仪型，不为时地所限，唯应时地之要求，略易其外貌而已。”Gogolj亦云，读者或平旦自省，问究能无Tchitchikov分子在乎。故其书虽一时之作，而实含溥遍之性质，与凡诸世界名作相同。Gogolj虽写实，唯多滑稽，故时或近夸。又含教训，故多加案语，如《死灵魂》末章，则纯为论议，自表其意见，亦正可为其理想派小说之宣言也。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厉行文禁，《死灵魂》上卷虽以大力周旋，得许刊行，唯售后即禁再印。Gogolj作下卷垂成，意忽中变。以为爱国之士，不当暴祖国之恶，前此著作，皆为罪业，因自忏悔，归依宗教。一夕悉焚其稿，后人就草本中录而刊之，多断缺不定，不能与上卷比美矣。
IvanGoncharov（1812－1891）本商家子。作小说重客观，稍近艺术派，故俄之论者多非之。唯此仅著作态度而已，若以其精神，固不与人生相离异。著作中最有名者为Oblomov，写农奴时代国民之惰性，一时社会惊悚，各以Oblomovshchina相警戒，影响之大不下《死灵魂》也。Oblomov生长于安富尊乐之中，丧其活动之能力，虽有理想而无实行，即以Oliga之精诚爱力，亦不能救。终复归于潜蛰生活，披衣趿履，盘桓一室之内，以脑充血卒。此在俄国当时，固由民情时势结合而成，唯富厚之余，必见流弊，事悉如此，不仅一时一地为然。Oblomov一书，具有永久之价值，亦正以此也。
IvanTurgenjev（1818－1883）系出名门，受高等教育。Gogolj卒时撰文悼之，为政府所忌，将遣戍，赖有营救者，得减为拘束，幽居乡里者年余。及解免，乃移居巴黎。著作亦含社会倾向，唯受法国文学影响，构造特甚精善，为俄国文人之最。十九世纪上半，斯拉夫国粹派势方张，以Turgenjev崇西欧文化，斥为不爱国，而非其实。Turgenjev居异国，思乡甚苦，尝一归省，睹国内种种不幸，不能安居，复入法国，遂不复返。所作小说，极艺术之美，不如法国自然派之专言人生暗黑，而亦不离现实。写人情世相，至为真切，Brandes论之曰，Turgenjev悲观而复爱人，故文情特富美。又多阅世故，既不如法国文人流于玩世，亦不如英国之喜言教训。凡所叙录，皆为常事，不涉奇异，或近秽浊。大抵以贫苦怯弱，心意不固，颓唐无聊之生活为主材，写其内心之悲剧。唯与Dostojevskij又有异。Dostojevskij言显著之罪恶忧患，而Turgenjev则言不幸者隐默之悲哀也。
Turgenjev初作《猎人随笔》（ZapiskiOkhotnika），记其游猎见闻之事。描写物色人情，均极美妙，对于农奴之困苦，尤有同情。论者比之美国Stowe夫人之UncleTom'sCabin，其影响亦相同，唯以艺术论，则《猎人随笔》为更杰出。文主写实，不露教训之意，而文情俱胜，自能动人，如Sutchok及Vlas诸事皆是。又有“Mumu”一篇，虽不在《随笔》中，而性质相类，写Grasim隐默之悲哀，尤足当Brandes评语也。
《猎人随笔》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说，可四十种，皆称佳作，而“Jakov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为最胜。尤以长篇著作得名，其尤者为Rudin，《父与子》（OttsyiDjeti），《贵人之巢》（DvorjanskojeGnezdo），《烟》（Dym），《新地》（Nov）等。
Rudin作于一八五五年，时Hegel唯心论方盛行，俄国少年亦大受影响，Rudin者即其一人。怀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实行不足相副。盖本质犹是Oblomovshchina之流风，而时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Rudin以言谈得Natalija之爱，而复不能践言，弃自由之说，而更勉人以从顺。终乃漂流至法国，死于二月革命之巷战。其意志不坚，为斯拉夫人通病，唯怀有热诚，已视Oblomov稍进矣。
《父与子》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写六十年顷新旧思想冲突之事。当时唯物思想渐渐之兴盛，学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与质》一书为典要，凡讲学皆以求诚致用为归宿。对于从来传袭之礼法，悉不信任。唯征之学术而信，施于社会而有利者，始为可取。Bazarov即此派代表，与Kirsanov兄弟相对抗。然终惑于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此书出后，世论纷然，“父”“子”两世，悉起攻击，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发隐覆，少年则以写Bazarov近于讽刺，亦不能平。Turgenjev力自申辩，误会愈甚。至近时据所作“HamletiDon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Turgenjev以此二者为人性代表，论其短长，不得不右Don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实与Hamlet近，故爱Hamlet而复重DonQuixote。见诸著作，则写Rudin之短，犹可得人怜宥，写Bazarov之长，乃更使读者不满，正缘性情各异故尔。《父与子》为言俄国虚无主义最早之书，虚无论者（Nihilist）之名，亦始见于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诗一卷曰Senilia，盖多晚年作，故名。辞意精炼，可与Baudelaire相匹，又能窥见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贵。如《自然》一篇，言人虫等视，生杀时行，一无偏倚，厌世思想，不亚Leopardi。及读《乞食》则爱怜人类之意，又自显著。《故乡》诸篇，所以寄爱国之思。卷末《阈上》一章，赞美革命事业，至极恳挚，Turgenjev之本意，于此可见也。
FyodorDostojevskij（1821－1881）初习兵工，为陆军少尉，自请退职，致力于文学。以《苦人》一书，得Nekrasov赏誉。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为政府所捕，并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临刑，忽有旨减等，发西伯利亚为苦工四年，又充军役六年，始得释。Dostojevskij神经素弱，数被重枚，后遂颠痫。工作之余，唯读圣书，久之思想亦渐改。昔之社会主义，已不复存，转为基督教思想。服从政府教会，宣传爱之福音以救世。其著作思想，与Turgenjev正反。盖Turgenjev主虚无说，因生悲观，Dostojevskij则重信仰，以为神人合一，故多乐观。又一崇欧化，一则国粹论者，故二人意见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归国以著作自给，境遇穷迫，故文字不甚修饰，晚年始稍裕。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MertvogoDoma）记西伯利亚狱中事，悉据本身经历，故言之甚详实，为生平杰作。又有《罪与罚》（PrestuplenijeiNakazanije）者，亦极有名。尔后所作，如BratyaKaramazovy，《白痴》（Idiot）等，皆冗长，又述病苦，逾于常轨。盖Dostojevskij精神本异常，并见之于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与之谐合。如《白痴》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云未尝能读之终卷，即其一例也。《罪与罚》叙少年学生曰Raskolnikov者，迫于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响，破灭道德之束缚，杀二老妪，欲盗其货而未得。后以Sonja之化，忏悔自首，遣发西伯利亚，Sonja亦与偕。向上之精神生活，于是复始。Dostojevskij爱之福音与其乐观，皆于此倾注无遗蕴，书以宣示义旨，故描写不能专据客观。唯由热诚深爱，乃能造成真挚之情景，令人感动，为力至伟。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Dostojevskij属国粹派，故以为西欧唯物思想，足以误人，又隐然反对政治之革命。故论者于此，亦多不满。盖基督教义，本如Nietzsche所说，为弱者道德。今又推至其极，以生存为患，以苦痛为正，以忍受为善，欲遗人世而待天国，固未足为人生唯一之轨范。唯其宣传爱之福音，使人知物我无间，所当泯绝界限，互相援助，则深有功于后世。又复能力行其说，克己为人，如《受难者》（Unizhennyye）书中Vanja之行，尤为难能而可贵也。
LevTolstoj（1828－1910）主张人道主义，与Nietzsche超人哲学角立，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Tolstoj本伯爵，少时有志于外交，入Kazan大学，修东方言语。弃而学律，又不成。复至彼得堡，沾染时习，浮沉于社会者久之。其兄Nikolaj从军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会，与自然生活接，大得感兴。作《童时》（Djetstvo），《哥萨克人》（Kazaki），有文名。五十三年转任苦里米亚，时值俄法之战，Tolstoj自请守第四炮垒，战极勇。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战争之恐怖，世无其比，亦为后日非战萌牙。此后旅行欧陆，过巴黎见执行死刑，复大感动。以为同类无相杀之权，无论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杀人之罪，为主持废止死刑之张本。六十一年农奴既释，乃返故乡YasnayaPoljana，建立小学，以教农民子弟。本Rousseau说，主张自由教育，自作教科书用之，有大效，而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复治文学，作《战争与平和》（VojnaiMir）及Anna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质思想影响，不信宗教。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虚，寻求其意义而不可得，殆欲绝望自杀。渐复归于信仰，始得安住，以协济农民为务，是为第一转机。八十一年，政府举行统计，Tolstoj请为助理，得遍观墨斯科下层社会生活，知种种贫苦情状。因复转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计，而推本于贫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书，详论其事，是为第二转机，即Tolstoj人道主义所由立也。Tolstoj既以财产为诸恶之本，遂决意散财于民，躬耕自养，而为家人所梗，计不得行。欲洁身高隐，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伤心，与利他主义相背。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终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驿，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纯为艺术作品。其后转入宗教，则不屑为文艺，唯藉作传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其人道主义，成立于第二转机之后，唯此思想，实先已萌芽。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战，《哥萨克人》之非文明社会，《田主之朝》（“Utro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见，言田主之贪暴，与农奴之愚惰困穷，皆函微意。Anna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长，文情并胜，而作者义旨，亦得表示。所叙事迹，略与Tchernyschevskij之《何为》（Tchtodjelat）相类。唯Anna与Vronskij后复以嫉妒相忤，又既与社会抗争，而复听其褒贬，遂以悲剧终。卷首引“圣书”语作题词曰，报复，吾事也，吾将偿之。读者往往误会，以为Anna之死，乃天之报施，而Tolstoj意实不然。当时论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盖此题词，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义。意谓人之于人，不当相责，但当相恕。此慈悲之律，与Tolstoj思想正合，若云报复，则与前后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学，一意传道。十九世纪末年，俄国民间盛行新教，称Dukhoborstvo，以爱人为旨，反对军役及宗教仪式。政府力镇压之，而不能绝，终乃许信徒移居加那大，唯无资斧不能行。Tolstoj因取旧稿续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资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复活》（Voskreseniye）是也。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将复活。Tolstoj则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Nekhliudov诱Katiuscha而复弃之，女遂堕落，终以谋杀人，流西伯利亚。时Nekhliudov为陪审官，见之，复念前事，因悔悟，从之至配所，自赎其罪。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复归于善。论者以比《罪与罚》之续篇，唯Tolstoj虽主张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势，对于社会制度，责难甚力。谓富者食他人之力，游惰终身，贫者终年劳作，不足自养，陷于罪恶社会乃从而虐之，宁得为正。盖依Tolstoj言，则人性本善，其有过失者，只因身心关系，或机缘合会而成。但为道德之病，而非罪恶，故当于刑法外，别求疗治之方。《复活》一书，即示此义。书虽以寄教训，然又能与艺术相调和，故乃不失为文学之名著也。
Tolstoj教义，大要分五项，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责人。皆本基督十诫中事，而别加以解释。圣书云，有批汝左颊者，更以右颊就之，为不抵抗主义之极致。唯消极之顺受，更足以助长暴恶，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为说。如农民被杖，固应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无愿为田主执杖者，则平和自可得。盖Tolstoj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Tolstoj虽归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良知即神，又以人类希求善福之心为神，别无超自然之说。尝融会四福音书为《基督言行录》，以神通奇迹为后世造作，悉削去之。俄国教会以其破坏政教，斥为外道，于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门。而民间崇信，转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广矣。
四二 又
Tolstoj后俄国文人辈出，为新兴文学第二时期。VsevolodGarschin（1855－1888）与Tolstoj同里，多受其化。少习矿学，值俄土战起，日见报章载战地死伤人数，因悲悼无宁时。终至不能复忍，遂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苦痛。所作《懦夫》（“Trus”）一篇，即写此心情者也。后负伤归，记所阅历为《四日》等，写战争之恐怖，与Vereschtchagin所作画，并足为非战之纪念。七十八年百九十三人之狱，Garschin有挚友亦与焉，竭力营救，而友竟死。Garschin少有心疾，至是大作，居狂人院中久之。尔后益倾于悲观，终以八十八年，投阁而死。《红花》（“KrasnyiTsvjetok”）一篇，为其绝笔。言狂人心理，至足供学术之研究，文辞亦复精美。又含蓄义旨，以赤罂粟花为诸恶象征，必忍死须臾歼除之为快，又可见Garschin之主义。后世称之为Tolstoj之徒，当也。
VladimirKorolenko（1853－）本Malorossia人。初居墨斯科农学校，以政治犯罪，安置Tomsk，又徙Jakutsk，为西伯利亚极边，七年后始得返国。平生抱人道主义，其所著作，亦多言人生忧患。《Makar之梦》一篇最有名。Makar生荒林中，拮据求活，衣食每不给。一夕醉梦，身死入幽冥，Tojon判其罪，将罚转生为礼拜堂马，Makar乃自申辩，善恶之衡复转。盖Korolenko之意，以为人性本善，唯缘社会不良，个人为生计所迫，遂有过恶，若略迹而论，则人人平等，盗贼流亡，与贤人善士，同具性灵，别无差异，正与Dostojevskij所说同。又有《下流》一篇，自述儿时经历，为世所称。其人道主义思想，亦与他著一致。描写自然之美，有Turgenjev之风又稍含滑稽，则似Gogolj也。
AntonTchekhov（1860－1904）父本农奴，有才干，以商起家，自脱其籍。Tchekhov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初匿名曰Tchekhonte，作小品二卷，多诙谐之词。至八十年后，时势骤变，其作风亦随转，虽仍稍含滑稽，而阴惨之气弥漫篇中，故人谓Tchekhov所写人生，皆呈灰色。尔时亚力山大一世被杀，二世继位，用旧派之言，大行虐政。往昔革新之萌牙，摧灭无遗。举国咨嗟绝望，而士流之颓丧尤甚，虽曾受教育，怀有理想，然为暮气所中，终复合于流俗，浮沉度世，别无意趣。Tchekhov著作，善能记此时情状，以时代为背景，以国民性为主题，正如Lermontov之写Petchorin或Goncharov之Oblomov也。Tchekhov以短篇著名，论者比之Maupassant，然亦仅技术相似，思想则复不同。Maupassant纯为客观，又由唯物思想而厌世。Tchekhov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有希望。所作剧中此义尤显。著作计十六卷。短篇《鸣唼梦》，《可儿》（“Golubuschka”），及“DvaVolodja”等为最胜。又《决斗》（“Pojedinok”），《农夫》（“Muzhiki”）诸篇稍长，亦有名。《决斗》写志行弱薄之少年，与Rudin相似。《农夫》则言乡村生活，暗淡可怖，近于法国纯自然派之作矣。
MaksimGorjkij（1869－）本名AleksejPjeschkov，以身历忧患，故取Gorjkij自号，义云苦也。幼丧父母，育于外家。大父本一老兵，待之颇严，使从工师习艺，屡试不成。Gorjkij乃逃去，为Volga商船厮役。始得见Gogolj著作，有志于读书。至Kazan，欲学，不可得。佣于饼师家，二年，复辞去。入游民之群，游行各地，为种种工役商贩以自给。间作小说，记浪游生活，投诸地方新闻。九十四年始为Korolenko所知，极力赞许，为揭载所作“Tchelkasch”一篇，自是遂显于世。Gorjkij与Tchekhov生同时，各能表现社会之一面。Tchekhov多写士流，Gorjkij则叙游民言行，至极精微。盖事多身历，故非余人所及，且亦性情相近，言之益复亲切。游民生活，类极困苦，唯受者别无怨尤之辞。性重自由而敢反抗，恒不惜与全社会忤，以得一己快意。顾亦非暴弃放纵，营求自利。虽身在恶趣中，而内心常有希冀，欲解不可知之人生，求不可知之幸福。如《昔曾为人者》（“ByvschijLjudi”），《心痛》（“Toska”）二篇，足为代表。毁弃拘束，力求自由，又终无厌足，不知安住，是为游民之特质，足为国民惰性之药石者。Gorjkij实写其状，而复稍以理想化之，遂有人生战士之风。盖作者之理想人物，实为强者，能反抗之人，乃得之游民中。故于士流之沮丧，则唾弃不屑道也。其前本有民俗小说家甚多。Rjeschtnikov专主写实，Uspenskij等继之，Grigorovich作又偏于理想，写农夫坚忍之德，颇近夸饰，Gorjkij始能合二者之长，进于完善。所作有《Orlov夫妇》（“SuprugiOrlovy”），《二十六人与一女》（“Dvadtsatschestjiodna”），《鹰之歌》（“PesnyaoSokolje”）等最胜。《秋夜之事》（“OdnazhdyOsenju”）言Natascha之爱，悲怆而蕴藉，有Dostojevskij余风。又有长篇小说及戏曲数种，然皆在短篇下。Gorjkij与谋革命，亡命意大利。一九一三年，政府许其归附，不应。至俄国革命成，乃归。
LeonidAndrejev（1871－）家素贫，幼时苦学，恒受寒饿。卒业大学为律师，又不行，乃为新闻法廷记者。一八九八年始作小说，得Gorjkij推赏，Merezhkovskij复投函致询，疑是Tchekhov托名，遂知于世。有《深渊》（“Bezdna”），《雾中》（“VTumanje”）诸篇，颇似法国纯自然派，唯别有神秘之色，感人愈益深切。故若以《深渊》较Maupassant之《小Roque》，则阴森可怖，殆有甚焉。凡所著作，多属象征派，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如戏剧《人之一生》（Zhiznjtchelovjeka），可为代表。短篇中《谩》（“Lozhj”），《默》（“Moltchanije”），《小天使》（“Angelotchek”）等，俱佳。又有《Fivejskij传》及《赤笑》等，篇幅稍长。虽并属悲观，而对于人生之挚爱，亦甚显著，同具人道主义之倾向也。
“ZhiznjVasilijaFivejskogo”述牧师Fivejskij之不幸，略如《约百记》。唯约百终以信仰得胜，Fivejskij则由虔敬而入怀疑，又转为狂信，终复决绝，以狂易死。信仰破灭，唯有定命为宇宙主宰，盖与《人之一生》，同其暗淡者也。
《赤笑》（“KrasnyjSmjekh”）作于千九百四年，值日俄战后。Andrejev虽未亲历，而凭神思之力，写战争惨状，能达其极，与Sjevastopolskiye及《四日》等并称。Tolstoj与Garschin写战时事实与心理，已极深刻，Andrejev则多用象征，暗示之力，较明言尤大，故《赤笑》之恐怖，尤足令人震惕。美国Phelps言世界非战之文学中，猛烈更无逾《赤笑》者，殆非过誉。同时有AleksandrKuprin（1870－）为陆军中尉，作《决斗》一书。写平日军队生活，极种种恶德，或以为即揭发战败之因，唯作者之旨，实不在此。据所自述，则唯欲实写军官社会情状，而反对军役之意，亦寓其中。Nazanskij所说爱之宗教，盖即Kuprin之理想，与Andrejev相同者也。
《七死囚记》（“Rasskazosemipovjeschennykh”）卷端题云，呈Tolstoj伯。中叙五革命党人，一剧盗，一杀人者同日就刑，记其犯事始末及狱中心理状态。Andrejev自序云，吾著书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与其不法。正直勇敢之人，徒以过怀仁爱，主持正义，致罹荆戳，固已惨矣。然在蒙昧小人，以愚犯法，缳首以死，其可哀实为尤甚。故吾于Musj等之死，以视Janson与Tsiganok伤痛之情，犹稍减杀。其言颇与Dostojevskij相似。又云，世之大患，在不相知。其著此书，盖将以文艺之力，拨除界限，表示人间共通内心之生活，俾知物我无间，唯等为人类，而一切忧患，乃可解免。此又与Bahai大同之教，同其指归矣。
Sologub本名FjodorTeternikov（1863－）思想颇近厌世，有《迷藏》（“Prjatki”）等，并言死为安息。唯求生之欲，本于自然，故求其次，以神思与享美为养生之道。次则童骏狂易，亦可远现世而得安乐。又有《老屋》（“StaryjDom”）一篇，言Boris死于革命，家有大母及其母姊三人，日思念之。至不信往事，仍怀必不可得之希望，喜惧迭现，终日无宁时。及日暮，绝望之悲哀，忽然复起，乃相与号哭于林中。Andrejev在《赤笑》中，叙家人得战死者手书一节，事极哀厉，而此则终篇如是，感人之力，至为强烈。作者本意，或与《迷藏》等相同，唯由一面言之，亦足以示死刑之恐怖，与《七死囚记》，同为人道主义文学中之名作也。
俄国文人，尚有MikhailArtsybaschev及DmitriMere-zhkovskij等，亦有名，兹不备举。
四三 波阑
波阑十九世纪后半文人著名者，AlexanderSwietochowski（1847－）外有HenrykSienkiewicz（1846－1916），生奥属波阑，竭力于革命运动，为光复会长，见忌于奥国，因逃亡美洲。素持斯拉夫主义，主亲俄。一九一六年俄政府宣言将许波阑独立，Sienkiewicz力赞其事，未成，以十月卒。初作小品，未为世人所知。九十六年著《何往？》（QuoVadis?），叙罗马Nero王时新旧宗教之冲突，始得名。又有《火与剑》（OgniemiMieczem）等历史小说三种，记波阑累世与异族战争事。Phelps谓古今历史小说，能得Homeros史诗精神者，唯此三部及Gogolj之“TarasBulba”也。然Brandes则深服其短篇，而不满于历史小说。《波阑印象记》云，Sienkiewicz系出高门，天才美富，文情菲恻，而深藏讽刺。所著《炭画》（“Szkice-weglem”）记一农妇欲救夫于军役，至自卖其身。文字至是，已属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又“Janko”，《天使》（“Jamiol”）诸篇，亦极佳胜。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甚能动人。晚近模拟DumasPere作历史小说，层出不已，因获盛名，且得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为不取也。盖Brandes素薄历史小说，故虽Sienkiewicz著作，亦与Dumas等视，深致不满也。
Sienkiewicz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Gogolj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Sienkiewicz旅美洲时著此书，自言起故乡事实，唯托名羊头村而已。村虽称自治，而上下离散，不相扶助，小人遂得因缘为恶。良民又多愚昧，无术自卫，于是悲剧乃成，书中所言，舍Rzepa夫妇外，自官吏议员，至于乞丐，殆无一善类。而其为恶，又属人间之帝，别无夸饰，虽被以诙谐之辞，而令读者愈觉真实。其技甚神，余人莫能拟也。“BartekZwyciezca”一篇，则言亡国之痛。Bartek被征为兵，应德法之战，目睹国人拘系待尽而不能救，至纵酒自放，战胜归乡，见侮于奥国塾师。及临选举，复迫令举其国仇，以至流离去其乡土。亦杰作之一也。Sienkiewicz所作皆写实，又函义旨，与俄之理想派同。ElizaOrzeszkowa（1847－）亦属此派。本名家女，其夫以国事流西伯利亚，家产没入官，Orzeszkowa遂以文字自给。著书多写人世穷愁，持社会主义，宣扬甚力。世人称为波阑之GeorgeSand也。
波阑纯自然派文学，始自StanislawWitkiewicz以法国为师法。至Ostoja与Niedzwiedzki而至其极，暴露人间兽性，倾于厌世。唯纯客观文学，尚不足尽人情深隐，故复转变，为印象派。S.Reymont作《农夫》（Chlopi），即此派名著，见称于世。StefanZeromski专事描画土地人民情状，纯为艺术作品，而爱国之思，亦寄其内，固仍有波阑文学特色也。
WaclawSieroszewski以国事见放，居西伯利亚十五年，研究人类学，造诣甚深。多作小说，言通古斯等民族生活。AdamSzymanski亦久居西伯利亚，所作多怀乡之音，Jankowski比之边塞流人之哀歌。有“Srul”一篇，为集中之最。
四四 丹麦
丹麦传奇派文学之兴，由Steffens等之提倡，深受德国感化。不五十年，亦渐衰落。又值六十六年Schleswig-Holstein之战，丧师失地，遂与德国交恶，外来之影响顿绝。上下皆言爱国，高谈政治，不复注意于文艺，故此时著作特甚寥落。至七十年后，Brandes讲学于大学，又多作评论，绍介西欧思想，于是新派文学始复兴起也。
GeorgBrandes（1842－）卒业为哲学博士，又游欧陆多年，从法国Taine学，受唯物思想之感化。初作《近世哲学二元论》，说及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为当时旧派所疾。七十二年，为大学近代文学讲师。所讲凡六篇，以英法德为主，总称《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论识皆超迈，为后来所重。唯尔时人心尚激楚，由爱国而转为存古，对于一切新说，无不排斥，及见Brandes“偶像破坏”（Iconoclasm）之思想，因益不满，竭力反对。Brandes遂移居德国以避之。唯所播种子，亦渐萌动，新进文人辈出，势力日盛。至八十八年，共速其返国。尔后遂为北欧文坛盟主，今尚存。
Brandes思想，多个人主义倾向，以反抗社会因袭为个人上遂之道。《文学主潮》中论英国及少年德国诸卷，此意皆甚明显。Nietzsche著作，初未为世所知，Brandes作文显扬之，遂有名。所作评论有波阑俄国印象记，又Ibsen及Bjornson等评传，最胜。批评人物，善能以简要之语，表其特质。读者持此为准，自施观察，即可触类旁通，有条不紊，此其所以难能而可贵也。
丹麦文人受Brandes感化而兴起者，为数甚众，举其要者有三人。SophusSchandorph（1836－1901）持自然主义，而不流于极端。所著小说，最有名者，为《无中心》（UdenMidtpunkt），叙志行薄弱之少年，与Rudin相类，Boyesen称Albrecht为言语家，谓足为丹麦国民代表。盖其人民久受迫压，失其活动之力，唯逞言谈，以求快意，在六十六年后此风益盛，Albrecht即其一人也。JensPeterJacobsen（1847－1884）本植物学者。造文多修饰，如Flaubert，描写颜色，以成语陈旧，失其色泽，常自作新语用之。有小说三种，MarieGrubbe特色最著。NielsLyhne书中主人，即Albrecht一流。或谓Shakespeare作Hamlet，云是丹麦王子，正得其实，此二人者，盖即其流亚也。HolgerDrachmann（1846－1908）亦作小说，尤以诗得名。初倾心于社会主义，播布甚力。后忽中变，趋于和平。九十五年作史诗VolundSmed一卷，叙冶工Volund为王所刖，及后报仇而死事。诗中含蓄义旨，多革命之音。Drachmann思想盖复转化，此诗则又反抗之宣言矣。
四五 瑞典
瑞典近代文人最伟者，有AugustStrindberg（1849－1912）。生平于学无所不窥，举凡天文矿物植物化学经济历史伦理哲学美学，皆有著作。文学一类，有戏曲五十六种，小说三十种。其精力盖非常人所及。尝为Stockholm图书馆员，有中国文书未曾编目，乃习汉文订定之。又研究十八世纪中瑞典与中国之交际，作文发表，得地学会之赏。其博学多能，盖自Goethe而外，世间文人莫与比类也。
Strindberg初怀唯物思想，所作多属自然派。最初作历史剧MasterOlof言新旧信仰之争。Olaus听Gerdt之激厉，宣传基督真理，举世以为外道。唯GustavVasa乃能操纵之，收为己用。此剧含义甚深，唯不为剧场所取，因益失望愤世。七十九年作《赤屋》（RodaRummet），仿Dickens体写社会恶浊，而更精善，始有名。及短篇集《结婚》（Giftas）出，世论复哗然。其书言结婚生活，述理想与事实之冲突，语至真实，不流于玩世。而反对者乃假宗教问题，罗织成狱。后卒无罪。又作有自叙体小说九部，最有名者，为《婢之子》（TjanstekvinnansSon），叙少年时事。《痴人之忏悔》（DieBeichteeinesThoren）为本国所禁，故以德文刊行。九十四年，思想转变，由怀疑而至绝望，乃发狂。及愈，受Swedenborg之感化，转入神秘主义。其著作多为象征派，与法之Huysmans相同。《地狱》（Inferno）一书，即记当时情状，亦自叙小说中名作也。
Strindberg著作中戏剧尤为世间所知，与Ibsen并称，如FrokenJulie，《父》（Fadren），《伴侣》（Kamraterna）皆是。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有自白，皆抒写本心，绝无讳饰，仿佛Tolstoj。对于世间，揭发隐伏，亦无拘忌。又以本身经历，于爱恋之事，深感幻灭之悲哀，故非议女子亦最力，遂得Misogyniste之称。然其本柢，在于求诚，则一也。Julie剧自序中有云，人皆责吾剧为太悲，意似谓世间有欢愉之悲剧也者。世人喜言“人生之悦乐”，剧场所需者，亦唯诙谐俗曲。一若人生悦乐，即在愚蠢中间，剧中人物，皆患痉挛或悉白痴也，吾则以为人生悦乐，乃在人生酷烈战斗之中。吾能于此中寻求而有所得，斯吾之悦乐也。即此一语，足为Strindberg艺术之正解，即其行事思想，亦可因是得解，无余蕴矣。《父》与《伴侣》二剧，皆Strindberg非难女子最烈之作，与Ibsen《傀儡之家》等剧对抗。Ibsen力说女子解放，Strindberg则以为两性之争，有胜负而无协和。Fadren中之大尉，为Laura所陷，终以狂死，与AxelAlberg之能自省悟，绝Bertha而去者，成败不同，而理无二致。Strindberg以子为小儿与成人之介系，不能与男子齐等，所写亦有偏重，或病其不自然。唯所言女性恶德，自有至理，故Brandes盛称之，谓《父》为具有永久性之杰作也。FrokenJulie所言亦涉两性之争，而注重尤在阶级问题，多含社会意义。同时英国FrancisGalton作InquiriesintoHumanFaculty，论及畜养动物之生殖衰退，有云，退化之种，其生欲偶发，常向下级族类。Julie之悦Jens，亦正此例。此剧所言，盖悉据学理，故又别有足重也。
瑞典文人，此外有GustafGeijerstam（1856－1909）及OlaHannson（1860－）皆有名。SelmaLagerlof（1858－）本女教师，作GostaBerling，合写实笔法与传奇思想而融化之，成新传奇派杰作，为世所称，受Nobel赏金也。
四六 诺威
HenrikIbsen（1828－1906）与Bjornson并称诺威近世文学大家。Bjornson为国民诗人，而Ibsen作剧穷究人生社会诸问题，为欧洲近代剧之首创者，又本个人主义，力说“精神之反抗”，影响于世界，尤极重大。所作戏曲可分三期。初属传奇派，多取古事为材。一八六二年作《恋之喜剧》（KjaerlighedensKomedie），转为讽刺。又有Brand及PeerGynt二曲，亦有名。唯皆用韵语，故归于第一期中。六十九年散文剧《青年集会》（DeUnges-forbund）出，是为第二期，所作皆极重要。至八十四年作《野鸭》（Vildanden），渐有象征派倾向，晚年益显著。盖其思想亦随时代而转移，与当世文人一致也。
Ibsen愤时疾俗，对于政教礼法之伪恶，尤致不满，故其思想颇倾于悲观，唯与厌世者又异。凡厌世者必深信人生之空虚，以幸福为不可得，以恋爱为幻。Ibsen悉不然，肯定人生，以自由幸福为人世之的，其不可遽得者乃由或者为障，即虚伪强暴之社会是也。Ibsen持真实自由二义为人生准则，用以照察世间，适得其反，故生憎恶而希破坏。Brandes谓其悲观，由于义愤而非因绝望，正得其实。所作戏剧，则即以宣此义愤者也。
Ibsen作剧，最有名者，为《傀儡之家》（EtDukkehjem），《游魂》（Gengangere），《人民之敌》（EnFolkefende），《野鸭》及《海之女》（FruenfraHavet）等五篇。其作意多相联属，递相说明。《傀儡之家》者，言女子自觉之事。NoraHelmer初以傀儡自安，及经忧患，乃始觉悟，自知亦为人类之一，对于一己自有义务，于是决绝而去。《游魂》剧中之Alving夫人，所处境地，不异Nora，唯留而不去，而其究极，亦以悲剧终。Alving夫人所以不去傀儡之家者，实因其子，而Oswald以遗传之疾，卒发狂易。夙约之Morphine或予或否，两无所可。末场惨淡之景，感人甚深且烈。Gosse谓自希腊悲剧而外，更无他著，足与比俦也。
《游魂》出后，一时论难纷起，Ibsen乃作《人民之敌》以报之。ThomasStockmann为医官，察知浴场水道之不洁，宣言其隐，为社会所忌，终得民敌之名，为众共弃，盖用以自况。当时致Brandes书云，Bjornson以多数为是，吾则不然，唯少数乃是耳。此语足为全剧作解释，其所持个人主义之精意，亦于此见之。BernardShaw著Ibsenism中有云，天下“唯独立者至强”。然为一己而独立者，又实为至愚。征之历史以及当世人生，盖唯私斯众而公则独。利他之名，亦不能立，以更无所谓他也。Stockmann为真理公益故，不惜与私利之群众相抗，精神乃极近Tolstoj，斯即个人主义之极致矣。
《野鸭》与《海之女》，皆第三期作，多涉象征，唯主旨仍与前作相系属。《野鸭》之悲剧，由于不时之幻灭。Werle轻信理想，与Helmer正相反，而过犹不及，其害唯均。《海之女》所言，与《傀儡之家》相类。唯Dr.Wangel许Ellida以自由，而女遂不复去。Nora所谓奇迹者，盖于此实现，女子问题，亦得解决。即不复为自己牺牲，亦不偏主自己肯定。超越二者之上，造成形神一致之道德，亦即KejserogGalilaeer剧中，Maximos所谓第三王国是矣。
BjornstjerneBjornson（1832－1910）以诗名世，尤致力于国事，于政治道德问题，多所主张。Brandes论之曰，“Ibsen犹古之士师，Bjornson则预言者，告人以未来之幸福。Ibzen爱其理想，恒以是与现世相抗，Bjornson则爱人类者也。”Bjornson持大同主义，而以爱祖国为发端。早年作小说，多写农民生活，通称山林小说，与GeorgeSand及Auerbach著作相对。有“Arne”，《幸福之儿》（“Engladgut”），《渔女》（“Fiskerjenten”）皆胜。其后所作，多涉社会问题。如《市港之旗》（DetFlageriByenogpaHavnen）言Kurt家恶德之遗传，申明个人对社会之责任。《神之路》（PaGudsVeje）则言RagniKule为社会所误，因袭之道德又从而难之，以至灭亡。唯正义终胜，迷执之信仰，为爱力所化，Tuft与Kallem，复得和解。卷末引成语云，善人所行，即为神路，即此篇义旨之所在也。
Bjornson又多作戏剧，有喜剧《新婚》（DeNygifte），《破产》（EnFallit），悲剧Leonarda，《手套》（EnHanske）等皆有名。Leonarda与《手套》，皆言两性道德之不平等。Leonarda以疑似之事，为世所弃。在Alf和Christensen，则宴然不以为异，故Bjornson假Svava以揭发之，正如Ibsen之Nora也。又有《王》（Kongen）一篇，非难帝制，纯然民主思想。帝王之尊，延为迷信，终至视若异类，欲求自伍于齐民而不可得，为为君者计，其害尤大。此Bjornson之微意，又较寻常无君论者，更有进矣。
诺威文人，此外有AlexanderKielland（1849－1906）与JonasLie（1838－1908），而Lie尤有名。其母系出芬阑，Lie受其化，故神思特幽美。所作多言海景，以海之诗人称。小说《引港人与其妻》（Lodsenoghanshustru）即此类杰作，对于家庭问题又别含意义，故为世所重。千八百八十年后，作《人生之囚》（Livsslaven），《结婚》（EtSamliv）等，转入自然派。九十二年，著《山灵》（Trold）二卷，多采民间神异传说而改作之，说者谓即其芬族性质之复现。与早年所作自叙体小说《梦想家》（Denfremsynte），正相联属也。
四七 余论
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有新兴文学二。一曰比利时，一曰爱尔阑。二国以英法语为文，唯精神故自独立。比利时用法语而实下日耳曼人，爱尔阑用英语而实Celt人，故其文学亦与英法有别。比利时文学之兴，未及四十年而文人辈出。如ÉmileVerhaeren（1855－1916）之诗，MauriceMaeterlinck（1872－）之剧，CamilleLemonnier（1844－1913）及GeorgesEekhoud（1854－）之小说，皆有名。爱尔阑本有国语文学，唯以言语隔绝，不甚为世所知。StandishJamesO'Grady与DouglasHyde先后用英语著书绍介。至八十八年爱尔阑文学会成立，为新文学发生之始。诗剧则有WilliamButlerYeats（1866－）及JohnMillingtonSynge（1871－1909）为之代表。GeorgeMoore作小说，为英语文学中唯一之自然派。ThomasMacDonagh及JosephPlunkett，亦少年诗人之秀，与PadraicPearse同死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之难。至英国文人，系出爱尔阑者，尤不胜数。近代之BernardShaw与OscarWilde皆然。世以其思想精神，较为溥博，故多以文字为主，归之英国文学中也。
上来所说为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文学大概。他如荷阑蒲陶牙新希腊匈加利芬阑及东欧诸邦，亦各自有其文学，唯势力仅及国内，于欧洲思想潮流，别无重大影响，故悉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