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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一方面的例证。至于唯美派，那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一派，属于反动性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也有近乎唯美派的情形，我们以后也要谈一谈，但李商隐的诗不属于唯美派。即如他的《贾生》一诗，讽刺极深，“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表示了书生的愤慨，不得过问朝政，怎么是“唯美派”呢？李商隐的诗，主要的是“闺中既以邃远”的感情，它不是屈原《九歌》的表现方法，也不是陶渊明的《闲情赋》的表现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带有普遍性，通过艺术的特点即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其工具是语言。李商隐于以语言为工具的共同点之外，更利用了汉语的特点，就是他的词汇大量采自典故。然而李商隐的诗还是反映生活，它的形象性应该说是生动无比的。我们举他的一首绝句，题目叫做“东南”：
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
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
这首诗一定是李商隐在徐州作幕僚时写的，他的爱人不在徐州，在长安，从徐州望长安，故曰“东南一望”。其余就都是利用典故，相传日中有乌，羲和是驭日者，罗敷当然是指爱人了。其实这首诗的典故也是普通的，那么它的形象确乎生动，它是写，夕阳西下时，想着自己的爱人，千里迢迢，欲归不得，于是由夕阳而换一轮朝阳，每天早晨照着她起来吧。我们看冯浩对这首诗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叹不得近君，而且乐室家之乐也。”这个“君”的形象在诗里哪里有？这就是离开诗的形象而说教，这种说教当然是没有用的。根据科学的美学才能说明美，根据科学的美学首先要说明美和生活的关系，要分析形象。
李商隐有一首《月》，我们抄下来：
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
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
纪昀对这首诗有批语：“第二句不成语。”为什么不成语呢？其实李商隐的想像是丰富的，中国关于月亮的故事，不是月里面有树吗？月里面有人吗？我们今天毛泽东同志的《蝶恋花》还是从“藏人带树”的传说而来呢。李商隐的诗的形象明明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他多有咏月的，他的题材只能说明他的生活面小，然而他毕竟有他的生活，他的艺术美是他的生活的反映。他有一首《嫦娥》，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思想：“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决不是没有生活基础的，不是凭空咏天上的嫦娥的，天上的嫦娥是生活上的女子的理想。在当时唐朝的女子多有出家做道士，李商隐有明题《送宫人入道》的诗，有《寄宋华阳姊妹》的诗，所以“奔月”是当时社会风气，“碧海青天夜夜心”，正是写那样女子的，这难道不是美丽的形象？李商隐是把生活简化了，他的简化也就是他的理想化，他的诗生命气息非常之重，在他幻想的月里实在是“藏人”，有一个有生命的女子的“心”！
从古以来对李商隐的《锦瑟》一诗有许多议论，这有两个原因，一，这首诗晦涩；二，这首诗毕竟能代表一种美。我们不想肯定李商隐的《锦瑟》一定怎么讲，这没有必要，但它决不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它是因生活而写的，我们确实应该说明白。李商隐的诗为什么晦涩呢？因为他的有些诗和情书一样，晦涩不能算毛病，只要情人彼此了解，感情不真实倒是毛病。而李商隐的诗感情是真实的。即如《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们读了能感到作者当时的“惘然”。全诗只有第七句难以得到有把握的解释，但也不是不可以求解。这首诗是“悼亡”之作，这是得到大多数人承认的。李商隐从徐州回来，他的爱人已经死了，所谓“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这是《锦瑟》为悼亡之作的证据。“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作者写自己，一句写死者爱人。“沧海月明珠有泪”，是作者写自己，珠即蚌，李商隐的诗里常用月和珠的典故，“未必明时胜蚌蛤，一生常共月亏盈”，是他自己的说明。“蓝田日暖玉生烟”，很可能是往徐州时和爱人分别的回忆，他有《对雪二首》，自注“时欲之东”，她大约是哭了，所以那诗说“肠断斑骓送陆郎”；他又在《喜雪》诗里以“有田皆种玉”刻划雪。那么，“蓝田日暖玉生烟”，和“沧海月明珠有泪”正成对照。总之《锦瑟》是悼亡，没有疑问，对于它的每个句子倒可以“不求甚解。”批评它的晦涩也是可以的，但它决不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李商隐另有一首《促漏》，和《锦瑟》的写法完全相同，主题也完全相同，一定是他从徐州回到家来写的，我们把它抄下来：
促漏遥钟动静闻，报章重垒杳难分。
舞鸾镜匣收残黛，睡鸭香炉换夕熏。
归去定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
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
我们对这首诗完全没有疑问，是黄昏时听了远处钟声，爱人已不在了，检起赴徐州后往还的书信，或者还有诗吧，所以写着“报章重垒杳难分。”五六两句表现李商隐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特点，他和中国的任何诗人不同，他刻划女子之死用了“归去定知还向月”的形象，是美的，接着又用了神女的故事，那么，“梦来何处更为云”呢？这又是美的。我们如果把《促漏》和《锦瑟》合起来看，李商隐的艺术美可以明白，他是有他的生活作基础的。我们今天讲美学，总结各方面的创作经验，凡属能称之为美的，必与具体生活有关，李商隐的诗的特点正要说明白，把它和形式主义区别开来。
李商隐的诗大用典故，这也是美学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个词汇问题，也是语法问题，是汉语所特有的问题。汉语的句子，主语不是一定要的，再加以动词的绝对使用，因此，词汇上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典故。我们举庾信的文章作例：“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这把庾信当时逃难的情形写很〔得〕很生动，其中“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用典故正同用比喻，形象性极大，然而在外国语里就不能有这样的句子，因为假如说“逢”和“见”的主语是“我”，“我”一定是要的，“我逢赴洛之陆机，我见离家之王粲”，就不成话了。何况动词还有变化。而在汉语里“逢”是庾信“逢”也可以，“赴洛”是陆机“赴”也可以，昨天“赴”也可以，今天“逢”也可以。这便是汉语语法对词汇的用典大开方便之门。庾信文章的形象性和他的善用典故是分不开的。又因为汉语一个字是一个音，句和句之间不需要连词，这又造成了偶句的趋势，于是有骈文，有律诗。骈文和律诗，确实是汉语规律所许可的。《诗经》的“比”和“兴”，容易成功诗的形象性。汉语有方便用典故，这又添了一层的“比”和“兴”，因为典故也都是具体的事和物。如果用死典故，那另是一回事，正和用不恰当的比喻一样，不是比喻没有生命，是用比喻的人不懂得比喻的生命。杜甫的五言长律，就是因为用典故才能成功这种诗体的，我们决不能不承认这种诗的形象性，杜甫的五言长律确实是美的。我们抄《夔府书怀四十韵》的一段：“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椎。萧车安不定，蜀使下何之。”这一首四十韵，就从我们抄的这一段说，倾向性极大，要把官吏剥削百姓的情况一下都说出来。而统治秩序难得维持，杜甫也要把它说出来。确是如此，表现方法却是靠用典故。其中“苍生可察眉”一句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用的是《列子》上“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的典故，杜甫用了“苍生”二字代替《列子》的“盗”，比他的“盗贼本王臣”一句诗写得更不易得。当然，这样的诗是要“读书破万卷”才能写的，这也并不是杜甫的唯一的创作方法，杜甫在写三“吏”、三“别”的时候，因为深入生活，就用不着到故纸堆中去找词汇，他在夔州时期的生活，有些孤独，乃开了长律一派，把他的诗狭隘化了，这是另外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中国诗的用典，因为汉语的规律造成用典的趋势，举杜甫的长律为例。我们指出杜甫的长律是美的，它还是反映了生活。我们的这些话是从向来成问题的李商隐的诗说起来的，我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虽然他的生活面狭小，狭小并不是没有生活的基础。他的方法是以典故作词汇的这一套。
关于典故问题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不是词汇方面的事，是从典故来产生故事的事。如李商隐的《月》，以“藏人带树”来写月的明和清，而且离人之远，从月里嫦娥、桂树等典故产生的。今天毛泽东同志还有《蝶恋花》。这是诗词方面。在戏曲里，如《窦娥冤》的六月降雪，是从邹衍的故事来的，《琵琶记》的“糟糠自厌”、“祝发买葬”是从“糟糠妻”、“结发夫妻”的典故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与很大的注意。《窦娥冤》是美的，它的美由于人民的愤怒的感情，而且对窦娥的歌颂的感情。六月降雪和“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愤怒正是一致，同时舞台上又应该装饰女儿的悲壮，人民不愿意看见她死在刽子手的刀下，“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这就是歌颂。毛泽东同志的“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正是中国文艺优良传统的表现，在这里，谁都会明白美是生活的精华。《琵琶记》的“糟糠自厌”和“祝发买葬”则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封建主义的概念化，它要天下的妇女都做到“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却将堆鸦髻、舞鸾鬓，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霜鬟雪鬓人”，————这就完全是八股写法，赋得“糟糠妻”，赋得“结发妻”！我们的美学应该是一个武器，它能够区别《窦娥冤》的美和《琵琶记》的封建糟粕。唯一的标准，美是从生活中来的。当然，《窦娥冤》也还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劝“孝”，但是它表现了生活的真实面，它有反映人民的理想的部分，文学艺术之为上层建筑，有其复杂性和曲折性，须作具体分析。
关于汉语用典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中国文学里，有些作品表现出受佛教影响的成分，五四新文学又受欧洲文学的影响，出现过“上帝”的词汇，但这两方面的东西究竟没有中国味道，不像从本土的根里长出来的。从本土的根里长出来的，虽然是士大夫的出产，而确有中国艺术美的特色，我们认为有提出来的必要。这有下面的四个方面：
一，反映隐居生活的诗。真正中国式的隐居，到了科举盛兴以后，可说没有了，可见这种生活还是有它的社会根源的。我们认为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和王维的《山中送别》，能代表这方面的美。陶弘景的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这不是率尔操觚所能行的，这是从他的生活里来的，又极显得汉语的美。它值得我们当作一件古文化品来保存。王维的诗是：“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这首诗的美，表现在他的隐居世界里人和自然的亲切关系，也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他的表现方法又极其自然，极其单纯。《诗经》的四言不容易写，王维的绝句也不容易写。像“春草年年绿”这一句，其实就是《诗经》的“兴也”，在王维的诗里居于第三句，是很好的创造，有这一句，全诗生气盎然。我们今天当然谁都不去敲他的柴门，这种剥削阶级的柴门已经绝迹了，但王维的诗的美还可以保存。
二，别情诗。中国的写“别”，那当然是很有名的，不承认这方面的美，不能算公平。在很早就有《别赋》。在元人的《西厢记》里，如果认为长亭送别的文章写得最好，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在这里只举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沈子福之江东》两首诗。前一首不用说，是有名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真是写来全不费工夫似的。《送沈子福之江东》是：“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首诗的中国诗味是极其深厚的，它集中了它以前的这类比兴，也开发了它以后的这类比兴。它以前的如“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它以后的如“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而“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是一直送人到家，要想像美，更要语言能帮助想像。在“江南江北送君归”这一句里，就特别显得汉语的美，动词“送”没有明写出主语来，说到处的春色送当然是的，好比春草吧，它“更行更远还生”，说是作诗人的诗情送也可以，因为前句说了“相思似春色”。
三，山水诗。不承认中国的山水诗之美也是不公平的。中国不但有山水诗，还有山水画，怎能一笔勾销呢？我们也举王维的两首诗为代表，一首是《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求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一首是《汉江临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两首诗的写法是一样的，它是诗中有画，画是中国画，把整个终南山都画了，把整个江的气势也都画了，不是外国画的焦点透视法。中国的山水画，虽是画山水，仍是画画人的思想感情，所以王维的《终南山》写出了整个山脉，而偏偏有“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位置，汉江也“留醉与山翁”。
四，边塞诗。边塞诗也是中国所特有，它也有着特殊的诗味，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合事实的。我们举两首，一首是岑参的《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一首是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有人或者认为这样的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算健康，在保卫边疆事业中不应强调思家乡。这是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根本上就没有“别”，也没有“平沙万里绝人烟”的事实。而古人有古人的生活，边塞诗是给人以美感的。
简单地讲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它是反映生活的，而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应该排斥，因为它不健康？有的，有很显明的例证，李煜的词。李煜的《浪淘沙》的下半阕：“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感情确实利害，表现他一个“君”而“一旦归为臣虏”，大喊其“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再没有“一晌贪欢”的日子了。他的艺术手段是相当强的，能够表达他的刹那间的感情。然而我们认为李煜的词反映了“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有人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沦陷区内，对李煜的“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很引起了共呜〔鸣〕，这只能证明李煜的词有毒害性，不能为它辩护。为什么不记得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呢？还应该读文天祥的《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此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这才真正地引起我们的美感，表现了在国难中爱国者对着祖国山河的高贵的思想感情。李煜所表现的明明是一个荒淫的君主，在他做了俘虏之后还是“一晌贪欢”。
杜甫的生活和杜诗的关系对我们提供了很有益的材料，现在我们着重地讲这件事。
杜甫是常常提到他自己作诗的经验的，主要是说他向前人学习，“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读书破万卷”，“熟精文选理”，总之所说的都“不是源而是流”的方面。古人不可能自觉地掌握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原则。然而所有杜甫各时期的诗，内容和风格有显著的变化，因为各时期生活的变化，这证明了生活是他的诗的源泉。杜诗的光辉不同于杜甫以前和以后的任何诗人，还在于杜甫的生活接近人民，他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劳苦人民给了他很大的教育，我们读《兵车行》，这首诗就是杜甫在“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之中写的，是他“行歌非隐沦”的证明。“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是《兵车行》的两句，“长者”就是兵士指杜甫，杜甫和应征的兵士一面走路一面谈话。《新安吏》、《石壕吏》和写《兵车行》的情况是一样，是杜甫在路上写的。他这次的路程是从洛阳往华州，先到新安县，再到石壕村，先写《新安吏》，次写《石壕吏》。在《新安吏》里，他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就是诗里的两句：“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之后，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往下杜甫叫送儿子的母亲们不要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首诗里真是说了许多话，也就是在新安道上说了许多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他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夜〔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就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杜甫一夜没有睡觉，他把事情都看见了，话都听见了，深夜还听见人家哭，“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再走他的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我们看《新安吏》和《石壕吏》，两首诗的气氛这样不同，是作者有意来安排两种写法吗？不是的，杜甫写《石壕吏》时连韵脚都不很注意，他确实是直抒他的盛大的感情，《新安吏》也是的，两首诗是生活的最直接的反映，连杜甫本人的旅途生活也反映给我们了，他作诗的状况也反映给我们了。他从华州到秦州去，可以说是深入边塞，我们读《秦州杂诗》的一首：“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这写的是在秦州路上看见被征调到河北去的兵士，七八两句很像是兵士和杜甫说的话，所以这首诗正是《兵车行》一样的写诗的精神，不过用的体裁是律诗罢了。他在湖南有一首《遣遇》，诗里有四句：“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这无疑也是他亲眼看见的了。《遣遇》最后六句是：“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这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最后的话是一样的精神，那些诗句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自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因为同人民接近，把自己的贫困和一般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比较起来就不算什么了。杜甫和白居易不同，白居易是自己饱暖而想到天下有饥寒，如他的《新制布裘》诗：“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杜甫则是自己穷苦而想到天下有两类的生活，这两类的生活是不可调和的，即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自己也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一类。这就是杜甫的深入生活。因为深入生活，杜甫的诗乃有暴露的美，更难得的，他懂得歌颂的美。暴露是暴露统治阶级（当然并不是说杜甫懂得“阶级”），包括杜甫自己，歌颂是歌颂人民。《自京赴奉先咏怀吾〔五〕百字》的暴露性质是空前的，在他以后也罕见，“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同样的反映。最值得注意的，杜甫的这首诗是他在长安十年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官职之后写的，等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杜甫确实是弃官归去，他归奉先后就没有再来长安就他的官职，他在这个短时期内写的诗可以为证（参阅杨伦《杜诗镜铨》的编次）。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证明陶渊明不能深入生活，所以“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则是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是他“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经验教训的结果。他在《咏怀》里所说的“独耻事干谒”，并不是自许清高没有“干谒”的事，乃是他的思想感情上有矛盾，说他“干谒”而又“耻”干谒。勇于说自己的“耻”，这是杜诗的美。杜甫有一首《狂歌行赠四兄》，在四川写的，诗云：“与兄行年较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这是非常显明的，别的诗人所没有、杜甫独有的暴露性质的美。杜甫的暴露美，有暴露自己的，有暴露自己所属的剥削阶级的，能说是偶然吗？能不是他深入生活的结果吗？能不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劳苦人民的生活比较的结果吗？我们再看杜甫的歌颂人民，这也见杜甫的诗和白居易的诗大不相同，白居易写了黑暗，杜甫在写黑暗的同时歌颂光明，而歌颂是主要的。《新婚别》的女子，杜甫刻划了她的性格，这个女子在出嫁前在家里是不敢露头面的，“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现在她把她的话都说出来了，首先是表示她的愤恨，“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傍！”而到最后杜诗人物性格的发展是：“勿谓〔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能不说是歌颂？我们说，是的，《新婚别》是歌颂性质的诗。《垂老别》的老年人的形象，杜甫又是用很大的力量来刻划的，“投杖出门去”，写这个老年人被催迫，逼他去该是逼得多么紧！我们读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当时有被催迫的老年人。“同行为辛酸”，我们可以知道同去的有许多人，大家都可怜老年人，而老年人自己呢，乃连忙来一个幽默的动作，“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这是杜甫借“介胄之士不拜”的成语写这个老年人投了杖之后已经是兵士的样子，来一个长揖不拜，逗得同行者一笑，是他转而安慰同行者。诗人用了“男儿”二字，把“老”，把“兵”，把人民方面，把催逼的官吏方面，写得一一如生。最后这个老年人说着“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的话，和《新婚别》的女子最后说的话都是正义的人民的声音，杜甫的这种诗确实是歌颂性质的，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就不一样。杜甫歌颂诗的最高成就有他的前后《出塞》诗，尤其是《前出塞九首》。宋人黄鹤认为《出塞》诗“当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为之”，应该肯定，《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是杜甫在秦州写的。《前出塞》第九首里杜甫已经告诉我们了，“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狄”是中国的北边境，“戎”是西边境，当时北边境 〔蓟〕北被史思明占据，西边境秦州方面吐番又为患，诗的故事发生在秦州方面，故主人公说“在戎”，“狄”是联系着说的。这个主人公“从军十年余”，他从关中来到秦州西边境，这都是诗的形象所表示的，而作者自己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在秦州，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根据杜甫一贯的写诗的精神，我们应该肯定《前出塞九首》是他在秦州写的歌颂士兵的诗。他必定是见过“在戎”的兵。他的“三别”是写典型，他的前后《出塞》也是写典型。“三别”的典型人物是农民，这是不成问题的，诗的形象如此。《前出塞》的形象也是不成问题的，是农民，只有《后出塞》的形象有疑问，但诗的“我本良家子”一句也分明是主人公自述他家为农民，我们参看《哀〔悲〕陈陶》里“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良家子”指农民子弟。《后出塞五首》的写作时间不可能早于乾元元年到二年作者回洛阳的时候，因为在其余的时间里他没有机会得到这种素材。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他到秦州后，他决定要写秦州方面的《出塞》诗，就是《前出塞九首》，这是主要的，于是把《后出塞五首》也回忆着写了。黄鹤所谓《出塞》诗“当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为之”，是看出了一部分的道理的，当然他不能懂得杜甫《出塞》诗的全部价值，尤其是《前出塞九首》的价值。我们且看《前出塞九首》的形象，人物的性格是发展的，第一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表现了主人公的怨恨。第二首就不同了，“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他的“男儿”二字就颇有自负的气概。“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刃冈，俯身试搴旗！”这就是在马上显本事，学着怎样拔敌营的旗子。第三首“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这真是伟大的思想感情的表现，这决不是凭空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四句诗杜撰出来的。杜甫自己从关中登陇山到秦州，现在是结合自己登陇山的生活经验来写《前出塞》的典型人物。我们从“欲轻‘肠断’声”句知道这个主人公是关中（就是“遥望秦川”的秦川）老百姓。在这个水上磨刀，多么伟大的形象！伟大的形象必须具有实生活的基础，我们肯定《前出塞九首》是杜甫在秦州写的，“磨刀‘呜咽’水”的形象应该是一个理由，它确有生活作基础，杜甫自己的生活结合戍卒的生活。“磨刀‘呜咽’水”是有愤慨的，而又表现着“男儿”的气概，所以接着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杜甫《前出塞九首》的特点是双管齐下，把阶级压迫同“丈夫誓许国”的高贵品质交织着写，第三首说“愤惋复何有”，第四首就是愤惋：“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这都不可能是没有生活作基础的空想像，是杜甫在秦州见过“往来戍”的人，如《秦州杂诗》所反映的。四首诗三十二个句子，而实写了这个兵士走了万里路的生活，诗的具体性和真实性难以企及。第五首开始写戍卒生活：“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写“军中异苦乐”，待遇不平等，一方面写“隔河见胡骑”，反映边防的重要，不是第一首所说的“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两句的形象真是了不起，一句写兵士在军中的地位是“奴仆”，一句写男儿的气志。通过五首诗，杜甫已把他的人物完全写给我们了，谁都不能忘记这个人物了，是实写，第六首、第七首、第八首乃虚写。第六首表示对国防的理想，“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因为这个人物对读者是真实的，所以读起来这个理想也是真实的，一点也不感到是诗人在那里发议论。第七首写戍守，第八首写临敌制胜，用的“汉月”、“单于”等词汇，正和《兵车行》用“武皇”、“汉家”是一样，所指的还是时事。第八首“虏其名王归”，很可能是有具体内容的，据《通鉴》，天宝十年有擒吐番酋长石国王 师王的记载。我们当然无须穿凿，而所有杜甫的诗没有为写诗而写诗的情形是确实的。至少这里表示了杜甫的理想，即是“制侵陵”，因为“单于寇我垒”的原故。到了第九首，全诗的最后一首，是总结性的，写主人公“从军十年余”的思想感情，以及当时的局势，他的认识是：“中原有斗争，况在敌〔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前出塞九首》的现实意义极为巨大，秦州西出吐番，胡汉杂处，如《秦州杂诗》所写的，“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杜甫走到这里天天听见“胡笳”，看见“羌童”，还有“烽火”，而在他打秦州经过的第四年（广德元年），吐番入侵，并攻进长安。
毛泽东同志说：“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杜甫的诗，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它不是从“读书破万卷”来的，读书当然对杜甫有借鉴作用，他“不薄今人爱古人”，而杜诗的伟大作品是诗人得之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给诗人以教育，因而有杜甫的光辉的创造。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时说：“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这些话里面有极大的经验教训。到今天我们谁都有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作家如果不工农化，在美的方面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鲁迅在当时还说了一句深刻的话：“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工农作家的美到底怎么样，在我们今天就不是一个理想上的事了，工农的作品给我们以教育，在以往的历史上所没有的美的教育。我们还是举几首新民歌，如《罗锅山得向我认错》：
不怕冷，不怕饿，
罗锅山得向我认错。
又如《沂蒙山区短歌》：
大蒙山，站面前，
昨天你挡我，
今天齐腰砍。
像这样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非有大力气不行。所说的大力气，不是大力士的大力气，是农民拿锄头的干劲，它是物质上的产物，也是精神上的产物，对着面前的障碍物如入无人之境。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寸心知”的经验还是有局限的，他没有读过今天的新民歌，要把新民歌的美和千古文章加在一起，然后“得失寸心知”有焕然一新的境界。
我们在讲“民族形式和美”的时候引了《一匹大山装得下》，现在把这首诗再引一遍：
一挑鸳兜不多大，
修塘开堰挑泥巴，
莫嫌我的鸳兜小，
一匹大山装得下。
如果你没有力气，如果你没有挑过担子，如果你没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气魄，你就不能产生这首诗的美。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的美表现在对一挑鸳兜的亲爱，爱它像爱自己的小儿似的，而大山又像一匹大生物，虽是大，确能把它挑得走！这真叫做“美”，因为是生活的美，是形象的美，为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所不能及了。
又如《抗旱歌》：
千军万马摆战场，
人人上阵战旱王，
瓢瓢清水是炮弹，
命令旱王快投降。
这写起来一定是踌躇满志的，这也叫做“得失寸心知”。古人的诗集里能找到“瓢瓢清水是炮弹”的好形象好词汇吗？
如《为了国家工业化》：
不怕太阳像火烧，
不怕铁驳像火烤，
为了国家工业化，
心里就像凉水浇。
又如《一颗红心跳蹦蹦》：
一片灯火一片红，
一颗红心跳蹦蹦，
跳得瓦刀点头笑，
跳得红砖满天跑。
跳得砖墙随风长，
转眼烟囱入云霄；
心啊心啊为啥跳？
总路线宣布了！
上面两首，都是工人的诗，一是装卸工人，一是建筑工人。我们认为这种诗写出了极乐世界，谁能否认呢？
我们举一首《戈壁滩吓的动弹》：
勘探队员一声喊，
戈壁滩吓的动弹，
整个盆地都踏遍，
万宝儿都见蓝天。
我们承认唐代岑参的《碛中作》是艺术美，它给人以美感，但它是旧时代的产物。我们今天的美则是《戈壁滩吓的动弹》，这诗的空气该是多么热闹，在那里想必是上天下地，勘探队热烈的心，要“万宝儿都见蓝天”！
下面我们举两首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诗。一首是《日月出海又落山》：
春风抚摸桅杆，
浪花拍打船舷。
两眼盯住炮镜，
看穿万里蓝天。
眼比星星更亮，
心比太阳更红。
日月出海又落山，
唯我在炮前不动。
这样的诗，没有一点夸张，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我们要赞美它，什么话都不是过分的，“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我们举的第二首是《擦大炮》：
雪停了，天亮了，
起床忙来擦大炮，
炮卧阵地似白虎，
身上披着白龙袍。
炮脚板上落雪花，
好像绿布生白毛，
炮弹躺在木箱里，
盖着雪被睡大觉。
瞄准镜，玻璃造，
光手擦炮最周到，
风吹手背像猫咬，
镜儿对着战士笑。
炮脚板上结冰花，
使劲擦来不见效，
嘴呼哈，冰雪化，
替炮洗个干净澡。
这种美感给人的教育真是大。这种美感完全是生活的真实，一点夸张没有。“炮卧阵地似白虎，身上穿〔披〕着白龙袍”，是真给了读者以“白虎”的形象，白虎衣以“龙袍”，世上哪里有这样生龙活虎似的生物？有的，它是我们的战士的驯养物，是他手下的大炮！这充分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者过的生活。“炮弹躺在木箱里，盖着雪被睡大觉”，这个炮弹该有多么的安全感，它保护得多好，我们读者感觉它非常温暖，而它身上是盖着“雪被”，————奇怪，这里的“雪”为什么没有一点寒意的侵袭呢？这是我们的战士的精神所笼罩着。伟大的理想，美丽的想像，再加以十分称意的语言，“光手擦炮最周到”，“替炮洗个干净澡”，总之是艰苦的生活。
以上我们把“生活和美”这一章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