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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歷史家韋爾斯，於今年春間，發表一篇文字，同情於中國革命，而警告歐洲人，內裡說及歐人之瞭解中國，決不如中國人之瞭解歐洲，大意歐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說話的幾個新聞通訊員，他們耳目既然狹隘，而帶了著色的眼鏡觀察，更其靠不住，至於中國人呢？卻是一年一年許多留學生到歐洲，受學校的教育，和社會接近，經過長期的體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這一種比較的批評，認為公允，幾乎令歐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譏，中國人也覺得非常悅耳。不過我們一搜查中國留歐學生關於批評歐洲有系統的研究較為成器的著作，好像還未出世，中國人對於韋爾斯的公道評論，就怕要暗暗叫聲慚愧。
不要說歐洲，就是日本，我們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留日學生較之留歐學生，數量要多十幾倍，而對於日本，也一樣的沒有什麼人能做有價值的批評的書。從好的方面說，小心謹慎，不輕於下筆，也是有的。從不好的方面說，就無異表示我們學界科學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說，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現在《日本論》一書，就是季陶十幾年來做他所志願的工作寫出來的結晶。我前十年聽見宮崎寅藏和萱野長知兩個日本同志說，戴先生作長篇演說的時候，他的日本話，要比我們還說得好。我拿這句話來贊《日本論》，我敢說，季陶批評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評還要好，是否武斷，且讓讀者下最後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說這句話，就因為他不止能說明日本的一切現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構成一切的動力因素，譬如一個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倫理，好像英國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說：
武士道這一種主張，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武士道內容的書，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的擴大和變遷，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明治維新，都知道是起初打著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後來政治的建設成績，卻大過當初的預想。這是天皇聖明嗎？是元勳元老的努力嗎？是統一的效果嗎？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協會叢書出版的《歐美人之日本觀》，還是說，我們動輒把日本維新的成效歸功於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實卻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飛躍，只是指導者策劃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國，沒有像日本指導員和民眾兩者間智力教育、思想、伎倆懸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無何等嫉視，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導者策劃設施一切得宜，他們遂能成就此之當世任何大政治家毫無遜色的大事業，這樣淺薄皮相的話，我從前看見，就覺得肉麻得沒趣。而季陶先生說：
那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明治維新，一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這民權運動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佔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的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裡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辯證唯物論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實。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志士鼓吹起來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維新一個大過程中，並不是抹煞一切指導者的勞績，不過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歐美人之日本觀》的一段膚淺可笑的議論不同。他說：
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的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維新史，都曉得薩摩長門並起，而長藩的人物，一直延續到今日，尚成為日本的軍閥，薩藩的領袖西鄉隆盛，卻是失敗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維新以前的勳業。而季陶先生說：
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這幾十年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乾淨。
這一段話，抵得過別人一百篇西鄉的傳贊。我們只看西鄉當王政統一的時代，舉兵造反，犯了彌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後不到幾年，他的銅像巍峨矗立於上野公園，受全國人民的崇拜，並且全日本沒有一個銅像可以和他並稱的。至於伊籐博文事業上的成功，從表面看來，中外人都覺得他遠過於西鄉，死在高麗人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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