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民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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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手，也是歿於王事，而他的銅像，在東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這些事說明了什麼？就是說明畢竟成功的是失敗了的西鄉，而不是伊籐一輩人，長藩的領袖雖然享著福蔭，畢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這一段話，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對，不過見不到，說不出這樣徹底罷了。

    我常以為批評一國家的政治得失易，瞭解一民族特性難。政治有許多明顯的跡象，就是它因果聯絡關係，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較。至於一個民族的本真，縱的是歷史，橫的是社會，如季陶先生所說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還要切實鑽到它社會裡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韋爾斯說，歐洲人不知中國，其重要意義就在此點。我們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頁的《歐美人之日本觀》，覺得他無甚心得，並不深刻真摯，也是此理。到得本國人說本國的民族，這些條件工具是比之外國容易完備了，然而卻有第二種的障礙，這種障礙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礙，姑且撇開，而自身的因緣成為心理的拘囚偏執，就會弄到如黑智兒(黑格爾)那樣一個大哲學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認做神的表現，世界的選民，其實如季陶先生此書所引吉田松蔭《坐獄日錄》一段話，也和黑智兒的出發點相同，不過一個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個穿了近代哲學的衣而已。《大學》說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惡，而莫知其苗之碩。上句是由於愛，下句是由於貪，真是不把種種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礙打銷，決尋不出鞭辟入裡公平至當的批判。批評自己的民族，猶之批評自己本身。近來有見識的人也曉得說說，如果真是一個革命者，就能對自己作公開的批評，這話是不錯的。自己的檢查，比別人的檢查更為便當。責備自己，應該比別人的責備更為深刻。然而事實上往往不然。遇著老於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於用責備自己的口頭話來作辯護自己的手段。淺之如張作霖罵張學良，說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罵中國CPCY幼稚，都是假責備來為自己辯護的。日本人批評日本，說到自己短處，曉得回護不來的，也每每犯這種毛病。然而因為他有他的立場，我們應該原諒他的。蘇軾的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批評自己的民族，彷彿有這個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說：

    一個關閉的島國，他的思想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番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選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他，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要緊。所以日本人那一種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要還他一個究竟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同時又做了他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不受賄托，不為勢力所左右壓迫的律師審判官。說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視的心事。說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並沒有過分的恭維。一個自殺情死的事實，說明他是信仰真實性的表現。這一種科學的批評的精神，是我們應該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這次回到上海，一見面就說：我近來又做了一部日本論，可惜今天沒有帶稿子來給你看。我說：此之前幾年登在建設雜誌的那篇《日本論》怎麼樣？他說：你先說你對於我的舊作，有什麼意見。我說，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過我覺得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他說：對得很，簡直被你一言道破，我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論，卻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我明天帶來，你看過覺得不錯，就請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帶來，一眼望去已經是十多萬字，他笑著說：我做《建設》和《星期評論》文章的時候，我總是將稿子帶來尋你，站在你的椅子後面，把捉著你的手，按到紙上，而我卻一句一句的朗誦起來，遇有商榷的疑問，才始停止，商榷過了，又是繼續的朗誦，我認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現在這部《日本論》太長，可惜用不著這個頑意。我和他都不覺大笑起來，及他去後我費一日一夜的工夫，將他這本書細細讀過，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光景。看過從前那篇《日本觀》，尤其覺得這書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構成方法，和舊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異樣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個時期不同。第一個時期是從做《天鐸報》，以至《民國雜誌》，雄暢是他的本色，惟有時修詞的工夫，有些來不及。到《星期評論》、《建設雜誌》是第二個時期，既改文體為話體，大暢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絕少，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了。

    現在這部《日本論》，就更加陶練，深入顯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跡，理解的精確，而文章的能事，足與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將》一個題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實性》裡面，發抒他的人生觀，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彷彿極善寫生的短篇小說。《好美的國民》一篇，卻含有許多詩意。在做《國民雜誌》那時候季陶先生常對我說，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現在應該沒有這種遺憾了。其餘還有許多緒論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來，或作國民一般的殷鑒，或作青年行動的指針。而季陶先生卻是偶然證合，有感斯發，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適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壘塊，季陶先生的高聲朗誦，確是奇文共欣賞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賞所得，就隨手寫些出來當作一篇序文，貢獻於閱者，並留著許多說不盡的好處，讓讀者自己去欣賞。固然介紹這部日本論，應該還有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從這本學得科學批評的方法，和鑒識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風。但是中國人何以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季陶先生開宗明義，已經說得清楚盡致，不用我來贅述，這並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經提醒，決沒有做智識上的義和團的。

    民國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