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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定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仇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记》引刘向《列仙传》 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氐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记》、《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土行《经录》，谓奏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贞元录》、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支，况夹击匈奴，虽不成；然骞知月支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支也。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