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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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四年（523年），至孝武帝永熙三（534年）年高欢入洛，东西魏分裂；自此兵争不息，凿窟工役，当无暇及此；至唐贞观中叶，魏王泰为其母文德皇后，凿三窟于魏石窟之北；至今尚存；褚遂良书《伊阙三龛碑》记其事；欧阳修《集古录》谓：“龙门山壁间，凿石为佛像；后魏及唐吋所造；惟此三龛像最大，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所造也”；《金石文字记》谓：“龙门山镌石为佛像，无虑万计；石窟最大者，今名宾阳洞；像尤高大；洞外高处有刻字，拓之得二十余行；按《集古录》有三龛记；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今拓字有聿修阴德等字，知即此记也”。观此诸记，则知伊阙石窟，其建造实自北魏以迄于唐；与云冈之成于一代不同也。

    伊阙之石窟寺，在龙门山之东北麓；今亦称为潜溪寺；第一石窟，高约四五丈，宽二丈余，深亦如之；其中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三；宾阳洞凡三窟；中间一窟，坐大佛一；左右立者各五；窟顶雕天女像；壁间雕小佛百数；窟高约四五丈，深宽均约三丈余；右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一；壁间雕小佛以数百计；高与中窟略同；深约二丈，宽约三丈；左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二；壁间雕小佛百余；高深宽，略与右窟同；窟外刻佛无算；距窟二丈许，建一轩；右为僧房；惟滨临伊水，地势逼窄；视云冈之高楼四层，佛殿端中居前；气象远不及也。

    龙门山自北徂南，仅里许之内，所镌佛像；或云四万余，或云七万，无可确计。洛阳县志《金石门》所载：“龙门造像，唐代居乡；开元、天宝以前，年月历历可考；盖人民奉佛，久成习俗故也。”是则龙门造像，不限于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矣。

    北齐时，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闷封岩壑中；坐下有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承师付嘱；乃于隋大业年间，劫刻石藏经板；就涿州西北五十里之白带山，开凿石洞；以石经板，藏诸洞内；既满，即用石棂塞户，以铁锢之。至贞观五年（631年），《大涅槃经》成；及十三年（639年），静琬法师愿未终而卒。门人导公、仪公、暹公、法公相继五世，陆续增刻；历唐至宋，凡得七十七种，二千三百余石；而经尚未完；迨辽圣宗时，有留公法师，奏请续刻；兴宗亦赐钱刻之；道宗时，相国杨遵勖、梁颖亦奏请赐钱续刻；故自太平七年（1027年），至清宁三年间（1057年）；因隋唐所刻《大般若经》，止五百二十卷；续镌八十卷，完成六百卷之数；计二百四十石；又续镌《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计三百六十石；以成四大部之数；总合二千七百三十石。

    白带山既藏石经，故亦名石经山；以其景物幽秀，类似天竺，故又名小西天。山顶有雷音洞，就洞建室，高丈余，深九步；室隅亦横九步，其前阔十三丈，如箕形；有几、案、垆、瓶之属，皆石为之；三面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经：东北壁为全部法华经；西壁为杂编；共有四百十八石：故又名石经堂；此雷音洞之石经，乃显露于壁间，供人摹拓，非深锢于洞内者也。雷音洞之左有洞二；右有洞三；雷音之下，复有洞二；共计七洞：皆满贮石经，经板层叠，并列洞内；自洞口石棂之隙，可窥见之；有完整者；亦有破裂者；所谓二千三百余石，殆皆在此七洞之内；有石幢记其目甚悉。

    道宗在清宁三年（1057年）后，又续刻石经一百八十石。是时又有通理大师，慨石经未全，有续造之志；遂于大安九年（1093年），在山之西峪寺，开放戒坛；士庶道俗，入山受戒；所获施钱万余，付门人善定，校勘刻石；至大安十年，钱尽功止；又有门人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与善定共议募刊，以毕其功；凡得四千八十石。于天祚帝大庆七年（117年），就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以后所刻。及通理大师所办石经，藏瘗地穴之内；其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地，知经所在。是知白带山之石经，除七洞之外，西峪寺西南塔下，尚有一部分也。西峪、东峪均在白带山下；就其地建东西云居寺，亦称东峪寺、西峪寺；今东峪寺已毁，仅存两峪寺；至清代改称为西域云居禅林。

    石经既自唐至辽，历代续刻；迨元朝至正年间，有高丽沙门慧月大师来我国，亦继续其事；惟明以后则无闻焉。此诚佛教史上伟大之事业，不仅关于美术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