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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太武帝毁佛之后，文成帝即位兴复佛法之时，佛教大盛；西域所画佛像，接踵而至；而魏之先代，本有凿石为庙之遗风；雕刻技术，夙所擅长；因此每一帝即位；即于都城近处山冈，为帝或后，建造石窟，就山岩镌佛像；历久蔚为大观，为佛教上至有价值之美术；最著名者大同云冈之石窟佛像、及洛阳伊阙之石窟佛像是也。云冈在魏之旧都平城西三十里；伊阙在魏之新都洛阳南三十里；云冈滨临武州川水；伊阙滨临伊水；地理形势亦相类；故魏时称云冈为北石窟；伊阙为南石窟。
《续高僧传》，释《昙曜传》云：“昙曜少出家，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魏书·释老志》：亦言“沙门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观此两文所载：可知魏之开凿石窟，实始于昙曜。先是：太武帝信司徒崔浩之说；崇重道士寇谦之；排斥佛教，焚毁寺塔；太武后感致疠疾，方始觉悟，诛夷崔氏。及崩。文成帝嗣位；重兴佛法。昙曜遂白于帝，开凿石窟；曜之赴京，在文成帝兴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453年）也。
大同云冈行窟之造像；昔时因僻在塞北，知者颇鲜，即碑碣亦无一存者；不如伊阙造像，屡见于金石家之纪载；盖一则因元魏崛兴，文化未盛；至孝文迁洛，始禁胡语，肇启华风；二则因云冈石质较粗，易于剥蚀；其开凿又先于伊阙五十年；佛像巨大，虽经风霜，未全损坏；文字则磨灭无遗也。至后京绥铁路，可以直达大同；云冈石窟之名，世人多知之；考古者亦注意及之矣。
石窟寺今俗呼石佛寺；依山开窟，建筑层楼；每楼各就一窟，窟上通光；窟中大佛，高者约五六尺；窟之宽广，最大者径六七丈，其小者三四丈，略如佛殿；四壁雕琢大佛像无数，及浮屠、幡幢、宝盖等，种种装饰，多施采色。寺西又大窟五：窟外石质多剥落；寺东更有大小石窟，以数百计；佛像大者数丈，小者数寸；多至不可胜计。郦道元《水经注》□水条下有云：“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郦道元撰《水经注》在魏太和年间；去石窟之建筑，不过四五十年；其所记载，至为可信；据《魏书》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而此则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知昙曜以后，继续开窟者之众；又曰：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可见当时景色之美丽；而魏诸帝之行幸石窟寺，亦屡见于史书；造像之风，斯为盛矣。
伊阙石窟寺，则建于孝文帝辽都洛阳之后；伊阙之山：西曰龙门；东曰香山；山岩石壁，上下凿石，为大小窟无数；与云冈绝相似。
《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宣武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太祖、文昭皂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是，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孝明帝年号）四年（523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按此为伊阙开凿石窟之始；宣武帝景明，在孝文帝迁洛之后；去文成帝兴安复佛之年，约五十年；是则伊阙石窟，后于云冈石窟亦五十年。从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四年（523年），其间经过二十八年，仅造石窟三所，已费工如此之巨；则云冈石窟，奚啻三所；其工程之宏大可知矣。
云冈石窟，完全为北魏一朝开凿：伊阙石窟则不然；始于北魏，继续于有唐；盖北魏自孝明帝正光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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