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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
一、引言
《管子 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不相同。由于作者故弄玄虚，把自己在财政经济上的意见，用託古改制的方法，说成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的主张，蒙蔽了不少从事研究这部书的学者。梁启超作《管子传》一书，对于书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有些地方算是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一则误信此书为管仲所作，把时代提前了好几百年；又由于梁氏对书中的财政经济理论，完全採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进行解释，所以他对于此书的了解，也就不能达到“心知其意”的境界。王国维在其所著《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文中，则认为《轻重》诸篇是汉文、景间所作，但他引以为唯一之证据，仅书中“玉起于禺氏”一条，而无视于书中所反映的有关文、景以后的许多史实，未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罗根泽在其所著《管子探源》一书中，曾列举了十二条证据，证明此书乃汉武、昭时理财家所作，在时代上比梁、王二氏推进了一步；但罗氏所引证据，只是从字面上著眼，没有能更深入的去了解书中所讨论问题的真正核心，因而他的结论也就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文化大革命前胡寄窗在其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则把《管子》列入战国时代孟轲之后和荀况之前，既误将本书与《管子》其它各篇混为一个思想体系，而在时代问题上又从王、罗二氏已经前进了一步的地方倒退了回去，这也是未免使人失望的。
根据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则认为本书与《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关于这种观点，都散见在拙稿《管子轻重篇新诠》各篇中。一九五四年十月，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在其所著《管子集校 引用校释书目提要》中对此有所批评，说是“证据薄弱，说难成立”。但同年四月写信给我，不久又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都用极其热忱的态度表扬我，并鼓励我：“把这些观点写成一篇综合的研究──即是写成一篇论文形式，似乎更便于发挥。”这就充分表现了他对一个在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的高度民主风格。事隔二十多年，我才把这篇论文写了一个轮廓，不意郭老已因病逝世，就正无从，痛悼曷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敬献于尊敬的郭老英灵之前，兼以求教于海内同好！
二、进攻的几个主要据点
本书是古人故弄玄虚，用伪装的方法，在学术史上打的一个埋伏。要攻破这个埋伏，揭开它的伪装，以期露出本来面目，势非採用作战的方法，先建立几个主要的据点，作为进攻的根据地；然后稳扎稳打，由点及线，再进行全面的围攻，决不足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就让我们依照这个作战计划进行吧！
第一，本书之成，不得在汉高祖刘邦七年（前二００）封陈平为曲逆侯以前──《轻重甲》：“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这里有“曲逆”二字，便是一个大破绽。考《汉书 陈平传》载刘邦被匈奴围于白登，用陈平奇计，使使间厚遗单于阏氏，单于，匈奴君主称号。阏氏音烟支，单于嫡妻的称号。围以得解。刘邦回师，路过曲逆，乃诏御史以陈平为曲逆侯。这是汉高祖七年的事。这里最宜注意的：
一、曲逆是陈平的封号，是汉高祖七年才被封的，在此以前没有过。
二、陈平之被封为曲逆侯，是由于他是汉朝的一位大间谍。他曾为刘邦前后出过六次奇计，不仅解了白登之围，而且远在楚汉战争期间，他还一次从刘邦手里领用过黄金四万斤，去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係，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收到了灭亡楚国的效果。这与“汤事之以千金”正相符合。
三、刘邦在白登被围得解，确实是得了匈奴冒顿单于阏氏的力量。而阏氏的肯于出力，又确实是通过大间谍陈平的奇计，使使厚遗她才实现的。这与所谓“汤以千金事女华”和“阴阳之议合”等说法也完全一致。当然，它决不是在写刘邦，但也决不是在写汤。它只是要说明一个关于用金钱实行离间的间谍政策，所以就从脑子中所能记忆的有关这一类事件的人物信手拈来，编成一个故事，作为这个政策的具体例证罢了。
第二，本书之成，不得在汉文帝刘恒十二年（前一六八）徙淮南王为梁王以前──《轻重戊》：“恒公曰：‘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尹注云：“鲁、梁二国在泰山之南，故为服于此，近其境也，欲鲁、梁人速知之。”案当齐桓公时，齐、鲁附近无梁国。至战国，魏都大梁，始以梁称。然大梁之梁，并不在泰山之南。泰山之南之梁国，至汉文帝刘恒用贾谊言，徙淮阳王为梁王始有之。《汉书 贾谊传》：“梁王胜死，无子。谊上疏曰：‘臣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馀城。”又《汉书 文三王传》也有“梁孝王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居天下高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多大县”的记载。据此，是“北界泰山”之梁至汉文帝刘恒十二年才开始出现。今此文言梁与鲁皆在泰山之南，足证其所谓梁者，确係指“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而“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之后的“北界泰山”之梁而言，实甚明显。
第三，本书之成，不得在汉武帝刘彻元鼎二年（前一一五）修昆明池及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平定南越以前──《轻重甲》：“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潴），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十）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者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蔷（菑）以水齐。管子有扶（同浮）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蔷（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案越于春秋诸国，最为后起。在齐桓公时，尚未通于中国。以后勾践北上中原，与诸侯争霸，然距齐桓公之死，已百七十馀年。且为时甚暂，即又寂焉无闻。齐桓公时，安得云“天下之国莫强于越”？这是以汉武帝刘彻修昆明池训练水军以平定南越事为背景。史载高后吕雉死，赵佗因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文帝刘恒时，虽经陆贾说令臣服于汉，然至武帝初年，其相吕嘉倔强益甚。是时，汉正与北方匈奴对抗，而南越常为北征军后顾之忧。刘彻之欲灭南越，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史记 平准书》载：“是时粤（越）欲与汉用船角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索隐：“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这是元鼎二年（前一一五）的事。至元鼎五年（前一一二），不过三年，刘彻果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将江淮以南楼船二十万人（《汉书》作十万人）与越驰义侯所将巴蜀夜郎之兵齐会番禺。次年（前一一一），遂平定越地以为南海等九郡。今观此文，有云：“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不就是刘彻欲北伐匈奴而南越常为后顾之忧的反映吗？“大夫立沼池……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不就是刘彻大修昆明池的反映吗？其它如“三川”，则是长安泾、渭、汧三川之反映。如“大舟”云云，则是所谓“治楼船，高十馀丈，而旗帜加其上”的反映。如“扶身之士五万人”，则是路博德等所率江淮以南楼船二十万人的反映。如“曲菑”则是“番禺”的反映。所不同的，只是把汉人南征，改为越人北犯罢了。
第四，本书之成，不得在王莽居摄三年（公元八）于镇压翟义、赵明及西羌等起义军时大举封拜及始建国四年（公元一二）立为附城五差之制以前──《揆度篇》云：“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属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案此处所论，显然是以王莽居摄三年镇压翟义、赵明及西羌等起义军后大封功臣，和始建国四年立为“附城五差”之制为背景。第一，所谓“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云云，盖即王莽于镇压翟义时，下诏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及镇压赵明、西羌等时，“置酒白虎殿，大封拜……以大小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见《汉书 翟先进传》）的反映。第二，所谓“封地十里”，古无此制。《孟子 万章篇》、《礼记 王制》、董仲舒《春秋繁露 爵国篇》论封建，皆无封地十里之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言：“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不过三十里。”又云：“天子观于上古，……使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国邑，……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十馀里。”是历代事实上亦无有“封地十里”者。至王莽始建国四年立为“附城五差”之制，然后才有所谓“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成”的规定。（《汉书 王莽传》）“降杀以两”就是说以两数相减，自九以下而七、而五、而三，以至于一。“至于一成”者，如淳注云：“十里为成。”今此又云“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正是王莽制度之反映。至下文又言“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者，是说贾人利用战争所得之盈利，相当于方二十里之封君，这和《史记 货殖传》所言“今有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意义是一样的。
三、全面围攻
据点既经建立，第二步就可以根据这些据点，向整个埋伏实行全面围攻。关于本书所用各种例证，确为汉代及王莽时代的实际历史事实者，除以上各个据点外，其它散见于书中各篇者，为数尚多。把这些伪装全面揭开，以期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我想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兹为便于说明起见，特按照汉代帝王次序分别叙述如后：
甲、属于汉高祖时代者──
一、贺献制度的反映──《轻重甲》：“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贺献”二字，又分见《轻重乙》及《轻重丁》。其制实始于汉。《汉书 高纪》：“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可见贺献即朝献，而朝献之有程，实自汉高祖十一年才开始规定的。
二、公葬制度的反映──《揆度》：“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这里所述，与《汉书 高纪》所载：“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内容完全相同。
乙、属于文帝时代者──
一、严道铜山铸钱的反映──《山权数》：“汤以庄山之金铸币。”案此语又见《轻重戊》篇。《盐铁论。力耕篇》亦有此语，惟庄山作严山。严山即庄山，东汉避明帝讳，故改为严山。严山就是严道山，其山产铜。《史记 佞幸传》：“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遍天下。”按《明一统志》：“严道废县，在雅州治东。秦始皇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其地，故名。”又《太平御览》六十六引《蜀记》亦云：“秦灭楚，徙严王之族于严道。”《括地志》则云：“秦昭王相严君疾封于此，故县有是称。”是严道之得名，不论是由于严君疾，或楚庄王，要之皆在战国末年或秦始皇时，则可确定。至其以严道铜山之铜铸钱，则直至汉文帝时，始由邓通为之。可证本书之成，决不得在汉文帝赐邓通铜山以前了！
二、除其田租的反映──《山国轨》有“去其田赋以租其山”的话。它主张“立三等之租于山”，以代替田赋旳收入。《国蓄篇》也认为“以田亩籍，谓之禁耕”。这和《汉书 文纪》二年和十二年，两次赐天下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全除田之租税，用意是完全一样的。
丙、属于景帝时代者──
一、珠玉金银等三等币制之反映──《国蓄篇》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暖也，食之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地数》、《揆度》、《轻重乙》等篇所言略同。案以珠玉、黄金及刀布同用为币，于古无闻。至秦并天下，始行三等货币制。《史记 平准书》云：“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书 食货志》“三等”作“二等”。颜师古曰：“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汉兴，币制屡有变更，然大抵皆因秦旧。据“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一语，则珠玉在秦汉时虽不为币，而一般人之心理，以其难得，仍甚重视之。其价值与地位，往往远驾于黄金之上。虽无货币之名，而实际则等于最高等之货币。故《平准书》即迳云“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事实上，在汉时，珠玉确已取得最高等货币之地位。故《汉书 景纪》后三年正月诏云：“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知其终始。”《食货志》晁错上疏云：“夫珠玉金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飢寒之患。”《贡禹传》载禹疏亦云：“宜罢採珠玉金银之官，毋复以为币。”贡禹此疏，上于汉元帝初元五年，为御史大夫时。可见到了元帝时代，汉朝还是以珠玉金银为币的了。本文所论三等币制，不仅是反映了秦汉时代的实际情形，而且其所谓“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暖也，食之非有补于饱也”二语，亦係从上引景帝诏文及晁错疏文中“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蜕化而来。又“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数语，则与《食货志》载贾谊疏所谓“上挟铜积，以御轻重，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一段文字，有抄袭之关係，而它的时代性，也就很显而易见了！
二、更名诸侯丞相为相的反映──《轻重戊》：“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又云：“代王闻之，告其相曰”；又云：“衡山之君告其相曰”。《轻重己》也说：“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案汉初诸侯王国，皆设有丞相，与中央同。至景帝中五年，始更名诸侯丞相为相。见《史记 景纪》、《汉书 景纪》及《百官公卿表》。楚在春秋战国时，皆有令尹而无相。衡山为汉所立国。今此文言楚、代、衡山皆有相，则其所谓相，必非“张仪相秦”及“苏秦并相六国”之相，而为汉景帝中五年所改之相，实甚明显。
丁、属于武帝时代者──本书是汉末王莽时代的人讨论封建国家统制经济政策的书，而武帝一代，则是这一政策创造和实行的主要时代。所以书中对于武帝一代的历史事实之反映，分量也就特别的多。这里仅举其最显著的数条于左：
一、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财思想之反映──《巨（筴）乘马》：“管子曰：国器皆资（赡），无籍于民。”籍就是赋敛。这是说不必赋敛于民，而国家所需要的器械都能足用的意思。这类的句子，在本书中不止一见。如：“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乘马数》），“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国蓄》），“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同上），“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山国轨》），“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同上），“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又）官（管）天财，何求于民”（同上），“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同上），“军五岁毋籍衣于民”（《地数》），“终身无籍于民”（同上），“五官（管）之数，不籍于民”（《揆度》），“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轻重甲》），“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足”（《轻重乙》），“故国八岁而无籍”（《轻重丁》），“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同上）。盖本书著者正以无籍而用足为其理财之中心思想。故极力主张施行轻重之策，而不主张直接向人民进行赋敛。梁启超名之曰“无籍主义”，是很有道理的。然此种无籍主义，实完全本之于汉武帝时之大理财家桑弘羊而非著者所自创。《史记 平准书》记桑弘羊理财之成绩云：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一岁之中”是指的汉武帝元封元年。这是对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均输等官营政策的总结。据《汉书 萧望之传》，张敞也说：“昔先帝（指武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馀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盐铁论 轻重篇》御史亦云：“大夫各（君）运筹筴，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馀，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可见此种成绩，确为武帝时桑弘羊所创造之历史新记录。虽《盐铁论 非鞅篇》及《禁耕篇》，大夫曾有“商君相秦……不赋百姓而师以赡”之言，《汉书 吴王濞传》亦载“吴有豫章铜山，……以故无赋国用饶足”，似“无籍主义”，在桑弘羊前，秦相商鞅及吴王濞即已先后行之。然两者皆不过财政经济上之自发的事实，而尚未能演为完整之理论体系。至桑弘羊根据汉武帝一代在财政经济上之实践，始以极肯定而强调之语气，正式宣佈于全国经济会议之前。而本书著者则又继承此一理论体系而更发扬光大之。大抵全书之中，无一篇不是以“无籍主义”为其中心的主题；所提方案亦无一而非实现此一中心主题之具体设计。故《管子 轻重》一书，我们竟可以称之为“无籍赡国论”。《巨（筴）乘马》篇的“国器皆赡，无籍于民”，不过是无数具体设计中之一端而已！
二、盐铁专卖政策的反映──古无以盐铁并称者，至秦汉时始有之。这一点，罗根泽在其所著《管子探源》中，已有极详尽之论证，这里不必再赘。本书则往往以盐铁并称。如《山国轨》云：“盐铁之筴足以立轨官”，又说：“盐铁抚轨”，即其明证。至《海王篇》则谓之“官山海”。官即管之假借。管就是今日经济学上的所谓管制、独占。山产铁，海产盐。故官山海，就是盐铁专卖。《海王篇》前半讲“正盐筴”，后半讲“铁官之数”，就是盐铁专卖政策的具体内容。此外《地数》、《轻重甲》、《轻重乙》等篇也都有专章讲到盐铁专卖。而历史上大规模实行盐铁专卖者实以汉武帝时为最盛。本书所述，除《轻重乙》提出关于山铁民营係对桑弘羊政策有所修正外，其馀则与汉武帝所行之法完全相同。至《地数篇》所云：“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则与孔仅、东郭咸阳所言“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不仅制度相同，即文字亦无大异了！
三、边疆四裔及其特产之反映──《轻重甲》言吴、越产珠象，发、朝鲜产文皮〈兑毛〉服，禺氏产白璧，崑崙之虚产璆琳琅玕，而其地距中国皆为八千里。《地数》、《揆度》、《轻重乙》等篇，则言“珠起于赤野之末光”，“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或曰“禺氏之玉”，或曰“禺氏边山之玉”，或曰“玉起于禺氏之旁山”，或又曰“玉起于牛氏之边山”，其地距周皆为七千八百里。这些也都是以汉武帝时代之疆土情况为背景者。《轻重甲》一开首即以“四夷不朝”为谈话之主题，便非汉武帝以前之任何帝王所能说出的口气。而文中所列举的四夷国名及其方位，亦唯汉武帝时代之疆域足以相当。所谓吴越，当然是指汉武帝时代的两粤而言。赤野末光，地望未详。但赤野或当作赤道之野讲，其地必在南方，也是属于两粤的地方。所谓发、朝鲜，发就是北发，发与朝鲜连言，可能就是汉武帝时的秽貊朝鲜。所谓禺氏或牛氏，禺牛一音之转，应该就是汉武帝时代的大月氏。至崑崙之虚，虽汉武帝时代无此国名，然《史记 大宛传》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採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源所出山曰崑崙云。”则所谓“崑崙之虚”者，似亦指今新疆之和阗及其以西的西域各国而言。崑崙之虚很重要。崑崙与出玉之河源于阗发生联系，至汉武帝时始有之。王国维以月氏为匈奴所败，在汉文帝四年，而其西居大夏，则在武帝之初，因而断定月氏既败于匈奴以后，徙居大夏以前，其居必在且末于阗间。其说甚是。但因此遂疑本书为汉文、景时所作，置武帝时始有之崑崙之虚及武帝以后的其他种种事实而不提，则未免有断章取义、不从联系看问题之诮了！
四、平牡马价的反映──《揆度篇》：“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价万也。”案古无平马价之说，汉武帝时始有之。《汉书 武纪》：“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又《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梁期侯当千，太始四年，坐卖马一匹贾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过平，是说超过了规定的价格。元狩五年平价为二十万。此言“十五万过平”，可见元狩五年以后，太始四年以前，又有一次平马价之举，而其价则在十五万以下。不论其价为多少，但都是汉武帝时的事则可肯定。又阴山原属匈奴。至汉武帝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见《汉书 武纪》），才正式收入中国版图。此处说阴山之马可以用平价收购，上文又言“阴山之礝碈”，可以做为“海内玉币”之一。在汉武帝以前是不可能的。
五、衡山王赐使其太子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輣车镞矢的事件之反映──《轻重戊》：“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案各书皆不言春秋战国间有衡山国。衡山之名，最早见于《史记 秦始皇本纪》。其原文云：“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武关归。”《正义》引《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始皇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入武关，至咸阳。”若如此说，以衡山为南岳之衡山，是始皇当日并未到达衡山了。但《史记》原文明明记载“之衡山”三字于“渡淮水”之后，与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之前。可知始皇当日在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之前，确已到达衡山，而其地则必在淮水与南郡之间。且南岳的衡山，在秦、汉时，尚未为人所重视，故不在天下名山之内。《史记 封禅书》言秦汉关东名山凡五：即石室（嵩山）、恆山、湘山（即始皇所祠者，乃洞庭湖中的君山）、会稽、泰山是也。然则始皇所到之衡山，必非南岳之衡山甚明。考楚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其地在秦当为一郡，而项羽因之以为国。此为衡山国之初见。汉时，衡山复为郡，属淮南王黥布。文帝十六年，立淮南厉王子安阳侯勃为衡山王。是为衡山国之再见。景帝五年，吴楚七国反，吴楚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及吴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为贞信，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北以褒之。卢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是为衡山国之三见。武帝时，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元狩元年，衡山王赐以反自杀。国除为衡山郡。于是衡山国之名乃绝。又《史记 衡山王传》称“王使（太子）孝客救（《汉书》作“枚”）赫、陈喜作輣车镞矢。”这里所说的“輣车镞矢”很有意义。这便是本书所指的“公其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的械器。这些械器的制作方法和它的威力，我们今天已不能详知。但衡山王既要谋反，则他所制造的輣车镞矢，必是一种有名的武器，实无可疑。因此，衡山的械器，遂为当时人所盛称，因而也遂能反映到本书著者的脑海内。而这件事正出在汉武帝时代。那麽本书之成，决不得在汉武帝以前，这又是一个旁证了。
戊、属于宣帝时代者──
一、长度制度的反映──《轻重甲》：“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从来注家，对“长度”一词，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都是就字论字，与原有含义皆不相关。我在拙稿《管子轻重篇新诠》中辩之甚详。实则“长度”一词，乃汉代一种有关财政开支之专门术语。《汉书 杨恽传》：“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应劭注：“长，久也，一岁之调度也。”颜师古曰：“言总计一岁所须财用及文书之调度而移大司农，以官钱供给之，更不取于郎也。”原来汉制：郎官初到，依例要先缴一笔费用，作为该机关所需财用及文书之开支。杨恽为中郎将后，革除了这个制度，另行造具预算，移文通知大司农拨款应用。这里是说死而无钱安葬者，得由政府以所谓“长度”者予之，使其持向所在地官府支取官钱，作为购备棺衾之用。考杨恽为中郎将，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在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六六）。至神爵元年（公元前六一）迁为诸吏光禄勋止，共在职五年。这个制度的改革始于何年？今已无由详知。但至宣帝派杨恽为中郎将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则是可以肯定的。
己、属于王莽时代者──
一、居摄思想的反映──《轻重戊篇》：“桓公曰：‘然则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对曰：‘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公曰：‘其行义奈何？’管子对曰：‘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案齐桓公时，周天子虽弱，但无甚年幼者。桓公生于周庄王十二年，卒于襄王九年。庄王立十五年卒，子釐王立。釐王立三年，桓公始霸。釐王五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立二十五年卒，子襄王立。襄王有弟曰叔带。襄王即位时，叔带与王争立，几次逐王于外。赖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大难始平。以上各王，有子有弟，皆非“幼主”可知。依照本书各篇所反映之历史事实，已证实为汉人作品。则此处所谓“天子幼弱”者，亦当于汉代帝王中求之。汉代共十三帝，幼主凡三。一为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年仅八岁。二为平帝刘衎，即位时亦仅九岁。三为孺子婴，即位时年才二岁。刘衎之时，无“诸侯亢强，聘享不上”之事。惟刘弗陵时，燕王旦与上官桀等有与霍光争夺权位之行为。孺子婴时，亦有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等百馀人起兵攻宛及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共起诛莽之举。然刘弗陵时，刘彻有子甚多。天子虽云“幼弱”，但不得言“继绝”。惟哀帝刘欣死后，确有“大统几绝”情事。《汉书 王莽传》云：
“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遣使驰召莽，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莽白以安阳侯王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同传又云：张竦为刘嘉作奏曰：“建平、元寿之间，大统几绝，宗室几弃。赖蒙陛下圣德，扶服振救，遮扞匡卫，国命复延。”又《平纪》云：“中山王即皇帝位，……帝年九岁。……大司马莽秉政。……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又《诸侯王表》云：“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师古曰：谓成、哀、平皆早崩，又无继嗣。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召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可见此文内容，必係暗指王莽居摄而言，而且作者还有意识地把这件事叫做“行义”，他的立场，显然是站在王莽一边的。
二、黄虞思想的反映──《巨（筴）乘马篇》云：“虞国得筴乘马之数矣。”又云：“此有虞之筴乘马也。”庞树典以“虞国即虞叔之国。在春秋前虞国盛时，必有善法，为管子所取法”。案此说无据。既曰“有虞”，则非春秋之虞可知。此虞国及有虞，盖亦作者假託之词，然亦实为一定政治背景下之意识形态的反映。考《汉书 王莽传》载：
“始建国元年，王莽曰：‘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于是封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
“予前在摄时，始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
此外，传中及《元后传》，以“予之皇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作“家史”宣传之处不一而足。由此可见黄、虞二帝与王莽是很有关係的。故班固云：“而莽晏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今观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有虞为所谓“筴乘马之数”之创立者。《地数篇》则以黄帝为“陶天下为一家”之典型人物。在《揆度》、《国准》、《轻重戊》诸篇，或以黄帝与尧、舜并称，或以黄帝、有虞并称，皆与一般叙述古代帝王世系之以唐、虞并称者不同。这无疑是受了王莽宣传祖德之影响有以使然。而本书作者对于王莽的态度，也就不说自明了。
三、“宝黄冢赤”思想的反映──《轻重己》：“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为了这一个“黄”字，引起了很多学者们的争论。实则汉代尚赤，新莽尚黄。这里虽仅一字之不同，然实为两个时代特徵之反映。汉兴之初，因刘邦夜杀大蛇，自以为蛇者白帝子，而杀之者赤帝子，故服色尚赤。其后，武帝太初改制，虽曾一度尚黄，但并不同时排赤。且自刘向父子倡为汉得火德之说，于是服色尚赤，乃成定论。至于新莽，乃大倡其“宝黄冢赤”之说。《汉书 王莽传》云：
“梓童人哀章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僕射。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坛，下书曰：‘赤帝汉世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朔癸丑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莽又曰：
“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阨，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
莽又下书曰：
“宝黄冢赤，其令郎从官衣绦。”
服虔注云：“以黄为宝，自用其行气也。冢赤，冢役贱者皆衣赤，贱僕行也。”试以此与本篇互相对照，本篇春始天子服青而絻（冕）青。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秋至天子服白而絻白。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冬至天子服黑而絻黑。有青、黄、白、黑四色而独无赤色。《吕氏春秋》、《月令》及《淮南子 时则篇》，三夏皆尚赤，本篇则代之以黄。这是具体史实之反映，决不是偶然的。
四、京师郡国民歌舞祠西王母之反映──《轻重己》：“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皆齐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讳也。”张佩纶谓“‘皆齐’为句，‘大材’当作‘大牲’。父之妣曰‘王母’”。案如王母为父之妣，岂有对父之妣不在家庙举行祭祀而出祭于外之理？此当作“皆齐大材”为句。“齐”与“齎”通，持也。材即木材。大材，指木材之大者而言。此文似亦为汉末民间祠祭西王母一事之反映。《汉书 五行志》云：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三）正月，民惊走，持藁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髮徒践，或夜折关，或踰牆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髮。’至秋止。”
棷，音邹，《说文》：“木薪曰棷”。仟佰即阡陌。此文所言“皆齎大材”，就是《五行志》“民持棷一枚”的意思。所言“出祭王母”，就是《五行志》“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歌舞祠西王母”的意思。又此文列“出祭王母”于夏至，《五行志》“京师郡国民祠西王母”也在夏季。如此相合，决不能说是偶然的。又《五行志》于叙述此事之后，随即引用杜邺之言，认为是哀帝外家丁傅之应。但最后又说：“一曰，丁傅所乱者小，此异乃王太后王莽之应云。”观《汉书 元后传》王莽下诏云：
“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
事在始建国元年（公元九）。然则“祠西王母”为“元后王莽之应”，王莽亦自承之了。
五、祀四望之反映──《轻重己篇》有“号曰祭日”，“号曰祭星”，“号曰祭月”，“号曰发繇”四语。案“发繇”二字无义。张佩纶以“发繇”当为“祭海”之误。本文上言“祭日”“祭星”“祭月”，则此句“祭海”，实属大有可能。如果这样，则此事又与王莽有关。《汉书 郊祀志》载：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大司马王莽奏言宜如建始成帝年号，前三二──前二九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颇改其祭祀，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锺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
据此，则以日、月、星、海为四望，虽最早见于《周礼 大宗伯》，但其具体列入祭祀之中，则至王莽颇改郊祭之礼始有之。本文上言“夏始服黄”，又言“出祭王母”，既皆王莽时事之反映，则此以“日、月、星、海”为四望而分别祭之，亦为王莽时事之反映，就不是什麽牵强附会之谈了。
六、五均赊贷制度的反映──《国蓄篇》：“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锺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锺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锺（种）饟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者）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案此节所论，与王莽之五均赊贷制度，内容完全相同。《汉书 食货志》云：
“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採金、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紝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民买卖五穀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验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考汉代言财政经济者，桑弘羊言盐铁均输酒榷，不言五穀，贾谊、晁错、耿寿昌言五穀及常平仓，不言藏穀之外又须藏钱。又从贾谊、晁错、桑弘羊到耿寿昌，均不言赊贷。其以五均六斡赊贷并行者，实始于王莽。今本书对于西汉一代所施行之各种财政经济政策，除酒榷一事外，其馀几于无一不谈。如所谓“守之以准平”，就是王莽“市平”的意思。所谓“万室之都必有万锺之藏，藏襁千万”云云，就是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的意思。所谓“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饟粮食，毕取赡于君。春赋以敛缯帛，夏赋以收秋实”，就是王莽“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本，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的意思。其它如《乘马数》之“布织财物皆立其赀”，《山国轨》之“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山至数》之“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则都是王莽所谓“工商牧畜嫔妊皆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的反映。《山权数》之奖励农业、牧畜、森林、园艺、医药、曆数、蚕桑等七科，“官（管）五技”与“能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则都是王莽所谓“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的反映。《轻重丁》之“孟春……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谨守泉（帛）布之谢物，且为之举”云云，则都是王莽所谓“令市官收贱卖贵”（《汉书 王莽传》）及“众民买卖五穀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验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以防贵庾者”的反映。诸如此类的例子，本书中随处皆是，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七、其它王莽时代诸特有名词及术语之反映──本书中所见名词及术语，大抵都是汉人口气。这样的例子，除在上面各条中已经提出来的不计外，几乎到处皆是。如“一切”、“章”、“若干”、“笼”、“不相中”、“壤削”、“水断壤绝”、“府官”、“假”、“揆度”、“请”、“决”、“兵决”、“折券”、“至数”、“作业”、“功臣世家”、“官（管）山海”、“纤微”、“庄山之金”、“巧币”、“山”、“轨”、“通施”、“相睹”、“鼓”、“大男、大女”、“子大夫”、“养视”、“倍称”、“所”、“阴山”、“崑崙”、“观于周室”、“肥”（俷）、“壤列”（地列）、“百倍”、“衡山国”、“旅壤而封”（列地而封）、“决塞”、“轻车”、“辇”、“僦”、“庸”、“市庸”、“天财”、“国基”、“乘天威”……等等，这些或则是汉代以前所从未见过的，或者虽然见过而在汉代仍极流行。这里只就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一些名词和术语，列举数例如左：
（一）金之平贾万──《揆度篇》有“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语。马有平价，是汉武帝时事的反映，上已言之。金有平价，则是王莽时事的反映。《汉书 食货志》云：“莽即真……黄金一斤，直钱一万”。事在始建国二年（公元一０）。
（二）通货──《轻重乙》：“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案“通货”《国蓄篇》作“通施”，《盐铁论 错币篇》也作“通施”。证明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召开盐铁会议时，还没有“通货”之名。这里独作“通货”，显与王莽改制有关。《汉书 食货志》：“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是为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货五品，……布货十品。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是其证。
（三）菁茅──《轻重丁》：“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母（贯）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请天子之吏环而守之。夫天子则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号令天下诸侯曰：‘诸从天子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藉。不如令者不得从。’……菁茅之谋也。”案历史上封禅泰山者，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人。（《地数篇》和《史记 封禅书》、《管子 封禅篇》都说封禅之王七十二家，不足信。）秦始皇封禅，席用苴秸。至汉武帝封禅，始用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禅藉，然尚无“菁茅”之名。其以“菁茅”二字连用而认为一物者，实始于王莽。《汉书 王莽传》：“始建国四年（公元一二）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陈菁茅五色之土。……”颜师古注云：“《尚书 禹贡》：‘苞匦菁茅’。儒者以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以‘菁茅’为一物，则是谓善茅为菁茅也。”可见“菁茅”一词，乃是王莽所特创，颜师古也早就知道了。
（四）月价──《山至数篇》：“冯会龙夏牛马牺牲月贾十倍异日。”案“月贾”一词，于古无闻。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一０），设立五均官，令“诸司事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才有所谓“四时中月上中下之贾”，也就是所谓“月贾”的出现，在此以前是没有的。
（五）省──《揆度篇》：“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者，指宫禁或官府而言。《汉书 昭纪》：“共养省中。”伏偃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閤有禁，非侍御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这里应该注意下列二点：
其一、蔡邕是东汉时人。他对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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