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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
《文心雕龙》中从《辨骚》到《书记》的二十一篇是“论文叙笔”。这二十一篇分别论述了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弔、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五种文体。刘勰对每种文体都讲了它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所以，通常称这二十一篇为文体论。但这二十一篇，并不仅仅是论述文体，更主要的还是分别总结晋宋以前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如前所述，刘勰之所以能建立以唯物观点为主的文学理论体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能从实际出发；他之所以能提出一些有益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由于这二十一篇相当全面地总结了历代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刘勰以“割情析采”为主线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虽然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了根据，但其基本思想未必完全来自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学观点，主要是从古代大量优秀的作品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根据这些经验，他才创立了“原道”、“宗经”相结合的基本文学观。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从古代创作的实践经验出发，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概括为刘勰所理解的基本观点，然后据以检验历代作家作品，进而建立起“割情析采”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因此，《文心雕龙》的精华部分，虽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创作论和批评论中，但“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是刘勰全部文学理论的基石。要全面研究《文心雕龙》，了解其理论成就由何而来，对“论文叙笔”部分，就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刘勰论及三十余种文体，其中还包括一些细目，当时已出现的各种文体，基本上是包罗无遗了。魏晋以来，由于诗文创作日趋繁富，关于文体的辨析，愈来愈引人注目。刘勰之前，这方面的论著已出现的很多了。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初步提出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四科八体；陆机的《文赋》又略加扩充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体；此外，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的《翰林论》等，也对文体作过一些探讨。到《文心雕龙》则总其大成，除当时已出现小说的雏形他未单独列为一体外，其他各种文体，刘勰都作了一定的论述，从而为我国古代的文体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勰所论文体，其中如章、表、奏、议等，有不少是与文学无关的。这固然反映了刘勰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还不十分明确，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这并不影响《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作为一部历史的产物来看，不仅对晋宋以前的古代文体作一全面总结，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也不仅全面总结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对转变当时整个文风有一定的意义；即使对纯文学的诗文创作，也不是毫不相干的。如《章表》中对章表体的写作，要求“繁约得正，华实相胜”，这对任何文章的写作，都是适用的。《檄移》中要求檄文能“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这样的巨大效果，就更是文学作品所应有的。《诔碑》中对诔文的写作提出：“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如以此用于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描写，就很有可取之处。又如《诏策》中要求诏策文的写作：“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等等，这种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目的而取不同写法的精神，和“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的文学原理是一致的；把不同性质的文学作品，写得或有“星汉之华”，或有“秋霜之烈”等，也是可取的。我国古代某些文体，如史传、檄移、碑诔，以至章表、书信等，并没有文学或非文学的绝对界线，《史》、《汉》中的列传，不少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都具有鲜明的文学特点。因此，刘勰以楚辞、诗、赋、乐府等为主，同时对古代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这种做法对《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是不无益处的。
刘勰称这部分为“论文叙笔”，是把三十五种文体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而分别列论。所谓“文”，指重在抒情言志，讲求音韵文采的作品，如楚辞、诗、赋、乐府等；“笔”主要指政治学术性的，不重音韵文采的作品，如史传、诸子百家之文等。在晋宋时期出现的“文”、“笔”之分，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从秦汉以前的文史哲不分，经魏晋以来文学创作的大发展，对文体的辨析愈来愈精，人们对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别逐步明确起来。“文”、“笔”之辨，就是这一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刘勰在《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以有韵或无韵为区别“文”与“笔”的主要标志，这还是一种初步的认识，不仅有韵无韵并不是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区别，且这种分法还有其明显的弊病。属于“文”类的文体中，如颂、赞、祝、盟之类，虽然有韵，却并不都是文学作品；属于“笔”类的文体中，如《史记》、《汉书》中的部分传记，却是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因此，刘勰一方面采取当时的一般说法，按有韵文和无韵文来区别“文”、“笔”；一方面并不重“文”而弃“笔”，却是“论文叙笔”，对两大类全面加以总结。这也说明，刘勰对当时已有各种文体全面加以探讨，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他明明采用“文”、“笔”之分来“论文叙笔”，自然是认识到这种区分有一定好处，也自然是接受了“文”、“笔”两大类的性质有所不同的新认识；这就说明，他仍然要“文笔”两类全面论析，并非对文学和非文学毫无认识，而是为了全面总结古代各种文体，并从中提炼出有益于文学创作的理论，而为他的“割情析采”部分打好基础。
“论文叙笔”的具体内容，《序志》篇讲到四个方面：一是“原始以表末”，就是叙述各种体裁的起源和演变；二是“释名以章义”，就是解释各种体裁的名称，并说明其意义；三是“选文以定篇”，就是从各种文体中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论；四是“敷理以举统”，就是总结各种体裁的写作法则及其特点。下面就以《明诗》篇为主，联系其他部分篇章，来具体说明刘勰是怎样通过这四个方面来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的。
（一）“原始以表末”
《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未年，这种记载很难说完全可靠，但从其所记初民操牛尾载歌载舞的情况，以及八首歌词大都与原始的生产斗争有关来看，虽然不是葛天氏时的产品，至少是反映了人类进入农业生产初期的歌舞情况。刘勰对最早的诗歌，就追溯到“葛天氏乐辞”。文学起源于劳动。《吕氏春秋》所载“葛天氏之乐”，也反映了原始歌舞和生产劳动的密切关系。但这是刘勰并未认识到的。《明诗》篇只简单讲到：“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而对于诗歌的起源，仍本于他的“自然之道”的观点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思想感情的人，感于物而咏其情志；用这种观点说明一般诗歌的产生是可以的，但用来说明诗的起源，就没有力量了。
对于文学的起源及上古传说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这是刘勰所无力作出正确解释的。不仅对“葛天氏之乐”，对其后的黄帝、唐、虞、夏、商、周的诗歌创作，他都只能根据一些不可靠的记载，作极其简略的叙述。汉以后的诗歌创作情况，《明诗》中开始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重点是探讨五言诗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概况。刘勰从《沧浪歌》、《邪径谣》等古代歌谣，讲到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再论述其后各个时期五言诗创作的变化情况：由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的创作风气，一变而为正始时期的“诗杂仙心”，再变而为西晋时期的“稍入轻绮”，三变而为东晋诗坛的“溺乎玄风”，四变而为宋初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出现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诗风。这些情况，基本上概括了这几百年诗歌发展的概貌。
对其他文体，刘勰都按不同情况，分别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如《辨骚》篇论骚体，从屈原的《离骚》开始，一直讲到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创作情况。《诠赋》篇论赋体，则追溯其源于“六义”中的“赋”。“赋、比、兴”的“赋”，主要是诗的一种表现方法，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还不是一回事；但以铺陈直叙为主的赋体，在表现方法上和赋、比、兴的“赋”是有一定联系的。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81刘勰认为辞赋源于“六义”之一的“赋”，也指赋是诗的发展变化，所以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字于《楚辞》也。”到荀子的《赋篇》、宋玉的《风赋》、《钓赋》等，才正式有了“赋”的名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接着又论述了汉以后大赋和小赋的演变情况，一直讲到晋代郭璞、袁宏等人的作品。
刘勰对各种文体的源始，除大都是根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外，还认为总出于儒家的五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诛、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宗经》）这种说法，自然很勉强，但也不是毫无道理。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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