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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国古代尚存最早几部文献，都被儒家奉之为经，并为汉以后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各种文体的产生虽各有其具体的情况，但或多或少受到五经的一些影响也是事实。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刘勰缺乏审核史料的能力，不可信的论述确是不少，但由于他总是掌握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丰富资料，勾画了各种文体发展演变的大概轮廓，这对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古代文体，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释名以章义”
《明诗》篇对“诗”的解释，首先引《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又引《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话加以印证，然后给“诗”下了这样的定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情”和“志”有一定联系，但在先秦时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诗言志”的“志”，主要指表达人的正当的志向或抱负。“情”则指较为广泛的思想感情。所以，“诗言志”的实际运用，在先秦时期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作诗，还常指“说诗”。从创作上来看，“志”比“情”的含义就狭窄得多。从汉代开始，就逐渐由“情”、“志”并称，到单讲“诗言情”。《毛诗序》就是这一过渡的标志。它既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讲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等。到刘歆，就开始单讲“诗以言情”了82。魏晋以后，如陆机《文赋》强调“诗缘情而绮靡”等，讲“言情”的就更多了。这就正如和刘勰同时的裴子野所说，当时的诗歌创作：“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83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强调吟咏情性，是和儒学在魏晋以后走向衰微有关的，是和魏晋以后的诗人们抛开六艺而大胆“言情”有联系的。这就是刘勰“情”，“志”并重的背景。
除《明诗》篇所讲，诗歌创作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外，《情采》篇既强调“为情而造文”又主张“述志为本”，《附会》篇更主张“必以情志为神明”，都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不过，刘勰所说的“情”和“志”并不是两回事，他这种说法，可以用孔颖达疏《左传》的后来解释：“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84这就是说：当作者“睹物兴情”而要表达其“情”时，必须对“情”有一定的要求，而不能“任情失正”；要“情欲信”、“情深而不诡”，或“义必明雅”等等。刘勰在《明诗》篇说他训“诗”为“持”，正合孔子“思无邪”的意思。这就说明：“情”和“志”通过“持”这个要求商得到统一；能“持人情性”这“情”，就合于诗的要求，就和“诗言志”的“志”一致。刘勰对“诗”的以上解释，反映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就是能“顺美匡恶”，对封建政教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样，他兼取“诗言志”和“吟咏情性”二说，既吸收了汉魏以来对诗歌认识的新发展，容许诗歌创作的内容有广阔的天地，又有避免魏晋以后诗歌创作中虚情假意、诡滥失正的倾向的意图。《情采》篇说，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创作，才是“为情而造文”，才符合“述志为本”的基本要求。这种“情”和“志”，就完全是一致的了。由此可见，刘勰对“诗”所作“情志”并重的解释，虽有一定的保守因素，在当时还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对其他文体，刘勰也是这样根据传统观点和他自己的理解，分别作了不同的解释。如：
这些例子说明，“释名以章义”，主要是用训诂的方法，解释各种文体名称的意义。其中不少解释是比较牵强的，有的不免陈腐（如对“颂”的解释）。作为文体的定义来看，就还很不周密和准确。不过，他不仅能用很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各种文体的主要特征，而且还不乏新见解。在刘勰之前，还没有人对各种文体名称做过全面的解释工作，刘勰能提出一些初步的解释，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后世论文体者，如明代吴纳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直到晚清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对文体名称的解释，很多都是根据或引用刘勰的解释。
（三）“选文以定篇”
这部分是和“原始以表末”结合起来讲的。两部分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但“原始以表末”侧重在探讨文体的发展演变；“选文以定篇”则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评论。《明诗》中论及作家作品甚多：汉代有韦孟、枚乘、李陵、班婕妤、傅毅、张衡等人，建安及三国时期有王粲、徐幹、应玚、刘桢、曹丕、曹植、何晏、嵇康、阮籍、应璩等人，晋代有张协、潘岳、左思、陆机、袁宏、孙绰、郭璞等人，最后讲到宋代山水诗的创作情况。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有些人的作品靠不住，如传为枚乘、李陵、班婕妤等人的五言诗，是后人伪托的；有些应该论及的重要作家，如曹操、蔡琰、陶渊明等漏掉了；有的评价不当，如说汉代古诗（指《古诗十九首》）是“五言之冠冕”；用“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等来称道建安诗歌也不够确切。但本篇仅用八百多字的短小篇幅，把先秦以来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情况，画出一个鸟瞰式的轮廓，大力肯定了建安风力，而批判了何晏等人的“浮浅”、西晋诗人的“轻绮”和东晋“崇盛亡机之谈”的玄言诗，这些都是对的。
此外，如《诠赋》论辞赋的发展情况，除概论大赋和小赋的不同特点外，还列举两汉十家的代表作品作了具体评论。如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繁类以成艳”；贾谊的《鵩鸟赋》是“致辨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穷变于声貌”；班固的《两都赋》“明绚以雅赡”等。最后又讲到魏晋各主要作家如王粲、徐幹、陆机等人在赋的创作上取得的不同成就。
《明诗》和《诠赋》两篇，是刘勰“选文以定篇”的两种基本方式：《明诗》以论作家为主，《诠赋》以评作品为主；更多的是作家与作品相结合，通过一定的评论，从而反映出各种文体的创作在历代所取得的成就。这部分既可以当做分体的文学史来看，也是刘勰作家作品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论及不少作品早已失传，有的作家仅仅因为刘勰在这部分有所论述，我们今天对他才能略有所知。因此，这部分还具有保存史料的一定作用。
必须看到的是，刘勰对各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不当之处是很多的。如认为《楚辞》中有关神话的描写，是“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等（《辨骚》），说崔瑗的《七厉（苏）》“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杂文》），都表现了刘勰的儒家偏见。又如对乐府的论述，忽略汉魏民间乐府在这种文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就使刘勰对文体的演变，也难作正确的论述。
（四）“敷理以举统”
这是刘勰“论文叙笔”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对这个方面，是企图从历代各种体裁的创作情况中，总结出各种文体写作上的特点，探讨前人的写作经验。因此，这部分不仅是为刘勰的全部理论打基础，它本身也表达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许多理论见解。《明诗》篇说：
刘勰对四言诗所总结的基本特点就是“雅润”二字，五言诗的基本特点就是“清丽”二字。这也反映了刘勰对诗的基本观点：主张四言诗要写得“雅润”，五言诗要写得“清丽”。再从他对张衡、嵇康、张华、张协四人各具一种特点的说法来看，刘勰把诗歌的特色归纳为雅、润、清、丽四种，他对诗歌的这四种特色的总结，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这段总结，并不止于对诗歌特色的简单归类。上面已提到，《明诗》是以评论作家为主，不同的作家在诗歌创作上自然是各有所长的，如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也就各有其不同的风格特色。张衡的典雅、嵇康的润泽等，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随性适分，鲜能通圆”，正是指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才”、“性”，因而有不同的风格特色。这就为创作论中论风格与性格关系的《体性》篇打下了基础。
此外，如《诠赋》篇对历代辞赋的写作，又从另一方面总结了文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就从物与情的关系，进而接触到文学创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刘勰认为，辞赋家的情感既然是由外物引起的，因此，赋中正确地反映了外物的内容，就应该是明显而雅正的；事物既然是通过作者的情感而体现出来的，那么表达的文辞就应该是巧妙而华丽的。这里不仅总结了物决定情、情来自物的关系，还要求通过巧丽的词来抒情状物，使物、情、词三者密切结合，像有纹理的美玉一样，形成一个整体。这种认识，就为刘勰在创作论中论情物关系的《物色》篇、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情采》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又如《辨骚》篇总结《楚辞》的写作经验，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著名论点，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原则，也体现了刘勰主张华实相胜的中心思想。
在多数篇章中，刘勰只总结了适用于某一文体的具体要求。如《颂赞》篇论颂体的写作，要写得像辞赋一样铺张，但不能过于“华侈”；又要像铭文一样“敬慎”，却又与规劝之文有所不同。这类意见就意义不大了。有的论述，还表现了刘勰浓厚的尊儒思想。如《史传》篇主张“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等。
以上四个方面说明，刘勰的“论文叙笔”，并不仅仅是对文体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各种文体的历代创作情况中，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为他的整个文学理论的建立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