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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二十一卷（明刊本）
此为明嘉靖戊子吴郡金李仿宋刊本。韦叙后有“金李校刻于泽远堂记”。中间宋讳并缺笔，故知原于宋本也。按宋元宪公序作《国语补音》，取官私十五六本参校。今以此本校《补音》皆合，则知此即公序定本。自明人穆文熙等刻《国语》，以补音注于当文之下，时多谬误，而公序定本并《补音》单行本皆乱。自国朝黄尧圃士礼居刻天圣明道本，而公序本遂微。不知明道本固有胜公序处，而公序之得者十居六、七，即如卷一“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序本无“王”字，钱遵王、顾千里、汪小米皆以明道本有此字为奇货，而许宗彦云：“韦解于下‘先王’不空，始释王字，则此唯云‘先世’，可知明道本未必是，公序本未必非。”今明道本有武昌书局重刊，而公序本竟如星凤。世有知言君子，以此本重刊，与明道本并传，岂非合之两美？
○《国语补音》一卷
宋元宪作《国语补音》，取官私所藏十五六本参校，得多失少。自明人附刊入《韦注》中，而单行本遂微。自黄尧圃刻明道本，顾千里为《札记》，汪小米为《考异》，宋氏之书遂多疵议。传世旧本，唯见孔氏《微波榭丛书》中。近日盱眙吴氏又从孔本翻刻于成都，末附钱保塘《札记》，称以明修旧刻本校孔本，知孔本实从明本出，又以旧刻校正孔本数处。今以照此本，则与钱君所称旧本多合。而钱君不言是明嘉靖正学书院刊本，岂钱君所据本佚赵仲一序耶？此本涩江道纯旧藏，余从森立之得之。
○《晋书》一百三十卷（明刊本）
每卷后题“西爽堂吴氏校刻”。首有黄汝亨序，简端以嘉靖本、万历本及汲古阁本校其异同，最为精密。每册首有“留蠹书屋储藏史编”印记。按留蠹书屋为吉汉宦藏书库名，吉君有《论语考异》及《近闻寓笔》二书，盖日本校订名家。又有“曾根书库”印，未详其人。载记末有“岁癸亥长夏二十有五日校完，竹迳居士源元起”硃记。据此，则此书为源君所校，非出吉君之手也。
○宋椠《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此书开卷题《五代史记》，便与各本不同。别本皆有“曾三异校定”，宋椠《欧阳居士集》，亦有三异《考异》，此本无之，则为北宋椠无疑。字画古雅，饶有欧书《化度寺》笔意。间有补刊，亦端正不苟。相其纸质，虽是明代所印，然不害为宋刻佳本。世传《五代史》以明汪文盛本为最，以此比拟，不啻婢见夫人矣。
此本今归江阴缪筱珊编修。
○《史略》六卷（宋椠本，刻入《古逸丛书》）
高似孙《史略》六卷，宋椠，原本今存博物馆。此书世久失传，此当为海外孤本。首有“兼葭堂”印、“木氏永保”印。按木世肃大阪人，以藏书名者也。原本亦多误字，今就其显然者改之。其稍涉疑似者，仍存其旧。按史家流别，已详于刘知几《史通》，高氏此书未能出其范围。况饾饤杂钞，详略失当。其最谬者，如《后汉书》既采《宋书》范慰宗本传，又采《南史》及蔚宗《狱中与诸甥书》，大同小异，一事三出，不恤其繁。又如既据《新唐书》录刘陟《齐书》十三卷为齐正史，又据《隋志》录刘陟《齐纪》十三卷为齐别史；既出范质《晋朝陷蕃记》四卷，又出范质《陷蕃记》四卷；而不知皆为一书。其他书名之误，人名之误，与卷数之误，不可胜记。据其自序，成书于二十七日，宜其罅漏如斯之多也。似孙以博奥名，其《子略》、《纬略》两书，颇为精核，此书则远不逮之，久而湮灭，良有由然。唯似孙闻见终博，所载史家体例，亦略见于此篇。又时有逸闻，如所采《东观汉记》为今《四库》辑本所不载，此则可节取焉。
○《帝范》二卷（日本旧刊本）
唐太宗《帝范》，新、旧《唐志》并四卷，贾行注。又《旧唐书?敬宗本纪》有韦公肃注，是唐时已有二注。《崇文总目》、《书录解题》并称一卷，岂为无注之本与？晁公武《读书志》仅载六篇，则显然阙佚其半。《四库》著录从《永乐大典》本钞出。据元吴莱称，征云南僰时所得，其注文颇繁冗，中有引吕东莱之言，则非贾、韦二注明矣。此本分上下二卷，有康平三年五月江匡房点校记，（江氏为日本文章巨族，有《江家次第》传世，皆一家之言也。）又有宽治、长宽、承安、建久、承元、元仁等题记。考康平三年当宋仁宗嘉祐五年，则其根源最古。其注文简要，不注姓名，亦不详为贾、为韦。但以正文考之，则此当是太宗原本。其序文题“御制”，与《大典》本题《唐太宗文皇帝撰》不同，又书中文皇自称皆曰“余”，不曰“朕”，“民”字、“治”字皆不避，均以此本为是。其他如《建亲篇》“枝叶扶疏”，《大典》本误“扶”为“不”。“子弟无一户之名”，误为“封户之人”。“神器”误为“大器”。“设令悬教”，误“令”为“分”。“宜其不远”谓与尧不远也，误“不”为“宏”。“察之以明，抚之以德”，脱四字，作“察之以德”。《审官篇》“有劣智者不可赖以大功”，误作“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其下脱“君择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职”二句。《纳谏篇》“折槛坏疏”，误“坏”为“怀”，注者遂不知“坏疏”是用《说苑》“师经投瑟撞疏”事。《去谗篇》“宣王终身而不知”，误“宣王”为“宣一”。《诫盈篇》“民财匮”，误作“人才遗”。《务农篇》“衣食乏则忘廉耻”，误“乏”为“足”，误“忘”为“志”。“欲澄其流”，误“证”为“止”。《阅武篇》“忘战则民殆”，误“忘”为“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以正文混入注中。《崇文篇》“此崇文之术也”，脱“崇”、“之”二字。“不能逸，居其易”，误“逸”为“力”。是皆显然谬讹。（其他讹文、夺字，尤不胜举，别详《札记》。）而《大典》本注者不能订正，遂望文生义，不顾其安。然则此本非特元、明以来不见，亦《大典》本作注者所不见也。又此书每二篇一总结，《大典》本注者皆以本篇文曲解之，尤为卤莽。《去谗篇》“昏明之本”，《大典》本竟改为“国之本”。《纳谏篇》“却坐”二字，是用袁盎却慎夫人同坐事，《大典》本竟不知其所出。《去谗篇》“昭公去国而方悟”，是用宋昭公事，《大典》本注误引鲁昭公失国事，又见“方悟”与情事不合，遂改“方”为“不”，而不知上文“臣朝有千臣”，尤无著也。凡此皆《大典》注本之陋，不及此本之精博远甚。唯此本合《臣轨》刻于宽文八年，其中脱误甚多。余校以古钞数本，又以所引原书照之，始可读。然《建亲篇》引《洛书》一条，各本皆误字错出，竟不可校。又此本“六王怀叛逆之志”，注云韩、魏、燕、赵、齐、楚等王，亦与本书意不合，当以《大典》本补正之。若能重刻行世，亦快事也。
上卷题云：“康平三年五月五日点之，礼部郎中江匡房”。
下卷题云：康平三年五月六日点之，治部少■〈羊水灬，上中下〉江匡房。
宽治八年七月十六日于杨梅亭点了，尤可秘藏而已。 藤永实
长宽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巳讫。 式部大辅藤永范
■〈羊上水下〉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读毕，此书奉授一代圣主，■〈巳上十下〉家之重宝也。从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藤永范建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读毕。此书继家踪已及圣主三代，诚是家之秘本也。
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辅藤朝臣光范■〈羊上水下〉元二年四月廿三日书写毕。
以二品户部（永范）本移点毕，管原淳高元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读毕。
翰林学士管淳高。
○《臣轨》二卷（宽文八年刊本）
《臣轨》二卷，新、旧《唐志》、《崇文总目》并同。此卷末题“垂拱元年撰”。按《唐会要》云：“长寿二年三月，则天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与垂拱元年撰不合。阮文达《四库未收书目》遂疑此五字为日本妄增。余按日本枫山官库藏本，及向山黄村所藏天正年间钞本，皆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笔迹亦相同，绝非此邦人所臆增。窃意此书撰于垂拱，而令贡举人习业则在长寿。《会要》第举其制令之年耳。又枫山本及向山黄村本均有“郑州阳武县臣王德纂注”，而枫山本并记臣德纂述曰：“其《臣轨》所引正经及子、史者，其正经之义则皆取先儒旧注，不敢更生异见。《老子》之义，则唯取河上公焉。馀皆出自愚心，亦不师祖往说矣。”余按注中所引《论语》郑注本条，《孝经》郑注二条，皆他书所未引者，足见其非宋以下人。官库本又引江本云：“《臣轨》既是御撰，妙极稽古，垂范千古，作镜百僚。既为臣之令模，乃事君之要道。宜诵登于口，诚藏于心。束发盍簪，庶多宏益。长安四年三■〈辶主〉四日江都县孙祥记。”今按，此本及活字板并无“王德”、“孙祥”二记，盖钞者脱之。活字本为林天瀑所校，注脚虚字殊少，当是天瀑所删。此本注脚虚字为多，虽讹误之处此本为甚，而根源则较古矣。此与《帝范》体式皆原于唐人卷子钞本，绝非从刊本翻雕者。
《帝范》二卷、《臣轨》二卷也者，共成于唐帝。唐帝受隋氏弊，聪明神武，庶几成康，功德兼备，自汉以来，未之有。自吁咨都嗟之后，而元首股肱，互为洽道，故所以《帝范》、《臣轨》之有作者也。本朝博士读之，尤尊之至。若鎌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何啻中华而已哉！洛人林白水新镂之梓，以欲行于世，良有故哉。白水需书其后，于是题之。宽文八年秋八月日，柳谷散人埜子苞父书。
○《唐六典》三十卷（古钞本）
案此书今著录家不见有宋、元本，仅传明正德乙亥苏州所刻，首有王鏊序，末有宋绍兴四年张希亮、詹或校刊题跋，篇中墨丁空缺触目皆是，几不可读，而流传亦少。日本享保甲辰当雍正二年，其摄政大臣家熙为之考订。凡原书空缺者拟补于其下。亦有原书本缺，如第四卷“礼部郎中”条下脱文，则据《册府元龟》、《旧唐志》所引补之。第七卷“屯田郎中员外郎”下，“凡天下诸军”云云，则据《通典》、《旧唐志》补之。凡数百字，校订矜慎，见闻亦博。据其自序，用力二十年始克成书。然亦有缺而不能补者。如第一卷“令史十八人”下，空缺仍不下五十馀字。独怪家熙当时以宰相之尊，著书行世，而所据者亦只正德、嘉靖两本。而余于百馀年后乃从其书肆得古钞本，其本纸质坚纫，两面书写，末无张希亮等题识，相其笔迹，当亦七、八百年前之书，凡明刻所缺皆不缺。今以对校之，家熙所补十同七八。其有不同者，皆以此本为是。盖家熙意度，终不如原书之确也。惟钞手笔误，则当以明本、家熙本正之。又有日本天保七年当道光丙申刻本，书签亦称“官板”，首录王鏊序，尾有张希亮跋，无墨丁空缺，然不言所据何本。其中有胜于家熙本者，亦有似臆度者。若谓是据家熙本补填，而亦多违异，且第一卷“令史”下空缺，家熙本未补，此本则与古钞本合。若谓是见古钞本，而第四卷“礼部郎中”下之缺文，第七卷“令史”下之缺文，仍未补。且于“令史，凡天子诸”下，妄添“侯”字，以弥缝其缺，不知其注文不可接。若谓书坊所为，而其补填之字出家熙外者，亦多有典据。如第二卷“护军”注“魏武帝以牵招为中护军将军”，家熙本云“当填‘韩浩’”，此本则作“牵招”。案韩浩以护军从太祖破柳城，改为中护军。太祖平张鲁，以韩浩还，留牵招为中护军，是韩浩为护军在前，牵招继其位。然原本空缺下是“招”字，则作“牵招”是也。钞本亦作“牵招”。此岂不学者所能？或谓其本原于苏州扫叶山房之本，余架上无之，不能质言之也。余谓此书自唐虞而下，本末粲然，真所谓经国大典，岂独有唐一代！百世而下，虽有损益，不能出其范围。顾传本绝少，余尝合诸本，竭一月之力，就天保刊本定其从违，安得有心经世之略者重刊焉。
○《唐律疏义》三十卷（日本刊本）
首有雍正乙卯刑部尚书励廷仪序。以孙氏岱南阁所刊元余志安本较之，有柳贇序，而无贳冶子《释文》，亦无王元亮《纂例》、诸《表》，而顾千里所举卷三、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二十八所载《释文》删除不尽者，此本亦同，而目录前多出议刊官职名氏一叶，有“龙兴路儒学某某”，与柳贇序，云“刊于龙兴”者合，则是此本即泰定初刊本，故《疏义》与《纂例》、《释文》别行，而余志安乃合刊之。唯柳序称“廉访使师公而议刊”，廉访使乃是朵州秃。岂师唱于前而朵为后任与？此本虽不能无误，而足以订正余本者不下数百字，孙氏当日竟未见此本，亦一缺事也。又余收得日本人校本一通，以孙氏刊本硃识其上，其所出《疏义》多与此本合；而所校《释文》异同尤多，则不知竟出何本，岂泰定所刊《释文》，日本别有传录与？
议刊《唐律疏义》官职名氏：
廉访司官：
中奉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朵州秃，奉政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事岳出谋。
管勾承发架阁库照磨程（志通）。
儒学提举司官：
文林郎江西等处儒学提举贇，承事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高（若凤），龙兴路儒学教授李（鼎孙）、学正李（时）董正刊成。
又按，余志安元本枫山官库亦有之。
○《贞观政要》十卷（古钞本）
旧影写本，狩古望之求古楼所载，前二卷末有“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讫”云云，有“永久”、“建久”、“建保”、“嘉禄”、“建长”等名记，与森立之《访古志》所载首一部合。每半叶七行，行十七字。字体精妙，神似唐人写经之笔，原本当是卷子，影写改为摺本，然首无吴兢表文，犹不免有脱漏也。其第三卷以下，每卷后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斋中写勾勘，宰”。第末卷有“文化十二年十月上澣寄与兴田箕山，生之记”。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而森立之顾未言及。此书以戈直注本照之，非唯字句多有不同，即篇第亦有增减移易。戈氏自序云；“尝会萃众本，参互考订。章之不当分者，合之；不当合者，分之”。知是皆为戈氏所乱久矣。今全录其题识，以与森氏《访古志》相证验。又录篇第异同于其下，使读者知其崖略。若夫字句之差互，则屡牍不能尽，别为《札记》焉。
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讫。正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藤原朝臣永范。
永久三年仲春二十五日点讫，合证本等又加自点秘本也。良兼。
建久第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诣三品李部大卿书阁读合毕，有秘说等。匠作员外少尹藤（孝范）。
建保第四年夷则二十五日受严训讫，文章得业生经范。
嘉禄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合 二条院御本并八条左相府证本毕。刑部权少辅经范。
建长三年二月十日以家说授茂才明范既讫，三品李部大卿经范。
建长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家说授小男淳范既讫。三品吏部大卿经范。
《贞观政要》古抄本次第：
第一卷
《贞观政要》序（标题作“弘文馆”，戈本作“修文馆”。）
《君道》第一（戈本题《论君道》一，以下每题多有“论”字。此篇次第同。）
《政体篇》第二（古本十八章，戈本题“十三章”，而有十四章。）
第十一章 戈本无。
贞观八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我所居殿即是隋文帝所造，已经四十馀年，损坏处少。唯承乾殿是炀帝造，工匠多不见新奇，斗拱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处多。今为改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魏徵对曰：“昔魏文侯时，租赋岁倍，有人致贺，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税岁倍，此由课敛多，譬如治皮，令大则薄，令小则厚。理民亦复如此。’由是魏国大理。臣今量之，陛下为理，四夷宾服，天下已安，但须守今日理道，亦归之于厚，此即是足。”
第十二章（戈本无）
贞观八年，太宗谓群臣曰：“为理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异焉？朕与公等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盛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朕实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惧朕。炀帝纂业之初，天下隆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强大，志意既盈，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于朕。叶护可汗，亦太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通，以致破灭。其子既立，便肆猜忌，众叛亲离，覆基绝嗣。朕不能远纂尧、舜、禹、汤之德，目睹此辈，何得不诫惧乎！公等辅朕，功绩已成，唯当慎以守之，自获长世，并宜勉力。有不是事，则须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侍中魏徵对曰：“陛下弘至理以安天下，功已成矣。然每睹非常之庆，弥切虚危之心，自古至慎，无以加此。臣闻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明诏奖励，足使愞夫立节。”
第十三章（戈本无）。
太宗问拓跋使人曰：“拓跋兵马，今有几许？”对曰：“见有四千馀人，旧有四万馀人。”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胡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贪财害己，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笑胡，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胡之爱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好乐无度，荒废庶政，长夜忘返，所行如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足为可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近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第十四章（戈本无）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为帝王者，必须慎其所与。只如鹰犬、鞍马、声色、殊味，朕若欲之，随须即至，如此等也，恒败人正。邪佞忠直，亦在时君所好。若任不得贤，何能无灭？”侍中魏征对曰：“臣闻齐威王问淳于髡：‘寡人所好与古帝王同否？’髡曰：‘古者圣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其三。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唯有一事不同者，古者好贤，王独不好。’齐王曰：‘无贤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有西施、毛嫱，奇味即龙肝豹胎，善马则有飞兔、绿耳，此等今既无之，王之厨膳、后宫、外厩，今亦备具。王以为今之无贤，知前世之贤，得与王相见以否？’”太宗深然之。
第十五章（戈本无）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月令》是早晚有？”侍中魏征对曰：“今《礼记》所载《月令》，起自吕不韦。”太宗曰：“促为化专依《月令》，善恶复皆如所记不？”魏征又曰：“秦、汉以来，圣王依月令。事多若一依《月令》者，亦未有促。古者设教劝人为善，所行皆欲顺时，善恶亦未必皆然。”太宗又曰：“《月令》既起秦时，三皇、五帝并是圣主，何因不行《月令》？”征曰：“计《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书》云‘敬授民时’。吕不韦只是修古《月令》，未必起于秦代。”太宗曰：“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朕比使公等数人，何因理政犹不及文、景？”征又曰：“陛下留心于理，委任臣等逾于古人。直同臣等庸短，不能称陛下委寄。欲论四夷宾服，天下无事，古来未有似今日者。至于文、景，不足以比圣德。”征曰：“自古人君初为理也，皆欲比隆尧舜，至于天下既安，不能终其善。人臣被任也，亦欲尽心竭力，及居富贵，即欲全官爵。若遂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道哉！”太宗曰：“论至理，诚如公此语。”
第十八章（戈本无）
贞观三年，上谓房玄龄曰：“古人善为国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身不正。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以舜诫禹曰：‘邻哉！邻哉！’周公诫成王曰：‘其明！其明！’此皆言慎其所习近也。朕比岁临朝视事，及园苑间游赏，皆召魏征、虞世南侍从，或与谋议政事，讲论经典，既常闻启沃，非直于身有益，在于社稷亦可谓久安之道。”
第二卷
《任贤》第三。（凡八章，戈本同）。
《求谏》第四。（凡八章，戈本十一章，移《纳谏篇》三章于此篇，作第四、第六、第七章。）
《纳谏》第五。（凡十章，戈本亦十章。）
第二章。（戈本移入《求谏篇》为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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