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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不同，他们在经济制度上意见亦有分歧。司马光起初反对役法，待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他仍然反对，乃是从其现实眼光衡量所致；王安石个性硬直，坚要实行新政到底，赞赏者固有之，其实亦有其缺失。
但如责王安石顽固或司马光不思改进，同是不妥。故不应抱有成见，同样尊重他们才对。
当国家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出现问题而元妥善办法解决时，就会有各种思想产生；如实际上有办法时，则不觉有思想，只见诸行动措施，已具体地在所实行的制度巾表现出来了，如南北朝时没有别的思想，因为只有均田制的思想已在制度中具体化了。至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方田制和免役法，由于没有表现出好成绩，所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经济思想。
宋代李觏（李氏江西人），在欧阳修之后，稍前于王安石，三人亦可说是同时期。李氏写了《周礼致太平论》一文，文内提到《周礼》一书中讲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但《周礼》实际是讲制度的一本经书，其背后有一种思想，很难读。
《周礼》伪托周公所作，其实是战国时人的一种思想，较西洋人的思想为细密。但西洋人讲经济只讲理论，而没有定出具体办法，如亚当·斯密，如马克思，莫不如此。故中国典籍较西方著作难读。
中国历史上讲到想用《周礼》推行新经济的，早期有王莽，以后则有苏绰和王安石等人。李觏以后则有程颢、张载两位著名理学家，他们亦有经济主张，想要推行井田制度。
到南宋时，林勋写了《本政书》，书中特别强调政治的根本是经济。此种"经济为政治之本"的理论比西方的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为早。
《尚书》中的《洪范》伪托周武王向箕子互相问答；又如唐代杜佑《通典》，讲政制将"食货"放在第一篇，所以中国人看重经济，事实上比西方人为早。
《本政书》共有13篇，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回复井田制度，书中将农民分为三种。
一是良农：每一农民只能有田50亩，称为"正田”；多逾50亩者，名曰"羡田"。即似董仲舒政策一般，有限民名田之意。人民所拥有的田地要向政府呈报，再经政府查核，如有超出之数，即没收之。
二是次农：即每一农民有田不足50亩者。
三是隶农：即向他人租田之佃户。
凡是"次农"与"隶农"，准许买人田地。如购50亩时，可升为"良农“，如元能力买田地时，只能租用良农之田，因良农中有拥田超过50亩者。即租用良农之"羡田”，并向良农缴纳田租。
此《本政书》说明良农最多田地的限额，使人民占有田地趋向平均，而进入井田制度般状态。
朱寒极为重视此书，可见宋代理学家多主张行井田制度。但当时并无大刀阔斧地推行此政策。
林勋此著作要等北宋亡，宋高宗南渡时才提出。此时国家已到急剧变化之时，才想出此办法。
唐宋时代均有此法，即佃农每年缴纳地租，耕租数年后，该耕田即归缴租者所有。
中国人讲道理不外人情，重义而轻利。
有时一种很好的理论或政策，可能走上很坏的路。不幸，宋代的限田政策亦意外地招来了坏的结果。
四、宋代圩田水利完善
中国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当推稻麦。稻米最盛行的时代则为宋朝。当时长江流域大兴水利，尤其是太湖流域为最。当时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太苍、杭州、嘉兴及湖州一带，为全国最富庶之区。此区地形较海为低。苏州古称平江府，因地势与长江齐平，可称泽国。荷兰虽有泽国之称，但不能与太湖流域相比。
江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五代时已十分重视。有专门治水的宫，叫做都水营田使。并雇请数以千计的民夫，治河筑堤；又请人芟除湖旁之野草；又雇请民夫锄灭钱塘湖之草，并开辟松江的荒土，使地无旷土。
宋伫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镇守苏州，当时有大规模的圩田，在当时特别重要。每一圩田的面积巨大，有几百顷之大，宛如大城。圩者，堤岸也。此大面积的圩田，中有河渠，外有门闸。天旱时开闸，以便引入江水；水浸时则闭闸，以排除过多之水。堤岸的水利设施非常巧妙。
当时浙西低地，有沟河可以通海，并随时疏泼河道，使潮泥不会涅没河床。中国水灾较西方为少，因中国人较西方人注重水利事业之故。
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一州之田凡3万40顷，一般可年收700多万石。但当时东南地区上缴中央的租不轻，数达600万石，全出自苏州。宋统一后，因江浙及淮南地区租税较重，遂造成农政不修。五代吴越时，米价一石不过数十文；到范仲淹时，江浙之米价，一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至有一贯者，比当时贵了十倍。
宋代大官都来南方买地，如蔡京在南京附近一带购入不少土地。后蔡京因贪污罪告发被没收田地。又如韩侂冑的大量田地，亦因贪污罪被没收。宋代行政虽不善，却不断没收大官的田地，成为公田。
此外如犯法逃亡者，户主身故而无子承继者之田亦被没收，使政府公田渐多。劣相贾似道建议，凡民人占有越逾限额的田均没收为公田，使政府增加收入可与蒙古备战。因此造成公田而照私人租额收取，使政府与民间两不吃亏。蒙古人入主中国后，公田被占，江浙太湖流域租税很重，造成了经济极不平等的现象。
五、元代劝督农桑行农社制
宋代时，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及辽宁一带的北方地区为辽国所占。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才是宋疆。
金因为游牧民族，全国皆兵。金国特别重要的有所谓"猛安谋克"，其实是一种屯田制度，兵士不作战时便耕种田地。金人来中国后便圈地让军队屯垦，所屯之回即是官田。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重心移向南方。北方经济衰败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北方在辽、金统治下，"猛安谋克"的屯田并不成功，田地多荒芜了。
自元朝统治全国后，亦有屯田；明代便有卫所制度，相当于唐代的府兵制。但明之卫所并非学自府兵制，乃是衔接元朝而来。
辽、金、元时代，由于当时不重视农业，故设置"劝农"一类的官。辽时或有"劝稼"、"劝获"一类的官，可见当时对农事不努力；金朝亦设诸路劝农。人民不服，认为既然恃农以生，何以要劝呢！”劝农"实是"妨农"。后来仍设"劝农"，乃是劝金国人注意农业，并非劝一般的中国人。
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后，初不知田地之功用，却将田地尽变牧场以养牛马。当时助元得天下的辽人，名叫耶律楚材，他从金国投元，劝元政府不可将田地变为牧场。因田地可收租税，可成为国库主要收入来源。于是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开始劝农。
为使人民重视农业，政府设立劝农司，并颁发《农桑辑要》一书分送全国各地；又命各路地方官派劝农官到各地指导农业。
元代之劝农司曾多次改名。先改大司农司，再改农政院，后又改司农寺及务农寺。虽屡改官名但重视农业则一。
当时每一地方官兼任劝农司之衔。政府衙门两壁均绘有"耕织图"，以促使地方官注重农业。金、元时代大力呼吁劝农，正说明了金、元时代之农业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衙门的"耕织图”，亦证明当时社会农桑并重。当时黄河流域已有蚕桑事业的发展，明代以后北方才开始衰落而转到南方地区。
元末松江有位女纺织家黄道婆，她曾久居海南岛学得了纺织技艺，再回到家乡松江把织布机加以改良，甚至把纺织推广到黄河流域。黄道婆也因而致富。
由于辽、金时代战乱的关系，桑、麻作物受到摧残，于是元代大规模种植棉花，同时亦鼓励恢复桑麻的种植，以解决衣的问题。
元世祖时，发动农村组织农社，颁布农桑制度，共有14条，大意如下：凡农村中有50家者组成一社，100家者组成两社，如一村落中不足50家者，则将两个或三个小村落合组成一社，如村与村之间相距太远时，则20家亦可组成一社。
每一农社选出年长而懂农事者为社长，由社长协助政府劝农。
每家所种之田须在田边插一木牌，上书某社某人耕种。由社长经常去察看，如发觉某家之田种得不好时，须向地方政府的劝农司报告，又如某户有不孝顺父母者等情事亦同时报告，并将其过错写下挂在门上，待该农户自省改过后才取下。如该户在一年期内尚不肯改过，即丧失"自由农"之资格，便得在社中罚做苦工。
倘农社之50家中有一家生病或病故而不能耕种者，则由其他各家协助耕种之。
如果某社遇疫症，有数家亦同时遭遇灾祸时，则由其他农杜协助之。
如逢养蚕季节，某家人力不足时，亦得由同社其他人协助之。
如社员中有牛死亡，则由别家出资助其购回一耕牛，等田间作物有收成时再还款给资助者。
农社的建立，实在是一种良好互助的经济合作制度。
元代对农社社长有特别优待的措施，例如可免差役，可免当兵等，以便社长能专职全力劝督农桑。
凡多个农社的地区水利设施不足时，则由政府协助开凿河渠；又如有堤高水低等情况时，则由政府供给木材制造水车，待杜方秋收有钱时还给政府。
无水源处则规定凿井取水。
每年由社长去田间察看有无煌蝻等虫害滋生，有则设法除灭之。
农社亦负责植树造林。规定每家每年栽种桑、枣树20棵，种桑为造衣用；种枣树为防备米麦不够时应付荒年之用。因当时尚未有玉蜀黍、马铃薯等杂粮出现，故北方植枣树特多。
如该地区不宜种植桑、枣时，可代之以榆、柳。每年每一壮丁须种杂果树十株，多种亦可。
社区如近湖塘，则必须养鱼、鸭、鹅，并栽种莲藕、菱及蒲苇等。荒地先让较穷苦人家垦植，做到家家有地，人人尽其余力，地无丝毫荒弃。
此外，农社尚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是要设公立社仓，即所谓义仓。即每逢丰收之年，每家每口须缴米、麦一斗，如无米、麦，可用杂粮代替，如一家芝口，即缴纳三斗，以便荒年时之用，称为"公共储蓄"。
另一种重要设施是办农校，即每一农社设立学校，并聘请社师，在农闲时让子弟进学，以便识字；凡有成绩良好的学生，可呈报地方官，俾便征用。
元代每一地方均设有学田，到处办了书院。凡地方官新上任，首日必须去书院听讲。
元之农杜制度，实是一种农村自治。此制度非蒙古人设计，实乃由宋代"乡约"制度而来。凡蒙古人住在汉人地区者，亦得加入农社。当时设立"农桑文册”，每年由地方官造册呈报大司农。但土地有限，每年植树却有增加，后来人笑为"纸上栽树"，原来册上报多的都是官样文章。
综言之，元代的农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此制度有利中国农村相当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