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本冲来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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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鸦片战争起，日本人就满心忧虑地注视着中国的遭遇。19世纪50年代中期，由马登·培利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到达江户，用炮口强迫开港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种境地，使他们的心情和痛楚与中国非常相似。因此，中国的历史命运促使他们反省体察，并思考自己的民族出路。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在中国造成的种种灾难，越过一衣带水，使日本感同身受。正是这种危机感，成为维新自强运动酝酿和爆发的契机。但是，历史喜欢捉弄人。日本的自强，对于中国来说，却意味着后起的东方资本主义踏着先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脚印，汹汹地破门而来。其扩张主义一开始就诉诸武力，比之西人用商品和传教开路，显示了更多的急迫和无情。

    培利舰队到达江户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

    1862年，载负着调查中国社会的使命，名为“千岁丸”的第一艘日本轮船驶入上海港。如果联系1816年英国轮船“阿美士德号”在上海的侦探活动，那么，相隔近50年之后，历史仿佛又重现了。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一个预兆。

    8年之后，即1871年，中日之间签订了两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款；《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日本签约本是一种俯就，不过是借此免使日本成为西洋的“外府”，“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连，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1)。但是，日本的要求是按“西人成例，一体订约”，其提案则“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优”(2)，力争互惠之一体待遇。在他们看来，这是效法西洋的一大步。那个时候，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往往来自摭拾传说。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因此，对他们“一体均沾”的愿望颇以东施效颦视之。安徽巡抚英翰在奏疏中说：“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3)就是说，不能把黄肤黑发的日本人与高鼻深目之属列为同等的对象。其时，日本不但比不上英国，甚至比不上秘鲁。（当中国同秘鲁订约，许以列强所得权益的时候，日本尚未得一体均沾之权。）最能表现这种意思的，是1873年，同治皇帝接受外国公使觐见那一回，主持仪式的中国人，把品级较高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的班次排到了品级较低的英、法、俄、德、美公使的后面，以寓区别对待之意。结果，副岛以回国相胁，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但从1874年起，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开始变化了。这一年，日本用断然出兵台湾向人们显示了它的另一方面：黩武扩张的方面。其理由是台湾土著居民杀掉了54名琉球渔民。这件事，在上一年曾经是中日交涉的内容之一。总理衙门的大臣用两种回答来对付日本的诘难：（一）“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何预贵国事”(4)。意思是台湾和琉球都是中国治下的地方，其民人殴争致杀，本是中国家事，无须外人多嘴。（二）“番民皆化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也”(5)。这段话出自毛昶熙之口，他置台湾土著于中国王化之外，用政教所不及为理由以解释其越轨好杀。前一种回答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6)，以此堵住了日本的嘴；后一种回答却几同于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而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当时，由大久保和大隈起草的《处理台湾蕃地要略》，即接过话头，提出“台湾土蕃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所以“我藩属琉球人民遭受杀害，为之报仇，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7)。他们不仅把尚未解决归属问题的琉球划入自己的界圈，而且跃跃有觊觎台湾之心。这一场兵火，从5月初开始，到6月初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日军控制了土藩居住地。中国政府曾有过一展挞伐之想，但沿海大吏多以战备不足为辞。最后，在列强干预调停之下以《中日台事专条》三条为了结。日本得到了偿银，并借条约行文中“清帝国偿付日本遇难民抚恤金十万两”一句而正式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8)

    沈葆桢

    但这次冲突更深刻的意义却在于两国由此而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西乡从道，侵台总司令）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9)，中国则懂得了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同一年，文祥在奏疏中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10)于是，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近代海军的产生，即以此为嚆矢。

    同时，与日本隔海相对的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了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之后被采纳：闽抚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了相应的军事设施。这些做法，为后来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显然，这两种认识反映了攻与守的不同态势。但与国内的人们相比，一部分出使海外的中国人则对日本的崛起有更为明切的见识。1877年后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作《伦敦致李傅相书》，提到“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他因之而希望中国不仅“专意考求兵法”，也应多派留学生“分途研习”西国种种科技。这里虽没有愤激的敌忾之气，却是观察之后的冷静思考。他的建言反映了日本的崛起对中国人的启发。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多，愿意取法日本的人却非常少。

    二、从外交到战争

    对于日本来说，出兵台湾不过是初试手段。吞并琉球之后，它又踏上了朝鲜半岛。日本之热衷于“征韩”，据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时有心得的蒋廷黻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三）征韩能为因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11)这些动机构成了强有力的内在冲动，并且是不容易消解的。

    黑田清隆

    当时的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这种密切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要使朝鲜转手，首先必须割断中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于是，中日两国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激化。1876年年初，日本全权代表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3艘军舰前往朝鲜。临行之前，美国公使特以《柏利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相赠。20年前在美国军舰逼迫下开国的日本，这个时候却以美国为榜样去对付朝鲜了。其结果是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这个条约，开头就标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这种来自日本军舰和大炮的“自主”，当然不过只有字面意义，但日本却借此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从此，本不接壤的中日两国在朝鲜构成了错结纠缠之势。3年后，恭亲王奕��说：“日本恃其诈力，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惩创。今年琉球之废，益张气焰。臣等以事势测之，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然而量度国力，他又发为浩叹：“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臣等为朝鲜计，愈不能不为中国虑。”(12)

    中日之间的这种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牵连在一起而更形错综复杂。1882年的“壬午兵变”以朝鲜旧军对新军（由日本训练的别技军）的矛盾为导火线，表现出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事发后，中国政府经派数千淮军赴朝“代平内乱”。自元朝以来，这是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然而其更多的动机却是出于防日。“日人夙谋专制朝鲜，朝臣阴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内乱蜂起，而且兵猝至，彼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机左右之，使日本有功于朝鲜，则中国字小之义有阙，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谋。”因此，“我中国不待朝鲜求助，而调拨师船前往援护，既以示字小之恩，而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在我属邦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日人居功问罪两计，可以隐伐其谋”(13)。壬午事平之后，淮军遂长驻朝鲜。但壬午兵变中朝鲜人戕杀了日本军官，冲击了日本使馆，民众宣泄的反日愤怒又被日本引为进一步勒逼的借口，在随后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他们由此而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于是，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大为增长，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大为增长。但两者相比，日本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扶植的亲日派更多咄咄逼人的声势。

    袁世凯

    中法战争爆发后，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14)朝鲜之希望摆脱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来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但为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则自主不能不染上昵日反华色彩而变质。这种趋向，终于酿成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这是日本策划的一次不成功的政变，虽然被优势的中国军队所扑灭，但对日本而言，它却远不是毫无结果的。在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里，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有人责怪李鸿章说：“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15)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冤案。李鸿章固有“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之心，但造成“巨谬”的主意却是出自慈禧太后的宸断。据近人史著记述，“李鸿章函告总署，太后得奏，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16)。这一变化，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事机一如悬崖转石，不达于地则不止。后来有人说：“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惏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17)其观察虽然没有尽得两国外交之种种曲折，但勾画的趋势却是明白的。“甲申政变”十年之后，爆发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5个多小时的激战，不仅决定了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战争全局。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

    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

    水师的官兵是英勇的。在茫茫洋面上，他们用怒火和热血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致远”舰攻敌而受重创，复为鱼雷所中，管带邓世昌以下250人均阵亡，“经远”舰突进途中为敌舰环攻，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以下270人俱殉国。“超勇”、“扬威”两舰中弹发火，全舰焚毁，管带黄建勋、林履中沉浮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靖远”舰随军酣战，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起火，“旋见督船桅折后无旗宣令变阵，为敌所乘，全军罔知所措，帮带大副刘冠雄曰：‘此而不从权发令，全军覆矣！’急请管带叶祖珪悬旗，董率余舰变阵，绕击日舰”。身历此役的人们“在艇阵殁者九十余人，与艇俱沉者共六百余人”。但是，他们的怒火和热血并没有换来中国的胜利。“是战胜负之分，决于舰炮之灵钝。未战之先，‘定’、‘镇’两舰曾请购配克鹿卜十生快炮十二尊，以备制敌。部议以孝钦太后六十祝嘏用款多，力不逮而未果。论者惜之。而战时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则为天津军械所之所误也。”(18)在这里，政治原因成为最终的原因。

    从时间上说，中国为了武备而向外国买船比日本更早。然而，黄海海战中的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个方面却都比日本略逊一筹。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19)。他懂得略逊一筹的厉害，不能不算是一种见识。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后来编写《海军实纪》的池仲祐说：日本以兵船临台湾以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拟豫防东患添练海军。都御史张佩纶亦抗疏言之，朝廷不省，当轴昧于大局，且请以兴造海军之款，移修颐和园，因循坐误在战事前者，七载有奇。日本乃崛起图强，乘机挑衅，练兵备舰，不遗余力，以窥中国”(20)。在西太后的心目中，颐和园比海军更重要，因此，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21)以建造颐和园。通过这种腾挪，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为颐和园里的山水花木。中国水师欲不逊一筹，得乎？黄海海战前，廷旨严责北洋海军将领畏葸巧滑。李鸿章疏奏复陈，言词苦涩：

    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舰，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既因快船不敌而言，傥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22)

    苦涩之中正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怨气。所以，当中日战争急迫之际，翁同龢衔西太后之命诣李鸿章问策时，“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指翁同龢）总理度支（户部），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23)。武器装备的差距是一种现象。拨开这种现象，可以看到两国不同的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

    翁同龢

    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它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多方面的灾难，已为数十年来的各种近代史书一再记述和论说。但是，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穷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确切。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50多年前的三元里已经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我们不能据此而把中国民族觉醒的时间提前半个世纪。梁启超后来说：

    《马关条约》签订情形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24)

    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民族也这样。沿用一句现成的话，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为。而近代中国，这一过程正是以知穷思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25)

    康有为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因此，中国民族的觉醒由1 300名举人在“公车上书”的呐喊声中宣告于世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这一批人，兼有学生和士大夫两种身份，是从各地汇集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优秀人才。他们曾经饱读四书五经。但他们起草和署名《上皇帝书》一事，却已经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知识分子干预时事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1300人组成的集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群”。因此，“公车上书”并不仅仅是书生议论，而是声气广披于朝野的社会行动。这种知识分子的聚群而动常常使人想到汉末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党。但汉代和明代的人们是在忠义的感召下汇集起来的，他们与奸佞的对立中往往交杂着士人的朋党意气和传统的伦理主义。而“公车上书”则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群，他们的共识更多地来自于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并且把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合为一体。就其所反映的时代意义来说是前代人们所不可比拟的。

    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地标志着世风和士风的变化。稍后，谭嗣同作《上欧阳鹄书》，自述：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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