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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26)
他真实地说出了忧患刺激下思想转轨的艰难和苦痛。
章太炎
28岁之前专意治经学的章太炎，也是在这个时候走向政治的。在他们的背后，是甲午战争刺激之下一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改变。后来以写小说得文名的包天笑，其时还是苏州城里一名19岁的秀才。他在晚年追叙说：
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27)
于是，本来潜心于骈四俪六之文的人们也渐渐张目四顾，为种种新学与时论所吸引了。这个变化，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形。维新改良的潮流急速地涨涌于民族觉醒的曙光之中，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它吸引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从改革中寻求民族的出路。例如，商人经元善就是因此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的。同时，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也挟着革命的风雷走上前来。他们代表着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但惊醒他们的，同样是甲午战争的炮声。
四、强敌成为榜样
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不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值得注意的。在1859年刊行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说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28)这种预见是有洞察力的。而看得更准确的是李鸿章。他在1864年致奕䜣、文祥的信中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这段话推度日本，返及中国，议论之中有深思焉。19世纪70年代，日本以出兵台湾之举在中国人面前表现了自己。这不仅激起了洋务派以提防之心致力海防，而且使众多的中国人开始注视日本、研究日本。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在当时产生过影响并为后人留下明晰痕迹的，是这样几种：
（一）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写的《使东述略》。何如璋算不上是一个器识宏通的人物，但他忠于记述。“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皆能“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之踪迹”。这个好处使《述略》一书提供的日本史地民俗、政治经济知识比较具体而且可靠。他出使东瀛之际，上距明治维新还不到十年，但日本的景物风貌已由本来的“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变而“趋欧俗”。上至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虽“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他的诗作以“半是欧风半土风”咏叹了神户港口“番楼廛肆”与日本民居杂错相邻，以“云山过眼逾奔马”咏叹了大阪与神户之间的“铁道火轮”，以“一掣飞声如电疾”咏叹了“用西人所炼电气”为之的“电气报”。这些来自西洋的东西在日本落户，不能不触动同为东方人的何如璋，他因之而感叹说：“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器物之外，还有礼制。他在记述自己用“三鞠躬”的泰西礼仪向日皇递交国书的过程之后，议论说：“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臣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反对派。日本的前代仪文与中国正相伯仲。虽说他议论的是日本，可文章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其中未必没有由此及彼的意思。
（二）黄遵宪“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写就的《日本国志》，以及积累亲见亲闻，“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撰成的《日本杂事诗》。黄遵宪是随同何如璋出使的使馆参赞。但比起后者，他对中外大势的了解要更透彻一些。因此，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也深刻得多。《日本国志》一书，从收集材料到最后定稿，先后花费了近十年光阴。它是中国人用旧史体例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凡十二志，四十卷，二百余万言。但其意义不仅仅在历史，作者自谓：“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所以，纪事论理尤着眼于明治维新以来。《食货志》则述其兴矿务、造轮船、劝农桑、广制造；《学术志》则述其普设学术、海外留学，“专以西学教人”；《刑法志》则述其新式监狱制度与采用法兰西律法；《兵志》则述其陆海军师法佛（法）、英，兵制取自德人，等等。并且往往引申，使中国人容易想到自己。如《职官志》论曰：泰西“设官立政，……其官无清浊之分，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极之至纤至恶，无所不到”。他认为这些都与中国的《周礼》相通。日本官制以《唐六典》为法则，维新后，则取法泰西为多。中国正可以“礼失而求诸野”，悟知《周礼》制作之意。《礼俗志》论曰：“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舶电线之奇，无不借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而莫之能抗者，特此术也。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联想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短时间涌现出来的种种学会与群体，这里的议论正可以看做是一种先期憧憬。黄遵宪笔叙日本而意在中国，其用心是容易为人了解的。所以《日本国志》刊行以后，对有志于维新变法的人们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说，海内奉之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扺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哉！”(29)
黄遵宪
（三）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和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与何如璋、黄遵宪相比，康有为的后一本著作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此书按时间先后系事，始于明治元年（1868），终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凡十二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教育、警政、官制、军事。在列举日本变政事迹的同时，又用按语评考其意义和可资取法之处，以直接发挥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就像《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在叙事之后以“臣光曰”起首的大段议论。这本书1898年3月初次进呈的时候，名为《日本变政记》，后改写再呈，易名《日本变政考》。由“记”改为“考”，说明著作的本意在于论说。其立论以“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为宗旨，并自负“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进呈之初，即期于“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0)。据说，“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这本书对1898年百日维新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说：
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31)
康有为的特点是托古改制。因此，在他的按语里，日本值得效法的维新措施，常会在渺茫的中国古史中找到非常对称的先例。这种牵强类比虽带有学术上的独断主义倾向，却反映了改革家的别有一番苦心。
这三个人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但黄遵宪和康有为著作的问世，则在甲午战争之后。那个时候，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崛起于岛夷，最后跨海而来，燃起一场巨大的战火。这个变化过程就发生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比之西洋诸国的历史，无疑要具体得多。因此，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1896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已经踏上了负笈东渡的途程。他们的航向，同千余年前的遣唐使们刚好相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学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它所引起的争论比它所带来的进步更多。而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日本的榜样被有志于维新改良的人们放大了，洋务运动几十年间陆续出现的变法议论终于一步一步地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
五、三个方面的反思
甲午战争之前，早期改良派已经对洋务运动作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虽然不无深刻见解，但那终究不过是见诸言论。在洋务运动气运未衰的时候，单靠言论是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的。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用武器打破了洋务运动补苴罅漏的惨淡经营，比之笔墨议论，它更严酷得多。于是，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因此而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
其一，是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批评“中兴以后讲求洋务”者说：
梁启超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32)
这段话，语气是严峻的，但全然不是肆口攻击。它表达了历史长流中后起的一辈对前辈人的认真评判。否定洋务运动的地方，正是维新运动准备继起而致力的地方。因此，“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3)。
其二，是洋务派的自我反思。奕䜣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予鸿章以商让土之权）。”(3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西化”，“化”之为义，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的。当然，从满清王朝恭亲王口里说的“西化”与后来另有背景的“全盘西化”在质和量上都是不相同的。它反映了更多接纳一点资本主义的愿望，在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变法行将出台之际，这种舆论是顺应时势的。因此，奕䜣对洋务运动的总结似乎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也因此，他用否定句表述出来的思想，已经溢出了我们今天对洋务运动的界定。
其三，是来自实践的反思。这主要见于甲午海战幸存者们的亲身叙录：
我国地广人众，沿海甚多，不能不设海军护卫。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不（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35)
这些人力言“西化”或“西法”，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生死血战之后的心得。他们身在军中，熟见用中国“朝制”择取“西法”的种种私弊，并深受其苦，深受其害。其条陈愤愤然言之的“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是切中“中体西用”以新卫旧之弊的。
致远舰部分官兵
这种种反思说明，时代已经把中国民族的思想主流推到了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的前头。但是，正如甲午战争使一部分洋务派承认了维新之必要一样，甲午战争也使一部分顽固派开始接受洋务运动的东西。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体西用”还不会消失。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仍是一道不可越过的界河。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24页。
(2)同上书，卷82，3页。
(3)同上书，卷79，7页。
(4)转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琉球属中国，起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直到光绪初年，五百余年中琉球按期进贡，未曾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就成了中日两属之地。蒋廷黻称之为“好像一个女人许嫁两个男子”。于是，在日本维新中力行废藩之后，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的问题就发生了。参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17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7)《大日本外交文书》，卷7，1页。
(8)当时任日本顾问的法国人巴桑纳后来说：“一八七四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说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因为在条约的字面上把遇难的琉球人“称作日本臣民”。见清泽洌：《外交家大久保利通》，253页，1942。
(9)胡寄尘编：《清季野史》，9页。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41页。
(11)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364页。
(1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劝朝鲜交聘各国片》，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2页，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1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并劫王宫请派兵援护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31页。
(14)《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6，10页。
(15)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12页。
(16)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354页。
(1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320～32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9)《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61页。
(20)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315～316页。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141页。
(22)《覆奏海军统将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52～53页。
(2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名流误国”，见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1辑，23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25)同上书，113～114页。
(26)《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167～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45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532页。
(29)《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各家诗话，412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0)《日本变政考·跋》，《进呈日本变政考序》。
(3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50页。
(32)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9～20页。
(33)同上书，21页。
(34)黄遵宪：《马关纪事》。
(3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00、4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