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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的问题

    在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相互之间的利益背道而驰。[1]因此,专制统治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的皇位坐得安稳。

    从秦朝到清朝的王朝兴替过程中,有效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建立一套行政组织,以帮助皇帝确保臣民的顺从并防止反叛。其一,通过保障其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其二,通过反复向臣民灌输经过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其三,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套政治统治体系通过在战略要地驻军而得到加强,使各个王朝有可能在相当时期里有效地统治一个广阔的疆域。

    自秦始皇以降,帝国控制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实质变化,不过由于经验的日益积累,以及随后各个王朝中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谋,统治体系在一些细节方面不时得到精炼和提高,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法律规章更加详细,监视更加严密,控制更加严厉。1644年清王朝定鼎北京时,它继承了被推翻的明朝遗留下来的高度复杂的政治统治体系,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为帝国结构带来了最后的发展。可以理解,对于清王朝这个汉族的外来征服者来说,同其前任统治者(即明朝,它推翻了异族统治的元朝,建立起汉族统治的王朝)相比,解决如何统治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如何统治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的确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一问题,帝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架构。在这套体系中,皇帝位于最顶端,其下是庞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统率的是中央官僚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机构包括内阁、军机处(1730年设置)和六部。这些最重要衙门的官员在需要时,要么以个人身份,要么以集体名义,就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帮助皇帝做出决策;并且,他们在属僚的帮助下,执行皇帝的命令,或者将命令传达到下一级的行政机构。

    通过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帝国政府的行政命令从北京传到整个中华帝国的各个角落。中国的18个行省都被恰当地划分为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即府和州县。[2]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巡抚一般是一省的行政首长,由布政使(专管一省财赋)和按察使(专管一省刑名)辅佐。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被指派去管辖单一的省份,如直隶和四川都不设巡抚;在其他情况下,每个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这些省又各设自己的巡抚。一府的最高长官称为知府,州县的主要官员称为知州和知县。府、州、县官员不但处于省级地方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而且在实际上,其各自的职位安排部分也是由有关巡抚或总督所指派的。知州和知县是正规行政组织的最下层,常被称为“地方官”或“亲民之官”。[3]

    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向中华帝国各个角落延伸的行政组织机构,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例如,为了防止皇家“仆人”施加非法影响或攫取过多的权力,每一重要职位都由两名或更多的官品相等、权力相同的官员来分享;同时,一名高级官员常常被安排兼任一个以上的职务。政府机关的职能,很少得到清楚的、精确的规定或说明;实际上,重要官员权力和责任的重叠,是有意安排的。所有地方官员————从总督到知县————的任命、升迁、免职,都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来决定。一般说来,所有地方官员都不能在其家乡省区任职,并且很少被准许在一个职位上待太多年。官员们————即使是那些拥有重要职责的官员————没有自行处置的权力。每一项行政措施和行动,哪怕只不过是例行公事,都必须向北京汇报。正如19世纪一位著名的中国作者指出的,由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措施持续而有效的运作,使得整个官僚体制在清王朝存在的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保持稳定。[4]

    然而,如何操纵官僚群体只不过是封建帝王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让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城镇和数不清的乡村维持统治秩序,同样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官僚群体本身一方面是帝国控制的对象,但同时又是专制统治者用来牢固控制芸芸众生的统治工具。铸造这一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本身就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有效地运用这一工具来统治普通百姓,对皇帝们来说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由于中华帝国地域广阔,通信和交通不发达,加上绝大多数的人民目不识丁,不问政事,因此政府公布的法律与命令,要让百姓知道都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去加以实施或贯彻了。知县————其直接的职责应该是解决百姓的需要————的管辖范围常常超过1,000平方英里。全国大约有1,500名各种类型的州县官,每名官员要管辖10万名(根据1749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计算)或25万名(根据1819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计算)居民。[5]由于职责规定得广泛而且模糊,知县的负担过重,即使他有意愿或能力,也没有时间或条件允许他把任何一项事务做好。[6]在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里,或在佐贰官驻守协助知县维持秩序的镇里设置一个表面上充满效力的行政机构,可能并不困难。但是,在围绕着城镇、居住着大多数人口的广大乡村地区,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比较小的县份,知县及其属员能够真正严肃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也很难保持同所有乡村和农民的联系。

    对于这种不完善的行政体系,帝国统治者并没有坐视不理。自古代始,中国乡村就存在着地方性的分级和分组,并且有政府的代理人。秦朝所确立的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体系,被后来各个王朝所沿用。[7]清朝皇帝继承了明代的规定,并在某些细节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无论是什么样的辅助性地方组织,只要看起来有利于基层统治,都会加以利用。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个最终完成的行政组织体系,可以说面面俱到,设计得非常精巧。

    在我们尝试去描绘、分析清朝关于基层政治统治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前,先简单地看一看构成该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由于意识到要把普通的行政组织贯彻到知县及其属员以下是不切实际的,清朝统治者像明朝统治者一样,从当地居民中选出可用之人来帮助统治乡村。这样,在设置保甲(警察)组织体系、里甲(税收)组织体系和粮仓制度之时,保甲和里甲的头领以及粮仓管理者就从当地居民中被挑选出来。有时,清朝统治者还利用宗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在黄河以南各省尤为盛行)作为监督居民、宣导教条的辅助工具。这样做的优点显而易见。一方面,由于当地居民对自己家乡的环境和人口情况比政府官员要熟悉得多,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去处理、对付当地可能发生的问题,或者至少能向官府提供他们所想了解的资讯。另一方面,清朝利用当地居民的帮助来进行控制,赋予他们向官府汇报不法行为和不法分子的职责,使得村民即使不在官员的视线范围内,也能受到有效的威慑而不敢犯法。

    为了防止乡村社会组织或机构的势力和影响过分膨胀,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性措施。每一个地方的代理人或组织,无论是官府挑选出来的还是原来就有的,都必须置于知县的控制或监督之下。对那些被认为有害的组织或活动,政府总是保留进行镇压的权力。通过知县,政府的手随时做好了打击的准备。只要情况需要,驻扎在清帝国众多战略要地的军队就被命令采取行动。除此之外,即使各村“头领”和乡村管理者实际上不由知县自己来任命,但是挑选谁,通常要看知县的眼光。清政府虽然准许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乡村组织机构正常存在,但是又刻意地设置了一些组织机构,与原有的组织机构并立,或位居其上,使原有的乡村组织机构不可能发展成地方权力的中心。就这样,在保甲组织和里甲组织中,乡村地区的家户十户为一单位,并按十进制编组起来,而不管村庄或其他自然界限。

    地方自治的概念同乡村政治统治体系是不相干的。对于乡村中任何形式的自发或社区性的生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包容,要么认为可以用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要么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在政府眼里,村庄、宗族和其他乡村社会组织,正是能把基层政治统治体系扩展到乡下地区的切入点。

    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即使在推行镇压性措施时,只要方便或可靠,都会利用当地人的帮助。正如随后要看到的那样,保甲组织和一定程度上的宗族组织,被清政府用来帮助登记居民情况、监视居民日常行动、报告可疑者和反叛行为、逮捕在逃的罪犯等。居民在被命令充当所在地方官府耳目和最基层组织的“长官”后,就会被劝说采取谨慎的行动,即使没有政府官员在场。这样,罪犯就很难在邻近地区找到藏身之处,潜在的反叛者也不太可能在偏远的农村成功煽动一场造反。

    然而,清朝统治者非常聪明,知道并不能只是通过采取镇压性措施来维持统治。他们也注意到那些容易使居民遵守法律、服从统治的方法。一方面,清政府采取行动,为乡村居民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并防止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例如致力于开垦荒地,促进或鼓励灌溉和防洪,办理赈灾工作等。另一方面,利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各个阶层,以此来维护一个被证明是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价值体系。清朝统治者广泛地继承前朝建立起来的制度,支持理学正统学派的伦理道德主张。通过科举体系,统治者设法把政府所要求的意识形态逐渐灌输到士子和官员的心中。清朝统治者通过他们发挥影响,并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乡村学校、普通宗教团体和宗族组织),着手把这种意识形态延伸到乡村地区未受过教育的广大百姓中去。

    要准确地评估这套基层政治统治体系的功效,是很困难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清朝统治的稳定(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一个相对长命的王朝),但是也有事实表明,清朝统治者对该体系的运作情况从来就未完全满意过,或许,清朝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期望过它会产生完美的效果。

    的确,清朝的基层政治统治体系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事实上那些促使清朝统治者采用这一体系的所谓优点,长远看来,正是该体系缺陷的根源所在。作为帝国架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分享了整个体系的基本特质,因此,清王朝的基层统治体系随着其专制统治体系的确立而确立,随着它的灭亡而灭亡。

    清王朝统治乡村的第一大主要困难在于它有效运作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帝国政府无法提供的行政环境。正如前文所述,在专制政体中,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各自的利益,即使不是矛盾的,也是相异的,整个专制统治体系就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帝国安全。他们认为确保安全的首要措施就在于把所有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使被统治者养成敬畏其统治的习惯;同时,不让任何人————士子、官吏以及普通百姓————发展出独立与自主。皇帝们发现必须小心谨慎,不给任何官员发挥开创性、独立评断的机会,或赋予任何官员适当地执行其法定职责的必要权威。的确,刻意地强调政治安全的代价是低下的行政效率,一贯地、长期地推行这一措施,最终使官员们精神低落。很少有官员————从北京的最高级别官员到遥远地区地位低下的知县————会去竭尽所能从事会给他们的皇帝带来好处的工作,或者去解决芸芸众生的物质需要;绝大多数官员追逐私利,只求免于麻烦。到19世纪之初,忠实于皇帝成为罕见的官德;对政务漠不关心,颟顸无能,成为官员普遍的病症。官僚机构的腐败,不仅降低了朝廷的威望,而且极大地危害了整个统治体系的其他机能。特别是地方行政效能退化,致使乡村控制体系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在实际中根本无法运作起来。因为缺少了官员的有效推动和监督,整个乡村控制体系,包括保甲、里甲及其他组织,不可避免地堕落、退化成空架子;最坏的情况,甚至成为基层行政官员腐败的工具。

    乡村控制更大、更主要的困难,在于它创造出一些会削弱帝国乡村统治基础的状况。中华帝国的乡村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几乎都不识字,自古以来大体上都是不主动或不进取的,他们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竭力维持贫苦的生活上。或者由于生活绝望,或者受到许诺过更好生活的诱惑,农民不只一次帮助推翻专制王朝。但是,只要他们处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下,给予他们必要的生存条件,那么相对说来,他们就会安分守己,对政治丝毫不关心。这样,如何控制农民的问题看起来就相当容易。但是,乡村农民一贯的被动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有效控制。挑选当地居民来执行基层控制的措施,虽然在理论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因为居民没有为官府效劳的意愿,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不如官府所期望的那么强,反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积极利用基层政治统治体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而不是为皇家服务。

    此外,政府监督————虽是保持基层政治统治体系运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却有损地方自尊心或集体精神————同样也是形形色色职位或机构持续有效地运转必不可少的因素。北京发给各地的命令,根本没有考虑到全国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地方官由于受限于僵化的命令,又不能自由裁量,因此很少敢冒风险去改变清政府所规定的政策以适应当地的环境。结果,居民们常常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怀疑的或担心害怕的眼光,对待有关政府的任何事情。不可否认,清政府在乡村中的控制工具刚一出现,对许多潜在的混乱分子肯定会产生一些威慑。然而,笔者不能就此认为,清朝统治者所营造的乡村控制的确曾在乡民的心中,成功地注入过任何对于统治者或他们生活的社区积极效忠的情感。如果用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来说,帝制中国的乡民,就是“一盘散沙”。

    通俗易懂的教条灌输显然达到了某些效果,但本质上是负面的。清朝统治者教导农民要努力保持其“保守主义”,要他们努力使自己在内心里毫无疑问地服从专制统治,而不是提高他们的能力以准备处理生活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样使得中国乡村实质上停滞不前,在智慧上和经济上都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挑战。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在地方暴徒和衙门走卒施加的巨大压迫面前,农民就变得毫无办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帝国的基础正是随着这种统治的进展而被削弱的。

    只要各种条件仍然大致有利于统治政权,情势看起来就还算平静。但是,一旦爆发严重的危机————像19世纪那样,清王朝统治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当各级机构都退化堕落,而不像以往那么有能力处理灾患时,饥荒就频繁发生,而且受灾的区域相当广。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严重地损伤皇家的声望和权力,而且在那些遭受西方工商业直接入侵的地方,本土经济遭到摧毁。在骚动最强烈的地方,原本一直因习惯、传统惰性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约束影响而养成温顺性格的乡村大众,也终于爆发了猛烈的暴动。先前,清朝统治者对乡村只不过维持不完全的掌控;现在,他们用来维持掌控的这种复杂工具被证明完全无用。把这种局面归因于乡村控制体系的衰败,恐怕是不准确的。但是,事实在于,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整个清王朝专制统治体系(乡村政治统治体系是其中的一部分)处于全面崩溃之中。清王朝,以及中国王朝体系,事实上在迅速走向灭亡。

    中国乡村的形态

    中国乡村虽然并不是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也不是毫无章法的。环绕城[8](即巡抚、知府和知县的治所)周围的是广大的乡村地区————乡,包含了乡村生活的许多组织和中心。其中一些我们称为行政组织的,或多或少是帝国政府为达到控制乡村的目的而任意设置起来的,与政府的行动完全无关,另一些则是自然出现的。清政府会给予这些自然出现的组织以官方或半官方的认可,并以此把它们纳入官方的控制架构中。

    除了少数地区的乡村家庭居住在分散的独立农舍里(比如四川一些地区),或者某些省份谋生格外不易的山区外,中国乡村的居民大都集中生活在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的聚居村落(村或庄)、乡间集市(市、集、场等)和城镇(镇)里。这些地方的大小和繁荣程度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尽管社会地位和政治因素可能也有影响。举例来说,在靠近可耕地的地方,如果有条河川或溪流,为灌溉和其他方面提供足够的用水,就为一座村庄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在一个特定地区里,村庄多少,以及每个村庄的大小、组织程度和社区活动数量,视当地人口密度、地方大小,特别是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9]更大、更繁荣的村庄,常常表现出“社区”(community)的特点。[10]实际上,村庄是组成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如同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构成单位一样。

    然而,村庄在经济上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乡人的物质需要或许相当简单、相当少,但是有可能不是他们自己村庄的有限资源所能满足的。一些较大的村庄有由一长串小店组成的“商业街”,这解决了乡人的部分需要,但是这些村庄连同没有这种“商业街”的小村庄,都必须依靠附近的集市或城镇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

    集市的大小和结构各不相同。它们经常是从繁荣村庄里的“商业街”发展演变而来,它们主要因定期举行贸易活动而同普通村庄区别开来。一个乡村集市实际上就是一座取得了特别经济功能的村庄,这会给村庄带来一定的变化。变成了集市的村庄有时会取得一个新的名字,一些非农业的居民也会住进来。然而,乡村集市保留了乡村的基本特征,其大多数居民也还是农民。

    城镇通常是从乡村集市发展而来的。随着一个乡村的经济活动日益扩张,为相邻乡村提供商业服务的集市就变成了更大的贸易活动中心。这个社区达到失去它大部分纯农业属性的临界点时,就以城镇的面貌出现了。贸易能力的增强,吸引了更大地区的乡人来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证明城镇的出现是当地工业发展的结果。制造优质瓷器的江西景德镇,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因此,城镇有两种类型:贸易型与制造型。城镇不再是纯粹的、简单的村社,实际上,较为繁荣的城镇或许拥有城墙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特征。此外,一座城镇由于其经济地位重要,或许被清政府选来作为辅助性的行政中心,并派驻一名佐贰官,帮助知县处理有关事宜;也可能成为正规军的驻扎地点,以防范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事件。除了官方名称不同且没有知县衙门外,很难把这样的城镇与城市区别开来。

    乡村、集市和某种程度的城镇,构成了中国乡村的主要形态。在随后的章节里对它们作更详细的描述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先停下来,概略地解释一下“乡”这个属性不同的乡村区域组织。

    存在于19世纪,甚至贯穿于整个清代的乡组织,是县城外面乡下地区的组成结构。它包括一系列村庄、集市,或许还包括一两座城镇。每个州县有多少乡不尽相同,但是在多数州县,都有4个乡,分别位于州县城的四座城门之外。直隶省的蔚州城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它的4个乡的名字如下:[11]

    乡组织看起来并不像村庄那样是自然发展产生的。乡在古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很有可能起源于政府设置的、在乡村控制中被用到的行政单位。[12]在清代,它不再是官方行政单位,但仍被允许存在,并时常在乡村控制中被用到。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乡变成了村际合作或组织的单位;它受到半官方的认可,在乡村生活形态中占有一定的位置。[13]

    * “hsiang”(乡下)和“Hsiang”(乡)两词,汉语都拼写为“乡”。这两个词还要和同音异义词“Hsiang”(厢)区别开来。“Hsiang”(厢)的含义是指靠近城的地区;政府这样划分城区和城厢,目的在于加强税收(见第二章和第四章有关里甲体系的叙述)。

    村庄的物质面貌

    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地方,乡村的物质结构相当不同。[14]村庄是自然发展而成的事实,的确就是它们缺乏一致性的原因所在。[15]一位西方作者清楚地叙述了这种情况:

    即使可以说中国城市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正在努力“展现”它的一致性,但是不能说乡村也是这样。只要某个地方的环境许可,农民就定居下来,乡村由此就发展起来……亦即是说,第一个定居者认为某地条件好,就定居在那里;另外的定居者也是这样。有了定居处,还必须开辟出一条路来,于是很快就有了一条路……接着另一条路,或第一条的延伸,带着明显的角度伸向远方。其他房屋、其他路径、其他街道等接踵而来,但却毫无章法。[16]

    乡村的条理化毕竟不如其他要求————大小、物质条件等————那么重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此点。古柏察(Huc)的描述虽然并非细节准确,但他大致正确地指出了某些华中省份和西部省份的乡村在分布和外观方面存在着的差别。他在19世纪中叶写道:

    一路所过,很容易得出中国各地人口聚居情况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例如,如果你在华中省份一路旅行,很容易认为中国乡村人口比实际上的要少。村庄不多而且相距遥远,土地抛荒的很多,很容易使人认为身处鞑靼沙漠之中。但是,如果你在同一省份沿着水道或河流旅行,就会得出情况完全相反的印象,你会经常经过许多人口不少于二三百万的大城市,大城市之间接连不断地分布着许多小城镇和大村庄,一个紧挨一个。[17]

    在这一问题上,古柏察对湖北省和四川省乡村的对比,也很有说明性:

    在各方面,湖北省都远不如四川省。湖北省的土地不但很贫瘠,而且布满了为数众多的池塘和沼泽。对于勤劳、坚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土地没办法充分利用。该省乡村总体上非常贫穷,显得很凄凉;居民们很不健康,相当原始,皮肤病缠身。……据说,湖北省一年收成很少够一个月的食用。该省人口繁多的城镇,要仰赖邻省供应,特别是一年的收成十年都吃不完的四川省。

    看来,好像是四川省的富饶和美丽给其居民带来了相当有利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比中国其他省份高雅得多。大城镇至少相对说来要干净,整洁。乡村甚至农田面貌,证明了其居民的生活环境相当舒适。[18]

    古柏察或许夸大了四川的繁盛,[19]或者说低估了湖北土壤的富饶,[20]但他观察到了这些省份农村之间存在着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归因于地理条件,还是接近真相的。

    华北省份和华南省份不同的农村之间的差别,即使没有更明显,至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同的地理环境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一位当代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大的地区是“两个中国”。[21]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似乎把这两个地区的乡村社区塑造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按照一位当代中国作者的看法,黄河流域的农村大体上是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而坐落在扬子江两岸的农村,各农舍经常分布得比较松散。华北的典型村庄是“聚居型”的,而华南则是“散居型”的。[22]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族组织的影响在许多南方村庄更显而易见,而在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重要。[23]

    经济条件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在乡村分布和大小的差异方面,是最为清楚的证据。一些英国军官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中国东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乡村之间是相距很远还是鸡犬相闻,与土壤的肥沃程度密切相关。其中一名军官报告说:

    在贫瘠地区,两村之间距离不超过4英里;而在肥沃地区,通常靠近得多,约在0.5英里到1英里之间……上述特征,同样有效地适用于中国东北部所有肥沃地区。[24]

    在那些土壤非常贫瘠的地区,各乡村之间的距离不但遥远,而且每个乡村都很小。另一名军官报告说:

    在中国这个国家,所有乡村都不大。每村不过是由其街道两旁的一排房屋组成。在长1英里的道路两边,大约只有80到100间房屋。[25]

    在许多其他地区,乡村甚至还要小些。根据另一项关于“经常出现洪水”地区的报告,在从歧口(Chi-k’ou)〔编者按:今沧州黄骅市南排河镇下有“歧口村”〕通往沧州(直隶)的大路上,看到的只是一些极小的村庄:

    梓村(Tsz-tsun),有10间民房,一口苦水池。……村子附近,耕地非常少。

    12.5英里。————一个小村,只有3间民房,在路北方0.25英里。

    13.5英里。————马营(Ma-ying)村,有25间民房。

    在马营村〔编者按:在今黄骅市下〕,乡村的面貌得到了改观,看到了一些母牛、犊牛、小马驹,有些繁荣的迹象了。[26]

    环境好的地方,村子就要大些,看起来更加繁荣。同一条路上,再往西走:

    22英里。————三直户村(San-chi-hu,编者按:今马营村西有“三虎庄村”,此处或是“三只虎”村),一个拥有100间房屋的村子,村子里面有一个池塘和几口水井。……

    38.25英里。————辛庄(Hsin-chuang),一个拥有300间房屋的大村子。从外观上来看,该村比它东边的任何村落都要繁荣。房屋修建得很好,居民的衣着也要好些,许多居民看起来非常富有。

    相较于村庄的大小以及村落间的距离,这个地区的耕种面积显得相当可观。据说,该村在丰收年份,粮食收成略微超过了当地居民的需要。在过去几年,即1873年、1874年和1875年里,收成平平,但在1876年,就要担心歉收了。[27]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乡村的自然面貌。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让它免于水患,或是位于村中的官仓为它带来经济繁荣,这类村子的规模自然比普通村子大。例如,在歧口通往沧州大道上西行大约16英里处的王徐庄子(wang-hsu-tzu)〔编者按:今沧州黄骅市“岐口村”西南有一村名“王徐庄”〕,“是一个拥有400间房屋和4,000名居民的村庄。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地区5英尺的土岗上,显然保护了它不受洪灾的侵害”。[28]北仓(Pay-tsong)位于从北京到天津的大道上,是北运河上的大村子。“这儿有许多储藏着粮食的砖造建筑。……这儿是储藏漕粮的仓库之一。”[29]虽然各种各样的因素在个别情况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土壤质量仍然是决定乡村自然面貌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华南一些省份的土壤比起大多数华北省份来说要肥沃得多,因而南方村庄的人口通常要多得多。在广东,有利的农业条件再加上其他经济优势,有些村子据说拥有相当多的人口。例如卫三畏(S.W.Williams)对19世纪80年代的南海县农村就做了如下叙述:

    居民聚集在三家村和村子里。……在南海县(该县位于广州城以西)和方圆100多平方英里的周围地区,分布着180个……村庄;每村的人口……从200以上到10,000不等,但通常在300和3,500之间。[30]

    1883年所刊的《九江儒林乡志》(儒林乡是九江的一部分,位于南海县西南部)〔编者按:据原志《凡例》,九江为九江堡,又名儒林乡,两者并非统属关系〕,提供了下列资料:[31]

    这个地区每村居民的平均数大约是2,300人。坐落在东面的村子,人口更为稠密,平均大约为4,200人。此外,《九江儒林乡志》的修纂者指出,在志中所涉及的41个村子中,最大的一些村子人口超过1,000户,而最小的村子只有40户。由于每户人口的平均数不少于5人,因此最大的一个村子,其人口总数应该超过5,000人。

    如此超规模的乡村,绝不是华南的普遍类型。同华北一样,华南的乡村也非常小。大多数的华南农村比起这些广东样本要小得多。例如,利昂·多纳(Leon Donnat)叙述位于浙江宁波府府城附近的一个村子1860年左右的情况时说:“王福(Ouang-fou)村的住户大约为120户。如果按照每户5口计算,则有600人。他们全部务农。”[32]这种拥有几百名居民的村子在华南很普遍,而南海县那种拥有十万人口的特大号村庄则是别具意义的,因为它们表明了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乡村社会也会变得如此繁荣,从而使它们事实上成为城镇,不论它们是否被如此称呼。

    大区间存在着差异,而大区中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重点是,村庄的自然层面存在着的差异————无论是在同一地区各乡村中进行比较,还是在不同地区各乡村中进行比较————都显示了相同的一点: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3]

    耕种土地的数量,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少数提供有关数字的地方志中,《正定县志》(1875年版,正定是直隶省西部的一个县)提供了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虽不精确,但大体上表明了耕地面积和村庄人口多少之间的关系。[34]《定州志》(1850)也提供了有关该州地区321个村、集市和城镇的有趣材料。这些乡村的规模差别很大,最大的一个村拥有1,000多名居民,最小的还不到100人。大村大约占村子总数的9%,小村大约占7%。其中大多数村子(占村子总数的22.5%)每村的人口为100到199不等。[35]表1-1到表1-4说明了上面所提出的结论。[36]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手头没有可供比较的材料,以说明华南的情况。

    表1-1:华北乡村情况(人口为1,000以上)

    续表

    表1-2:华北乡村情况(人口为100到199之间)

    续表

    续表

    表1-3:华北小乡村情况表*(人口少于100人)

    续表

    表1-4:华北大小村庄的物质条件

    乡村集市与城镇

    明恩溥(A.H.Smith)在19世纪末对集市的一般特点综述如下:

    举行乡村集市的次数差别很大。在大城市里,市场每天都开放,但是在乡村,这样就会浪费时间。有时,集市隔天进行,有时隔两天进行。不过,较为普遍的时间安排按农历月份的划分而定。……如果每5天举行1次集市,那么每月要举行6次。……不同的集市是根据它举行的日子来命名的,比如“一六市场”,指集市是在每月的1日、6日、11日、16日、21日和26日里举行。[37]

    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地方,集市的名称是不同的。大体说来,华北集市叫“集”(聚集),而华南集市称“墟”,西部则称“场”。[38]不论名称是什么,其功能和安排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或许可以引用地方志中的一些描述。根据《卢龙县志》的记载,该县乡村集市的安排如下:[39]

    表1-5:卢龙县的乡村集市

    这是华北集市典型的情况,虽然北方其他地区的集市,在货物交易和集市日期安排等方面稍有不同。[40]

    集市通常设在买卖者走路就可以到达的地方。[41]虽然偶尔也有买卖双方来自邻近各县,但是路程也不是很远。[42]由于集市场所的分布要按照其服务的乡村的需求情况而定,因此,乡村集市之间的距离以及集市同县城之间的距离各不相同,乡村集市通常坐落在离县城相当远的地方。至于县城,通常拥有自己的市场。[43]

    不同的州县拥有的集市数量是不同的,从十几个到几百个不等。我们根据19世纪地方志提供的材料制出下表,可以反映出其间的差异相当大,无疑是由各地繁荣程度不同所致。[44]

    乡村的经济需求并不是只由乡村集市来满足。有些城镇,事实上就是十分发达的市场;还有一些拥有“商业街”的村庄,也具有集市的雏形。下文对于两个这种村子的描写,可以窥见19世纪晚期华北的情况。根据一些英国军官在1880年代所作的调查,位于枣林(Tsao-lin)到北京路上的延朝(Yen-chao)村,就是一个“坐落在稠密树林里的村庄”。该村有条“长500到600码,两旁商店林立”的街道。坐落在天津到德州路上的绍店(Shawtyen)庄,也是一个大村子,其商业发展的程度几乎同小城镇相当。调查者说:

    它的外观显示了农业的繁荣。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大规模的集市。2到8头牛、马驹或骡子拉着的二轮马车,满载的独轮小车,搬运工等,运着货物朝着集市奔来。在该村的村郊,早已搭建起几个临时铁匠铺。[45]

    《定州志》(直隶,1850),记载了各种各样乡村交易所的例子。[46]正如表1-1到表1-4所示,拥有“商业街”的村子,人口相当多,其繁荣程度也明显比普通村子高。这种村子似乎代表了普通村子和常规市场(如我们所知,也设在村庄里)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们与集市的区别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它们并不像集市那样,是正式地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它们所服务的区域也要比集市有限得多。不过必须承认,要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候也是颇为困难的。

    华南的情况同华北的情况大体上相似,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名称有别。在南方省份,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两省,乡村集市通常称为“墟”;而在西部省份(四川、贵州和云南),则通称为“场”。[47]在某些县,集市通常称为“市”,意即“市场”。例如,《处州府志》(浙江,1877)就说,处州府辖下的各县,“市”的举行日期与其他各地类似,按照1——6、2——7和3——8的模式进行。[48]即使在“场”一词非常流行的云南,乡村集市有时也叫“市”,例如南宁县。[49]根据《长宁县志》(江西,1901),“乡市曰‘圩’,三天一集”。[50]

    尽管集市数量各不相同,但南方各省的集市变化幅度很小:[51]

    在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货物,大多数为当地的物产。特别是在那些人口较少、经济落后的地方,交易就仅限于少数种类。例如在浙江处州的集市上,“自米、粟、鱼、盐、布、缕而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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