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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漫然袭自《新书》者也。故尝谓此事之发露，亦偶然耳。假令宝枕不为盗窃，则辩机与主之秘密，孰得而举之？（余咏史旧句，有“若非肢箧偷神枕，安得《唐书》载辩机”句。）又假令《通鉴》、《唐书》不载其文，则辩机虽被戮，其事亦未必传于后，后人读《瑜伽师地论》后序，亦惟有深信辩机之“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而已。
九 辩机之略历及年岁
译经以前之辩机，无甚可考。据辩机自述，年方志学，为大总持寺道岳法师弟子。道岳《续高僧传》（卷十三）有传，云：“贞观八年秋，皇太子召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岳广开衢术，神旨标被。太子顾曰：‘何法师？若此之辩也。’左庶子杜正伦曰：‘大总持寺道岳法师也。’太子曰：‘皇帝为寡人造寺，广召名德，今可屈知寺任。’屡辞不免，遂住普光。以贞观十年春二月，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道岳既以贞观八年秋后，移住普光，贞观十年二月卒，则辩机之从道岳，最迟亦当在贞观八年。因辩机是在大总持寺从道岳，不在普光寺从道岳也。假定辩机果以贞观八年年十五出家，至贞观十九年开始译经之时，亦当年二十六。更证以同时译经诸僧年岁可考者，则武德五年，玄奘二十一岁，贞观十九年，玄奘四十四岁。据《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乾封二年十月卒，春秋七十二”，则贞观十九年，道宣五十岁。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七《慧立传》：“年十五，贞观三年出家”，则贞观十九年，慧立三十一岁。道宣、慧立，与辩机同为贞观十九年开始译经时缀文大德九人之一，道宣行辈较老，慧立与辩机行辈相若。辩机既为公主所悦，则谓其被杀之日，年在三十左右，即后有新史料发见，亦当无大误。且唐太宗卒年，据《旧书》本纪，年五十二。太宗有二十一女，高阳公主在《新书·公主传》中排十七，太宗卒年，公主亦谅不过三十。更证以《旧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显庆四年，许敬宗奏长孙无忌谋反，帝曰：‘我家不幸，亲戚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敬宗曰：‘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无忌与先朝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云云。则公主与遗爱、辩机，皆同属青年，可断言也。诸书称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或称会昌寺沙门，盖先在大总持寺出家，而后住会昌也。大总持寺在长安城西南隅之永阳坊（《唐两京城坊考》四），会昌寺在城西北之金城坊（《唐会要》四八），二寺皆在城中。《新唐书》所谓“初，浮屠庐主之封地”者，其寺必在郊坰可猎之地，盖另一伽蓝也。
十 辩机与高阳公主来往之年
辩机与公主来往，系在公主已嫁房遗爱之后，则必须先考公主出嫁之年。据《旧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所谓“居端揆十五年”者，应自玄龄为端揆之年起算。若以尚书仆射解释端揆，则玄龄贞观三年二月始为尚书左仆射，由贞观三年算至十五年，当为贞观十七年，与《旧书》本传系此事于十六年之前不合；若以中书令解释端揆，据《旧书》本传，玄龄以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由贞观元年算至十五年，适为贞观十五年，与《旧书》本传系此事于贞观十六年之前合。但据《旧书·太宗纪》、《新书·高祖纪》及《宰相表》，均云武德九年七月房玄龄为中书令，由武德九年算至十五年，当为贞观十四年。是公主之嫁房遗爱，实在贞观十四年。公主未嫁遗爱之前，玄龄已有女为韩王妃，至是遗爱又尚公主，玄龄以此为显贵之极，深畏满盈，故频表辞位也。而《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三年正月之下，与“居端揆十五年”语不相应。既知公主何时出嫁遗爱，则辩机之识公主，总在贞观十四年后。直至辩机之死，二人来往，已有八九年之可能，宜帝杀之而公主益恨也。
十一 辩机被戮之年及译经年表
辩机被戮之年，史无明文。然由《新唐书》、《通鉴》之记载推之，辩机事件之发露，在玄龄已死，公主导遗爱与兄异赀之后。辩机既杀，主益怨望，帝崩无戚容，是辩机之杀，必在太宗未死之前。玄龄以贞观廿二年七月卒，太宗以贞观廿三年五月卒，辩机之被戮，盖在贞观廿二年七月后，廿三年五月前。
更以玄奘译经年表考之，辩机最后所受之经，为《天请问经》，以贞观廿二年三月二十日讫。又《瑜伽师地论》中有辩机参译，亦以贞观廿二年五月十五日讫。此后诸经，不复见有辩机之名，更无法于贞观廿三年以后，证明辩机之存在也。今将玄奘译经年表，断自唐太宗未死以前之一部分，附录如下，以备参考。本表月日，悉据《开元录》卷八排列，其不著始毕者，皆当日了者也。
译经地 缀文人
《大菩萨藏经》二十卷
《显扬圣教论颂》一卷
贞观十九年六月十日 弘福寺 辩机
《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贞观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弘福寺 辩机
《佛地经》一卷
贞观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弘福寺 辩机
《显扬圣教论》二十卷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十六卷
《瑜伽师地论》一百卷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贞观二十年七月毕 弘福寺 辩机
《大乘五蕴论》一卷
贞观廿一年二月廿四日 弘福寺 大乘光等
《摄大乘论无性释》十卷
《解深蜜经》五卷
《因明入正理论》一卷
《天请问经》一卷
贞观廿二年三月廿日 弘福寺 辩机
辩机之译经自此止。尚有参译之《瑜伽师地论》，五月十五日止。
《胜宗十句义论》一卷
贞观廿二年五月十五日 弘福寺 灵隽
《唯识三十论》一卷
贞观廿二年五月廿九日 弘福寺 大乘光
房玄龄本年七月癸卯（廿四日）卒。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大乘百法明门论》一卷
《摄大乘论世亲释》十卷
《摄大乘论本》三卷
《缘起圣道经》一卷
贞观廿三年正月一日 北阙弘法院 大乘光
《阿毗达磨识身足论》十六卷
《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一卷
贞观廿三年二月六日 慈恩寺 大乘光
《甚希有经》一卷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唐太宗本年五月己巳（廿六日）卒。
十二 王鸣盛不信《西域记》为辩机撰
《西域记》之为辩机撰文，本无问题，惟未见释教目录者则易生疑问。《十七史商榷》卷九二《西域记》之条，引《玉海》第十六卷而论之，云：“《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译，辩机馔。今佛藏有此，卷首并列二僧名。据《旧唐书·方伎·玄奘传》，及石刻太宗御制《圣教序》，钱易《南部新书》，则玄奘所译乃佛经，此书玄奘自馔，何译之有？辩机恶僧，岂能著书？《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误耳。”
又《蛾术编》卷十二《西域记》之条云：“《西域记》十二卷，予得自释藏。每卷首题‘三藏法师元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似元奘述之，辩机记之。窃意断无同时僧有两辩机之事。以一淫乱沙门，乃意在馔述，亦理所无。然载在正史者，不可不信。其书究系元奘作乎？与辩机同作乎？荒虚诞幻，吾何由而知之？”
此王鸣盛不信《西域记》为辩机撰之说也。鸣盛盖未细读《西域记》后赞耳。恶僧不能著书，不成理由。昔鸠摩罗什为姚主所逼，强受十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采臭泥。（《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辩机之被逼，何以异是！相传玄奘大弟子窥基，常以三车自随，前乘经论，中乘自御，后乘家妓，故关辅语曰“三车和尚”。（《宋高僧传》四《窥基传》）此又何说？曾谓罗什、窥基不能著书乎？似不足辩也。谓藏本承《玉海》之误，则释教自有目录，且远在《玉海》之前五六百年，从何承起哉！
十三 同时是否有两辩机
同时有两辩机，事本可能。鼎鼎大名之玄奘，后四十年即有一元奘与之同名，见《宋高僧传》卷廿四，江陵人，此一例也。撰《慈恩传》者慧立，笺《慈恩传》者彦惊。彦悰以贞观之末，求法于玄奘之门，然隋大业间已先有一彦琮。《广弘明集》选其序论多首，相隔亦不过四十年。清人编《全唐文》（卷九百五），即误以彦琼为彦悰，此又一例也。且慧立与惠立一人，靖迈与静迈亦一人，而《全唐文》（卷同上）则以静迈与靖迈分为二人，此亦一反比例也。然则谓通公主之辩机，与撰《西域记》之辩机，为另一人，有何不可？然而唐之有两玄奘也，《宋高僧传》早辨之矣。卷五《恒景传》，曾述及玄奘，因系之曰：“江陵玄奘，与三藏法师，形影相接，相去几何，然其名同实异，亦犹蔺相如得强秦之所畏，马相如令扬雄之追慕，各有所长，短亦可见也。”假定辩机有二，一贞一淫，当淫僧被戮之时，同名者同在西京，岂能绝无闻见，后来僧传，何不一为辩之？且彦棕之“悰”从“心”，彦琮之“琮”从“玉”，明明不同也。然《唐艺文志》道家类释氏，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条下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谓与上文撰《崇正论》之僧彦琮同名也。然《宋高僧传》卷四《彦惊传》载：“或有调之曰：‘子与隋彦琼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长卿慕蔺，心宗慕于玉宗，故有以也。’”以是推之，假定著书之辩机“辩”从“言”，被戮之辨机“辨”从“刂”，犹将有以辩之，今则无法证明贞观末年西京有两辩机也。
或举赵明诚《金石录》第六百三十六有唐显庆三年《辨法师碑》，碑文不传，或注曰：“案法师名辨机。”辨机既有碑，则被戮之辩机，当另一人也。然古人称僧例称名下一字，如玄奘称奘法师，道宣称宣律师，辩机应称机法师，今曰“辨法师”，其非辩机明矣。且原本《金石录》并无此注，此注盖后来刻本所臆添。此辨法师固非撰《西域记》之辩机，亦非与撰《西域记》之辩机同名也。
十四 馀论
辩机之罪，似不至死，更何至于腰斩，又何至杀奴婢十余人，颇疑其别有背景。《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贞观三年，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倖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事并见《续僧传》（卷廿四）《大总持寺沙门智实传》。今《新唐书·高阳公主传》，言辩机之外，有浮屠智勗、惠弘等，皆私侍主，能占祸福，视鬼，殆亦法雅妖言之类。辩机之死，想与有关。宫掖事秘，莫能详也。且唐太宗自始即不喜佛教，故贞观十一年二月，有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一一三）。贞观十三年冬，又有诏问法琳谤讪皇宗之罪（《续僧传》廿四《法琳传》），皇宗，谓老子也。试更以太子太保萧瑀之事证之。萧瑀夙称好佛，会瑀请出家，太宗谓曰：“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贬瑀为商州刺史，手诏责之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殼，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往前朕谓张亮：‘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此贞观二十年十月事也，与贞观二十二年御制《圣教序》时，相距仅一年有半，其言矛盾若是。非矛盾也，帝者操纵天下之术，无施不可也。萧瑀为梁武帝玄孙，故曰“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深恶痛绝，情见乎词。据此手诏，则太宗对佛教之真态，可以暸然。其不能容法雅之妖言，任辩机之淫乱也，必矣。若徒据释门著述，谓太宗本隆礼佛教，何至以此责瑀？何至对辩机如此其酷？是岂知太宗者哉！
一九三〇年二月
* * *
[1] 本篇先后发表于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及《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1月）。1955年1月修订后，作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大唐西域记》一书的附录。1963年11月又校订一次。此即采用1963年本，并据原稿作了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