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节录）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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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语》者，专指洪武本蒙古译语，即《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所影印者是也。此新发见之《华夷译语》，内容与涵芬本全同，唯板框涵芬本双线，此本则单线；板心涵芬本无刻匠姓名，此本则有刻匠姓名，盖《华夷译语》之元始椠本也。而新发见之《元朝秘史》，板式与《华夷译语》无异，其刻匠二十七人中，尚有姓名与《华夷译语》相同者周文名、赵丙二人，其板刻之先后，相距不能过远。其残存者为三、四、七、八卷，则第二卷第四册之残页也。吾尝以校俄本，此本误者，俄本亦误。如（例略），似《大典》本即出于此本也。然亦有此本误而俄本不误者，如（例略），又似《大典》本不出于此本；即使出于此本，亦必曾经一度校正者。惟原作伯、原作别之注，此本与俄本无异。至是始知非《永乐大典》所注，《大典》以前之本已如此也。

    六 “伯”与“别”改作“罢”之原因

    “伯”与“别”为蒙古语过去动词语尾之音译，汉文义译为“了”。此等“了”字，《华夷译语》音译为八、为伯、为巴、为别；《秘史》则音译为罢、为毕。然《秘史》始译诗，亦参用伯、别等字，后乃一律改为“罢”。其所以改“伯”为“罢”者，疑因“伯”有侯伯之嫌，而“罢”有了字之意也。其“别”亦并改为“罢”者，疑有迁就罢字之意。今《秘史》中原作别者，有时亦原作伯也。其原作毕者不改，疑因“毕”亦有了字之意也。其改后逐一注明者，疑当时已有刻本或写本流传，特注明以资考较也。此论伯、别之改罢云尔，至于伯、别之应否改罢，乃另一问题，应俟蒙古语专家研究。

    “八”字《华夷译语》用之最多，因易与数目之八字相混，译《秘史》时早已不用，仅见之于十卷之十四页，亦已改之。今惟译“别”者尚留遗六处，译“巴”者尚留遗一处，而了字译“伯”者则已改之净尽。故余名今所传本《秘史》为罢字本《元秘史》，其伯字本《元秘史》或《秘史》稿，天壤间是否尚有留存，须待将来之发见。

    七 《秘史》与《华夷译语》

    汉译《秘史》，与《华夷译语》本伯仲之书，其用均在习蒙古语，故研究《秘史》，不可不参以《华夷译语》。《译语》三卷：一卷为语类，汉语与蒙语对译，分门排列；二卷为诏敕，由汉译蒙，汉文原句即附音译下，与《秘史》音译每段之后附以总译者不同；三卷为书状，由蒙译汉，与《秘史》同，然只有音译义译，而无总译，与《秘史》异。两者相衡，《秘史》之法为进步矣。

    《秘史》与《华夷译语》，原刻形式，大概相同。惟叶刻从抄本出，未见原刻本来面目，故刊出后形式与《译语》不类。其最显著者，顾本人名用硃线，叶刻改为双墨线，此节叶序已言之，而不知原刻人名实粗墨线；又原刻页有乌丝栏，叶刻无之。此虽细故，因与《译语》形式不侔，阅者遂不觉其为伯仲之书矣。参观新发见之内阁大库两书残页，则瞭然也。原刻页数为长号头，自一卷至末卷，一号到底；叶刻卷自为页，亦因顾本书口不写页数，文本相沿，叶刻无由知之也。

    二十九 《秘史》音符不尽同《译语》

    《华夷译语》第一卷，形式沿自《至元译语》，见《事林广记》庚集；惟《至元译语》尚无旁注音符，《华夷译语》则有旁注“舌”、“中”，下注“勒”、“惕”诸法，此《华夷译语》之进步也。小沤巢刊何斠《圣武亲征录》，自十八页以前所引《秘史》，“中”旁多误为“虫”旁；十八页以后，“中”旁、“舌”旁均误为“巾”旁；故 蛤 帢 等怪字，触目皆是。校者盖不知此为音符，亦由前此罕见也。

    儿字旁注舌字，《华夷译语》凡例有之，所以示弹舌音也。然《华夷译语》全部儿旁不注舌字，其注舌字者仅三卷一页纳速 丁之儿字。《秘史》据叶刻第一卷，儿旁亦无舌字，二卷仅第一二页有之，三卷以后则多矣；据俄本第一卷十九页以前，儿旁亦无舌字，十九页始有之。可见儿旁注舌，较为后起。

    又《华夷译语》有旁注丁字者，与下注勒字之用相同，皆顶舌音也。《元秘史》则专用勒字，不用丁字，此二书之异也。然《元秘史》始译亦用丁字，今连筠簃本一卷第二段，阿兀站孛 温之名凡二见，“温”旁皆注有下字，此丁字之讹也。俄本则一误为干，一误为下。余近得内阁大库藏抄本《秘史》总译，黑格乌丝栏，卷末题记，有“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字样，为食旧德斋刘氏旧藏，此“温”旁丁字，尚皆不误，足为《秘史》始译用“丁”之证。又《秘史》一二卷，温字下漏勒字者特多，如一卷十一页之撒温勒 周，牙兀伯亦温勒 浑（例略），温字下皆漏勒字；又一卷十页、十二页之脱列温勒毕，勒字均误在毕字下，顾本、俄本倶同，可见“温”旁原注丁字，后乃改为下注勒字，有丁既去而勒未加者，有丁既去而勒误加者，犹有遗迹可寻也。

    三十 《元秘史》汉译时代

    《秘史》汉译时代，有谓在《华夷译语》前者，有谓与《华夷译语》同时者，因二书名字同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记事也。顾广圻跋数称其所见者为元椠本，吾尝代为解释，谓“元椠”者，元始椠本，或元来椠本耳，非谓元时椠本也。今以译音用字，及“伯”之改“罢”，“儿”之加“舌”，“丁”之改“勒”诸节观之，则《元秘史》之译，尚在《华夷译语》后，何得有元时椠本？先译浮屠，后译佛陀；先译师子，后作狮子；先译流离，后作瑠璃；耳治在前，目治在后，自昔然也。

    虽然，论翻译《秘史》固在后，而论语言则《秘史》实在前。因《秘史》所用者系元太宗季年（一二四〇年）之蒙古语，与《华夷译语》所用洪武中年（一三八二年）之蒙古语，相去凡百四十余年。今《秘史》中时有缺义之语，如二卷六页之 兀鲁 ，三卷十九页之 乞 ，四卷十二页之兀鲁额惕 ，五卷三十七页之阿荅 荅阿速，六卷十六页之阿备巴备，七卷十页之脱鲁勒 米石等，不一而足。亦由译者久居内地，数典已忘其祖也。假定此书早译数十年，故老犹存，咨询自易，何至不解之语屡见简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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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篇完成于1933年12月，由历史语言研究所雕板印行（1934年2月）。此次据原稿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