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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在位七年，吕后称制八年。《史记》惠帝事，均书于卷九《吕后纪》。今本通篇不提行，颇不易读。《汉书》另立《惠帝纪》作卷二，《高后纪》作卷三，每年提行，眉目清晰；惟书恒山王事，不如《史记》之密，为《廿二史剳记》所讥。
恒山王者，吕后称制时所立少帝之一。惠帝崩后，曾两立少帝，皆称后宫子。其一不知名，立四年，被吕后废杀；其一即恒山王，继前少帝而立。吕后崩后，大臣以其非孝惠子，并诛之。王一人三改名：后称制元年立为襄城侯，名山；二年恒山王不疑薨，立山为恒山王，更名义；四年立为帝，更名弘。《史记·吕后纪》所叙甚明晰。
《汉书·高后纪》，元年立为襄城侯，已名弘。据荀纪六，知今本《汉书》二年下脱去立襄城侯弘为恒山王一节，四年忽书立恒山王为帝，语出无根，《劄记》讥之是也。然此乃传写脱漏，非《汉书》有意删节；且恐唐本已然，故师古释晋灼说，云即元年所立弘为襄城侯者，而不及二年所立之恒山王弘也。惟以襄城侯为弘，荀纪同，自是《汉书》所改，晋灼所谓以后名为正也。然今本灼注以高后元年为惠帝元年，亦误。
《劄记》又讥《汉书》前称孝惠后宫子，后云皆非孝惠子，以此为歧互，非也。前所书者系立之之时，太后谓为孝惠后宫子；后所书者系诛之之时，大臣谓为皆非孝惠子。据事直书，并不歧互。且《史》、《汉》同词，不得独谓《汉书》歧互也。
“恒山”《史记》作“常山”，避文帝讳。《汉书》仍作恒山，盖已祧不讳，或后人回改也。“弘”《劄记》作“宏”，避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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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及以下四篇，均为作者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所作的范文，除篇末注明者外，生前未发表过。
《廿二史劄记》七《晋书》条末引唐艺文志订误
《隋经籍志》所据，皆唐初现存之书。《旧唐志》据开元母煚《古今书录》，《新唐志》据《旧志》而续增天宝以后书。论唐初所存晋史，自应引《隋志》，不应引《唐志》，更不应引《新唐志》也。
《劄记》七《晋书》条末引《新唐志》晋史凡十种，几无一种无问题。今疏举如下：
一、陆机《晋纪》，见《隋志》。今作陆机《晋帝纪》，《新志》沿《旧志》误也。
二、刘肜注干宝《晋纪》，见《梁书》四九、《南史》七二《刘昭传》，及《史通》五《补注》篇。今作刘协，《旧志》误而《新志》沿之也。
三至五、刘谦之、曹嘉之、邓粲，皆著书名《晋纪》，见《隋志》。刘，宋中散大夫；曹，晋前军咨议；邓，晋荆州别驾。按朝代，曹、邓应在刘前，《新志》沿《旧志》之误，《劄记》又误脱两“之”字，不知以“之”为名，南朝风气也。
六、《晋纪》邓粲撰，《晋阳秋》孙盛撰。《隋志》两书相连，《旧志》误读为邓粲撰《晋阳秋》，今本《旧志》又误作《晋阳春秋》。“春”为东晋简文郑太后讳，当时著书名“春秋”者皆曰“阳秋”，后人于“阳”字旁注“春”字，遂连写为“晋阳春秋”。《新志》既出孙盛书，又沿《旧志》之误，重出邓粲书，失考。
七、檀道鸾《续晋阳秋》，见《隋志》及《南史》七二《檀超传》。《旧志》误“续”为“注”，《新志》又误“阳秋”为“春秋”。
八、萧子显《晋史草》，《隋志》入正史类。子显字景阳，《古今书录》避唐中宗讳称其字。《新志》沿《旧志》误作景畅，盖不知为子显也。
九、《续晋纪》五卷，宋新兴太守郭季产撰，见《隋志》。季产名叠，见《宋书》五七、《南史》二九《蔡兴宗传》。《旧志》作《晋续纪》，郭秀彦撰，误也。《新志》作季产，是矣，然何以仍作《晋续纪》？且季产应列萧子显前，今沿《旧志》列子显后，亦误。
十、《晋录》五卷，不见《隋志》，《旧唐志》亦无撰人。是否实有其书，颇为疑问。
统计十种之中：
人名误者五：刘协、刘谦、曹嘉、萧景畅、郭秀彦。
书名误者四：陆机《晋帝纪》、《晋阳春秋》、《晋春秋》、《晋续纪》。
撰注误者二：邓粲撰《晋阳秋》、檀道鸾注《晋阳秋》。
次第误者二：刘谦之在曹嘉之、邓粲前；萧子显在郭季产前。
大抵皆《旧志》之误也。《新志》改正者一：郭季产；《新志》自误者一：《晋春秋》；《劄记》自误者二：刘谦、曹嘉。尚有卷数之误，以《劄记》未引，姑从略。
《隋志》格式，撰人在书名下，小字双行，冠以朝代，次第明晰。《旧唐志》尽将朝代删去，遂有宋在晋前、梁在宋前之弊。《新志》因之，更将撰人改在书名上，遂有撰注不明之弊。不知《劄记》考唐初晋史，何以不引《隋志》而引《新唐》也。
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 [1]
《鲒埼亭集》三十有《先侍郎府君生辰记》，侍郎者谢山之六世祖，以明弘治十一年戊午闰十一月三十日生。全氏子孙以闰十一月不易遇，即遇亦未必有三十日，故凡遇闰十一月则有庆；若并遇三十日则大庆。自弘治戊午至永历庚寅，一百五十三年，七遇闰，再遇晦，子孙皆有诗，谢山乃为文记之。文仅六百三十言，而年月日之误凡八。其中有并非闰十一月者二，则记文所谓“九遇闰”者实得七也。今疏其误点如下：
开首第一句曰：“弘治十年戊午闰十月。”弘治戊午是十一年，非十年，误一；是年闰十一月，非十月，误二。
又曰：“己丑六十八岁”。戊午生，六十八岁是乙丑，非己丑，误三。
又曰：“隆庆甲戌置闰于是月，亦无晦。”甲戌是万历二年，非隆庆，误四；是年闰十二月，非十一月，误五；且大建，不得谓无晦，误六。
又曰：“万历癸未，置闰于是月，亦无晦。”癸未万历十一年，是闰二月，非十一月，误七。
又曰，崇祯壬午，顺治庚寅，“皆置闰于是月”。顺治用时宪历，闰在辛卯二月；其闰在庚寅十一月者，是永历四年大统历，非顺治也，误八。
右八点，除二、三两点可委为手民之误，顺治庚寅，或因时忌而改外，余皆不得其致误之由。疑所据者为家谱，从后追纪，工具书不完备，故有此误。《十驾斋养新录》所以谓“家谱不可信”也。
谢山之文，撰于乾隆八年癸亥，去崇祯之亡国正百年，而未尝一闰十一月。谢山以此为置闰之失，历学之疏，安得精于甲子者考而正之云云。是岂独乾隆以前，终有清之世，亦未尝闰十一月，此时宪历之法也。然明清所用历法不同，谢山岂不知，而复有云者，慨故国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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