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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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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曾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一卷第一、二合期（1942年12月）。
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 [1]
《鲒埼亭集》外编四十，有《〈通鉴〉分修诸子考》，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四，曾书其后，然皆不能无误。《通鉴》之修，诸子先为长编，温公乃笔削为定本。今《通鉴》定本，周秦八卷，汉六十卷，三国南北朝一百十六卷，唐八十一卷，五代二十九卷。长编分属，据胡注《通鉴》序言，汉则刘放，三国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说本无误，特未言及五代耳。周秦八卷，本温公自修，名《通志》。《温公集》五七《进通志表》，言“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是也。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命光续成此书，光乃荐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命刘攽代之。明年十月，神宗亲制序，赐名《资治通鉴》。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光又荐范祖禹同修，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书名长编，即自比于分修诸子。《缀学堂初稿》引此条，作熙宁二年，偶误。计其时，汉纪、三国已成，攽修南北朝，恕修五代，范修唐。谢山所引温公与范帖，皆范初任职时语。顾栋高《温公年谱》编此帖于本年，是也。《缀学堂稿》谓为熙宁元二年初议，熙宁元二年，范尚未预修书事也。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十二月书成。李焘追述修书经过，谓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是范任职未久，攽即离局。恕之接修南北朝，当在五代长编既成之后。
《温公集》六二《与刘道原书》，谓道原五代长编，计不日即成。《集》五三《乞官刘恕一子札》，又言十国五代之际，传记讹谬，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是恕分修五代之证。《范太史集》三八《刘君墓碣》，言道原于魏晋以后事，尤能精详，司马公悉委而取决。《通鉴问疑》中，又有君实问“道原于长编何故书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等四条，是恕分修三国南北朝之证。
谢山据温公与范帖，有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语，谓五代为道原所修，是也；谓隋以前一百八十四卷，皆贡父所修，则实未深考。攽在局五年，只修汉六十卷。《宋史》三一九《放传》，亦言攽“专职汉史”。三国至隋百十六卷，并五代二十九卷，皆道原所修，故当时论者，推道原之功为多也。与范帖附今《通鉴释例》末，为原本《温公集》所无。《十七史商榷》百谓此帖《温公文集》亦收，盖后来刻本补入耳。胡氏《通鉴释文辩误》序，谓此帖得之三衢学官，司马伋取以编于《前例》之后，是胡氏曾见此帖，而不以南北朝属攽者，知其后已改属恕也。
《四库提要》史评类《通鉴问疑》条，引邵伯温《闻见录》，谓《通鉴》以史记前后汉属刘攽，唐五代属范祖禹，三国历九朝至隋属刘恕。《缀学堂稿》因之，谓邵伯温从其父侍温公几杖间，闻见必审。不知邵氏并无是说，《四库提要》谬也。是说实出晁说之，《嵩山集》十七《送王性之序》云：温公之子康公休尝相告曰，《资治通鉴》之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及五代则范纯甫，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晁说之传温公潜虚之学，见《宋元学案》二十二，而于《通鉴》之编纂，似未预闻。《嵩山集》十八《题长编疑事》，于《通鉴》稿名长编，为温公自名，抑道原名之，尚不甚了了，则其所述公休之语，于汉前加史记，唐后加五代，未必无误，故胡氏不采其说。《缀学堂稿》谓梅 用其言以为序，梅 序何尝有史记五代之言？又谓其说与《宋史》同，《宋史》攽传、范传，亦何尝有史记五代之言？又谓李焘上《续通鉴长编》表，与邵说同，李表只言唐三百年，范实掌之，何尝有范修五代之说？《缀学堂稿》盖失考也。
《缀学堂稿》颇注意每卷结衔，然结衔只可考《通鉴》定本之年，不能考诸子分修长编之年。如五代长编，早成于元丰元年道原未卒之前，而定本则五代成于最后。范终其事，故误五代为范修；攽始其事，故误史记为攽修。《纬略》十二，载温公与宋次道书，言到洛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此自是指定本，而或又误以南北朝为公自修，不知长编除周秦外，皆诸子分修，定本则无一字非公自修也。
长编卷帙浩繁，时愈近则愈甚。单唐一代，已有六百余卷，定本只八十一卷。醇夫又自为一书，名曰《唐鉴》，仅十二卷，本非《通鉴》中之唐纪也。伊川诸公颇许之，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十三引《范太史遗事》。谢山以为冗，似混二书为一。又《通鉴》汉至隋，一百七十六卷，谢山作一百八十四卷；五代二十九卷，谢山作二十七卷，皆误。《嵩山集》言三国历七朝而隋，《通考·经籍考》引作九朝，《四库提要》引《经籍考》误作邵氏，《缀学堂稿》引邵氏又误作九朝，与《提要》同，知其采自《提要》，并未检邵氏原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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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曾发表于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17期。
《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琡考 [1]
《日知录》通行本有多种，然可大别为二类：一潘耒遂初堂本，二黄汝成集释本。黄本即由潘本出，故潘本误者，黄本多误。若黄本自误，则覆刻黄本者更无不误也。
《日知录》八停年格条，注引吏部尚书辛琡言，不著朝代，遍检诸史无辛琡。惟反对停年格者有薛琡，“辛”盖“薛”之讹。薛琡见《北齐书》廿六、《北史》廿五，《日知录》所引乃《北齐书》也。“薛”何以误“辛”？字阙左上旁，又涉下文《魏书》辛雄而误耳。潘本先误，黄本未能校正，故仅据《史姓韵编》等工具书寻求辛琡，必无所获，非考其事之内容不可也。事之内容为选举，故可于选举类求之。然《通典》十六《选举典》引《北史》，乃作薛淑，淑字昙珍，文应从“玉”，参诸《魏书》四四《薛野 传》亦然，今从“水”误也。
何以知《日知录》所引为《北齐》？《通典》所引为《北史》？则以《北齐》此传较略，《北史》此传较详。《北齐》谓琡迁吏部尚书，请废崔亮停年格；《北史》谓琡迁吏部郎中，请废前吏部尚书崔亮停年格。《北史》所载，为得其实，琡盖先行洛阳令，免官复用，累迁吏部郎中，今本《北齐书》盖脱去郎中一节，遂误琡为吏部尚书，可以《北史》校之也。《通鉴》一四九载此事，称琡为洛阳令，亦误。因崔亮奏立停年格，在魏孝明帝神龟中，薛琡请废停年格，在孝昌改元后，相距凡七、八年。《通鉴》统叙其事于神龟二年，时琡固未为吏部郎中，亦未为洛阳令也。郑氏《通志》五九《选举略》、《文献通考》三十六《选举考》，称淑为吏部郎中，是矣。然误“琡“为“淑”，与《通典》同，知其引自《通典》，非直接引自《北史》。是故一薛琡也，《日知录》误其姓，《通典》、《通志》、《通考》误其名，《北齐书》、《通鉴》、《日知录》误其官，惟《北史》不误，《通志》一五三列传引《北史》，亦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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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