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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的土著世界已在前几章中讲述了，故本章主要是讲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开始至公元六世纪期间，亦即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上的游牧世界以及它与土著世界的关系。
从很早时候起，在亚欧大陆上从东到西就有许多游牧民族在活动，亚欧大陆上的这些游牧民族本身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大草原——亚欧大草原。这个世界就其自然条件，亦即就当时的生产力对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所能利用的情况来讲，这里不能经营农业，人类生活主要靠畜牧，并且在多数地方主要是靠游牧。当上古中晚期时，大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不断地与土著世界发生接触，并在某些地区对当地土著民族的历史发展给予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大草原世界在全世界历史上有其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亚欧大陆游牧世界的地理范围与种族
欧亚大草原的地理范围很含混，不像土著地带那样各国都有着固定的界限，并且即使在整个游牧地带之内各个活动的种族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限。大致上从蒙古以西直到南俄————今乌克兰地方，这一大片地区在过去就是这个大草原世界的总范围。其主要地带大部在今日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境之内，此外还包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部，以及阿富汗、伊朗的一部分。
在亚欧大草原上活动着的种族对这个大草原并没有留下一个固定的名称，后来所有的一些名称也多是土著地带的人给它起的。而各个土著地带的人们又各有各的称呼，因此在历史上一般地说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和统一的名称。如中国称中国北方及西北以外的游牧地带为“西域”。但“西域”一名在中国历史上应用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狭义的比较固定的范围是指葱岭以东的地方，此狭义的“西域”，大体上等于今日之新疆省；广义的意义则完全不固定，可大可小，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所知道的，或曾发生过一些关系的中国西北边疆以外的地方，都被中国笼统地称为“西域”。印度虽然与这个世界关系很密切，常被这个世界的游牧民族所侵害，但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一定的名称。希腊罗马则称此地为塞其提亚（Scythia）。希腊罗马人可能是根据此草原上与他们关系较密切的种族对自己的称呼，而以之称其所活动的地区为塞其提亚的。希腊罗马人用此名时也有二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是指喀尔帕提（Carpates）山脉以东直至顿河（Tanais）之间的草原，这一带是与希腊、罗马人关系最密切的大草原的一部分；广义的是指再往东的远近不等的塞其提亚的世界。
在此亚欧大草原上活动的游牧民族，其中有许多曾与中国发生过关系，中国曾给予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就中则以匈奴人与中国关系最密切。中国历史上对匈奴人也有种种称谓，但这不过是字的写法不同，音则都与“匈奴”相近。距离中国较远地方的各游牧民族，中国则笼统地称之为“塞人”，大约就是那些被希腊罗马称之为“塞其提人”（Scythae）的人。
历史这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土著地带，因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下，即从氏族社会转入有阶级社会以后，土著地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不过，游牧地带也不能被忽略，因它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对历史的发展也曾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的分化大体上是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就旧大陆讲，偏北的一部分是游牧世界，偏南的部分渐变为土著世界。土著世界很快就转入了有阶级社会，而游牧世界则仍较长期地停留在氏族社会。这些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游牧世界中的人常侵掠土著地带，因土著地带开发较高，生活较优裕。游牧者对土著地带边界地方的经常抢掠行为，有时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从而使自己定居在土著地带。在上古史阶段中曾发生过三次游牧民族对土著世界的大规模的侵略，前两次已在第五章中讲过，第三次就是本章中所要提到的。
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东西方几乎是同时，发生了游牧民族向土著地带的大规模的侵略活动，东方主要是以匈奴人为主，西方则以日耳曼人为主。就游牧世界————亚欧大草原的自然环境看，南北皆有天然的屏障：北边是无法穿越的寒带与半寒带的原始森林，南边则为许多大山脉所阻挡，山脉以南就是土著地带。但在这些区界游牧与土著地带的大山脉之内却有着几个天然的山隘，可使游牧民族长驱直入土著地带。在中国方面，从正北，匈奴人可以经过今内蒙古与山西之间的阴山、雁门冲入晋北，或从西北经由阳关、玉门关进入今蒙古平原及黄河流域。在波斯、印度方面，游牧民族可以经过印度高加索山（即印度库施山）的山路进入伊朗高原及印度河流域。由此再往西，游牧民族可以经过高加索山的出口进入亚美尼亚高原。再西，至欧洲，游牧民族则可经过多瑙河下游的河谷进入巴尔干半岛，并可穿过赫列斯滂沱海峡进入小亚细亚。
同时在游牧世界的生活条件下，有一个为游牧民族加以很好利用了的条件，那就是关于马的使用。马能为人所利用后，不但对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上古甚至中古时代土著地带的历史和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基本上是游牧地带的牲畜，最早驯服马的是游牧地带的某一个地方。马最初的功用与其他的牲畜一样，也是用来驮物载重，后又用以挽车。但游牧地带之用马挽车与土著地带不同，它所挽的车主要是游牧者的“行屋”。再后，游牧民族更改变了车的制作方法，将之变成战车，以马挽之，作为一种作战的工具。最早知道以马拖战车作战的是游牧民族，特别是西方的游牧民族，时间约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左右时。不过在其同时或稍晚，中国也有了同样的方法，西周时候开始有了清楚的记载，在周灭殷的大战中，即已“檀车煌煌”（《大雅·大明》）。但中国绝不是从游牧民族学来的，因当时与中国有关的游牧民族都还不知使用战车。关于马的利用，更晚一步的发展便是“乘马”。“乘马”也是游牧民族的贡献，并且也将之用在作战上，发明了骑射。至此，游牧民族与土著地带的关系乃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近代科学发达以前，马是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在人能“乘马”以前，游牧地带地旷人稀（因为生产力低下，故人口稀少），而且彼此间的交通又大成问题，故不可能在政治上结成一个有联系的较大整体。人能骑马后，游牧地区各地之间的交通问题才解决了，各地之间在政治上乃有了大规模的合作，这不但促进了游牧种族自己内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自此以后，尤其在骑射成为一种战术之后，游牧种族间只要出现一个军事天才，即可组织起来一支人数较多的队伍，轻而易举地向土著世界发动侵掠和进攻。土著世界很难抵挡。并且如当土著世界的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正激烈而致大乱，从而削弱了土著世界对游牧种族的抵抗时，游牧种族就能乘虚而入，倾覆了土著世界的国家，占领一块土地，使自己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这种情况曾同时发生在旧大陆的东西两部分。以下就东、西方分开来讲。
二、塞人与希腊罗马
亚欧大草原上，上古中晚期西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塞人。塞人也是印度欧罗巴人的一种。塞人的部族很多，最早与希腊人发生关系的塞人部族也不止一个。在公元前八〇〇年以前，希腊人称与之接触的游牧民族为其美里人。公元前七世纪以下，希腊人又称这种与之接触的游牧民族为塞其提人，公元前三世纪以下则称他们为萨马提人（Sarmatae），一般的泛称则都是用“塞其提人”一词。
关于塞人的生活，据希腊人的记载可知完全是游牧式的。他们的主要财产就是马、牛、羊，他们的生活必需的一切都出自此：牛羊的粪便是他们习用的燃料；牲畜的皮或牲畜的毛压成的呢便是他们作衣服的料子，同时也是搭制他们的房屋——营帐的原料；饮食更不必说。作战在塞人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战争性质除向外侵略外，各部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马是他们作战时的重要工具，他们很善于骑射。同时每人皆佩有短刀，在短距离内交锋时则以短刀相接。塞人的全部服装都与骑马有关，主要有绔、长靴马褂和小帽。游牧民族要骑马必须先解决服装问题，而骑马服装的首要问题则在“绔”上。人知道用马拉车代步之后，在有紧急事情来不及套车或无车之时往往也“坐马”，但坐马不能疾驶，疾驶则必须骑马，而骑马必须先解决绔的问题。最初人穿的衣服，无论东、西方，都是分上衣与下衣两部分，上衣约长至膝，下衣则是一块布作的裙，两者在中国合称“衣裳”。天冷时则往往用布片或皮片裹在腿上，以后乃作成两只筒状物套在腿上，称“套绔”，再后又在其上加上一横腰将两只绔腿联起，就成为了“开裆绔”，世界各地区都曾发展到这一步。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大草原西部的塞人最先进一步解决了“裆”的问题，变开裆绔为合裆绔，即中国古代所谓“裈”或“穷绔”。这是为骑马而准备的服装。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人就可以骑马了。马不但能走长途，而且是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游牧民族会骑马后，解决了大草原地区长距离之间交通的大问题，各地区人的交往和商业关系密切起来了。但在骑射发明后，游牧民族侵略土著世界的事也严重起来，所以就从发明骑射的上古中期起，直到上古晚期，游牧民族乃开始大规模地侵略土著世界。在此时期中最早在西方活动的主要就是塞人。
希腊人最早在公元前八世纪时与塞人发生了接触。当时塞人仍处在氏族社会，生产水平很低，不过他们已征服了一些土著地方，故能以土著地区的物产以补其不足。塞人与希腊人之间曾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他们曾在黑海北岸与希腊人进行贸易，以粮食（主要是麦）来交换希腊的各种手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但他们用以进行交换的粮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出产，而是由被其征服的土著地方的人入贡来的。这些粮食曾成为希腊商业城市粮食的一个重要来源。
塞人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南俄直到今蒙古高原以西皆属其活动范围。在此范围以西，亦即今西欧一带活动的则是科尔提人。科尔提人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以后第二批大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的一支，后来的高卢人即是科尔提人中的一种。在此范围以东活动的则是大月氏人。塞人活动范围中东部的塞人又被称为“塞卡”（Saca，Sacae是一个波斯名词）人，西部的塞人则被称为“塞其提”人。塞其提人又可分为三部分。最早与希腊人接触的这部分塞其提人，在征服了南俄地方原来经营农业的土人后，即以此为其政治中心。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到后来也开始过土著生活了。这些塞其提人曾以南俄为中心向外发展，向西南与希腊发生了接触，特别是与马其顿争夺特拉其（Thrace）东部地方，双方战争很多。后来这些塞其提人曾在黑海以北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塞人国家。此外，黑海以东的一部分塞其提人，曾越过高加索山到达了黑海的东南岸，开始定居下来过着土著生活，但他们并不以农业为主，而主要是经营畜牧，特别是养马来大批出卖。这些塞其提人建立的国家即是公元前一世纪时曾与罗马发生过冲突的滂沱国。黑海以南的塞其提人，则曾与波斯发生接触，双方时起冲突，曾成为波斯历史上的严重边患。到公元前三世纪时，黑海以北的塞人国家内部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另一种被称为“萨马提”的塞人将当地的塞人————塞其提打败，此后此塞人国家即行分裂：一部分人向南逃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一部分投降了萨马提人，到后来逐渐与萨马提人混合起来，演化为后来之斯拉夫人，主要为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当这批塞人再见于历史时，已是属俄国史范围之内了。
东部靠近中亚地方的塞人，即波斯史上的塞卡人，占有药杀水和乌浒水流域，建立了大夏国。后此国为亚历山大所征服，接受了希腊的文化。亚历山大死后，此地属叙利亚（条支）国。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此地又脱离叙利亚国独立。公元前二世纪末此国又为受匈奴人压迫自中国西北边疆向西迁移的大月氏人所并。大月氏人曾在这里建立起了贵霜帝国，并一度向南发展，过印度河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是即印度历史上之贵霜王朝（公元四五——二二五年）。
上古世界游牧民族，特别是塞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主要是马的驯服与使用。马的驯服最早是以大草原地带为主的。马的使用步骤则是先只用以载重和挽车，再进一步发展为挽战车，最后则以马为乘骑。而骑马又首先是在草原上活动的塞人发明的。
人会骑马后，不但解决了游牧世界及土著世界的交通问题，并且促使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土著世界，马的使用更使得大帝国成立有了可能，如波斯（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和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这两个大帝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要想能够控制辽阔的地区，必须要解决交通问题，而当时交通则主要靠马来解决。因此说，马的被人乘骑给予了土著世界的历史发展以很大影响。此外，人能骑马以后，特别是发明了骑射以后，作战的技术有了很大改变。马给人的印象非常深，故而后来有“马力”这一名词出现。
游牧民族的另一贡献是他们的骑马服装。这种服装后来全部传至土著世界。中国较晚约在战国初期至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时即开始接受了这种服装。西方则更早一些，科尔提人最先接受了塞人的影响，开始穿绔、骑马，后科尔提人又影响了日耳曼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使得土著世界的服装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直到今日整个世界的服装，尤其是男子的服装，基本上还是游牧世界的色彩。在此以前男子服装中的长袍到中古时候已基本上消灭了，如果穿长袍也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如欧洲只教士穿长袍，中国只统治阶级穿长袍。在女子服装上，今日在多数地方尚较多的保留了古代服装的装饰性作用，如裳即始终保留着。
亚欧大草原在很长时间中曾是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交通特别是商业交通的必经地带，因而也就成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然媒介。游牧世界在远东和泰西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上的重要地位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时始发生了变化。由于十六世纪后发现了新航路，经过印度洋、大西洋，远东和泰西可以直接交通了，因而大草原地带在这方面不再占居重要地位。
三、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问题，在上古时代基本上就是匈奴人的问题。过去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匈奴”究竟是什么种族？今日尚无足够材料来证明，因为古代既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而现在匈奴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部族来看又已经消灭了，过去匈奴的血统基本上已分散到了各种族之中去，所以无法考证。据西方记载说匈奴人的像貌很特别，可见他不是印度欧罗巴种族。今日一般意见大致认为匈奴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
匈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大患。中国历史称匈奴虽有各种不同的名字，但其音则大致相同。如殷代称之为鬼方，殷周之际称之为鬼戎、混夷、犬夷、昆夷、串夷或畎夷，西周时则称之为犬夷、西戎或獗狁，到东周春秋时代，与匈奴关系密切的一些国家，如秦国称之为西戎，晋国称之为狄，齐国与燕国则以山戎名之。但春秋以前的匈奴人尚不是会骑射的部族，因此对中国威胁不大。匈奴之成为中国的大威胁是自战国时代开始的，此时才出现了“匈奴”之名，或亦称“胡”。因为此时游牧世界西部的骑射已传至了游牧世界的东部，所以在战国初年匈奴人已学会了骑射，从而对中国的进攻加紧了。中国为抵御匈奴，于是也只好学骑射。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中国开始骑射作战。（后中国历史学家曾误认为中国是在赵武灵王时至公元前三〇七年始胡服骑射，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战国策》的错误记载所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事，只可能说明赵国在这一年开始大规模扩充骑兵。）防御匈奴入侵的第二个办法就是筑长城，因为除了天然的地形外，只有长城才有效地遏止疾冲的骑兵的长线堡垒。所以在战国时代，北方的三个国家————秦、赵、燕都修建了长城。
骑射传入中国后，使得中国内部的战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骑射之后战争不再是春秋时代的那种斯文战争——坐在战车上很斯文地射箭了，现在则是疾捷地以骑兵为主的战争了，同时各国之间为了防御彼此的骑兵的奇袭，除非有天然的屏障，都要修筑长城以资对付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拆除了中国内地的长城，而加强了北方边境上的长城。
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中心约在后日历史上的内蒙一带（包括今内蒙及以南一小部地方），其活动范围南达陕北与晋北。秦始皇认为这种错综辽阔的与匈奴为界的边疆太不易守，故在公元前二一五年令蒙恬率军攻取了“河南之地”（今河套地方），基本上与匈奴人的接触线拉平了。翌年又在这条接触线上加修了长城，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联接起来，同时将河南之地全部圈入了长城。从此以后长城以内便成了中国的固定边疆。这是土著对游牧部族的一大胜利。而中国只有当此之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中国在此时才达到了全国的统一，而只有在统一之后，才可能集中中国的全部力量来解决边疆的问题。但在秦末汉初时匈奴人更加强大起来，与中国长期地在边疆上进行着斗争。冒顿单于（约公元前二〇九——公元前一七四年）在位时，匈奴人以冒顿作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冒顿曾向西发展吞并了大月氏（使大月氏人被迫离开湟中地方向西逃迁），并自大月氏地方继续向西发展，控制了西域地方，向东则吞并了东湖之地（今热河一带与辽宁），向北占据了漠北，向南则乘中国秦汉之间大乱之际进入长城线，重又夺回了河套————河南之地。
汉高帝统一了中国后，注意到北边匈奴的严重问题，并曾亲自率军征讨匈奴，但在公元前二〇〇年那一年其军队反被匈奴包围于平城达七日。因此自公元前一九八年起，汉乃不得不用和亲政策来缓和边疆问题。此后，历文景时代的六七十年，中国对匈奴始终实行着和亲政策，这是迫不得已的，因当时中国历经大乱之后，国内经济尚未获得恢复，因此无力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汉武帝时（公元前一四〇——公元前八七年），中国始有力量主动攻击匈奴，最后在卫青、霍去病领军时候才屡败匈奴（公元前一二九——公元前一一九年），首先重又占领了河套地方。继而在公元前一二一年断匈奴之右臂，即攻占了过去大月氏地方，切断了匈奴与今甘、新、青一带的氐、羌游牧民族的联系，然后继续向西北发展，以求控制西域地方。公元前一一九年又断匈奴之左臂，即攻占了原匈奴所夺取的东胡地方。从战略观点上看，中国只有控制了西域和东胡地方，才能完成对匈奴的反包围攻势，所以当断匈奴左右臂的战略取得胜利之后不久，中国即将匈奴驱逐到了大漠以北，确保了中国边疆的安全。此后匈奴问题始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了。武帝以后，匈奴因受到外来打击，内部混乱起来。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内部有五人争作单于，互相混战，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公元前五三年乃正式向中国投降。在公元前五一年和公元前四九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曾两次亲到长安朝见中国皇帝。在此以后的西汉时代，北部边疆的匈奴问题等于彻底解决了。
但到西汉末王莽时期，中国内部混乱起来，匈奴又开始扰边。由于此时中国对西域已无力控制，西域也独立起来，并且西域一部分小国又被匈奴征服，匈奴对中国重新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北部边疆问题又严重化了。但匈奴却始终未能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内部也时常发生内乱。到公元四八年时，匈奴内部大乱后分成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单于自称为呼韩邪，因其力量较弱，抵御不住北匈奴，故投降了中国，请共御北匈奴。中国乃令南匈奴守其本土，并将中国北方一些据点（今内蒙自治区之呼和浩特一带）交与南匈奴防守。公元六二年北匈奴曾南侵，结果为南匈奴与中国的联合力量打败。此后中国即利用匈奴人的分裂，与南匈奴一起一步步地压迫北匈奴，企图解决中国北部及西北的边疆问题。公元七三年窦固与南匈奴联合进攻北匈奴，占领了西域东部当地称为伊吾卢的地方（今哈密一带）。当中国占领了此地后，西域各国由于北匈奴压迫太甚，亦于公元七四年脱离了北匈奴的控制，并派质子到中国来，表示与中国亲善。匈奴的右臂又被切断。公元八九至九一年窦宪乃大规模征伐北匈奴，大破之。中国西北边疆重形稳定。公元九一年班超为西域都护，中国彻底控制了西域地方。此后北匈奴即开始向西迁徙，不再见于中国历史。
南匈奴在此后的长时期内，大体上是代中国防守着北部边疆，并且其本身也由游牧生活逐渐变为半游牧半农业生活的民族。当中国内乱时，南匈奴虽也间或附乱，但始终并不成为中国的忧患，直到西晋末年，由于中国的统治阶级对人民以及少数民族压榨过甚，并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内乱至八王之乱（公元三〇〇年），南匈奴始乘机起来。公元三〇四年刘渊自称汉王，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控制，并自晋北向晋南发展，之后渡过了黄河，灭亡了西晋，造成了中国史上“五胡乱华”的局面。
在南匈奴引起的“五胡乱华”后不久，北匈奴在其长期向西迁移的过程中最后到达了黑海，吞并了先已在当地定居的东哥特人，并压迫西哥特人，使其退入罗马帝国内部，因而如前章所述，间接地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分裂。
四、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西部罗马政权之颠覆
“日耳曼人”一词并非日耳曼人的自称。日耳曼人的许多部族虽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因他们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联合的组织，所以也始终没有一个总称。“Germani”之名是最早和他们发生接触的高卢人称呼他们的名字，其所居地则称为“Germamia”。
日耳曼人的早期历史很不清楚，但可推知他们就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时向外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中的一支，是由东（里海西北）向西（欧洲）迁徙的一批人数较多的印度欧罗巴人。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时，他们已移动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南部（丹麦）及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地方（今德国中东部）。当时易北河以西为科尔提人——高卢人，故高卢人最先与他们发生了接触。
日耳曼人在其继续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亦开始分化，渐分裂为三支：西支、东支和北支。西支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后即开始与易北河以西的科尔提人争夺土地，将科尔提人压迫到了莱茵河以西的地方。莱茵河以东、斯堪的那维亚以南地区成为了西支日耳曼人的活动区域。到公元前二〇〇年时，他们已发展到了麦因河流域。公元前一〇〇年时又占据了今日南德地方。至此为止，今日德国地方基本上已成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此后西支日耳曼人且曾企图向西渡过莱茵河与科尔提人————高卢人争夺高卢，但在此时罗马人也正计划攻取高卢，因而两者间发生了争夺高卢的战争。后恺撒将西支日耳曼人打败，罗马征服了全部高卢。
西支日耳曼人最初原是畜牧与农业兼营的部族。罗马人塔其屠（公元五五——一一七年）在公元一世纪末时曾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一时期，仔细地考察了这些日耳曼人的生活，后著了Germania一书，述及他们的社会情况。按照他的记载，此时西支日耳曼人已完全发展成为农业部族了。
东支日耳曼人在公元前六〇〇年至二〇〇年间，越过了波罗的海，沿维斯吐拉河逆流而上，至喀尔帕提山附近，开始定居下来。这一支日耳曼人到后来即发展成为后日之阿兰（Alani）、伯根第（Burgundi）和哥特人。东支日耳曼人的最东一部分人最后又迁移到了黑海沿岸，在公元二一四年始见到有关于这批人的记载，这批日耳曼人主要即后之哥特人。
北支日耳曼人是仍然停留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并长期定居下来的那一支日耳曼人。到后发展成为后日之冰岛人、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北支日耳曼人始终未与罗马直接接触过。
希腊人与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了日耳曼人。据希腊人的记载，在公元前三五〇年左右，希腊商人Pythea到波罗的海去经商时曾遇到过他们，这是希腊最早的有关日耳曼人的记载。罗马人最早知道这种人则是在公元前二二五年左右之时，此时日耳曼人已与罗马发生了接触，后更逐渐对罗马形成为一种强大的压力和威胁。罗马人也曾注意到这个边患问题，公元九年奥古斯督曾派罗马大将Quintilius Varus统率大军渡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的内地去征服他们，但结果反而在今日德国西部一个地方（Teutoburger Wald）被日耳曼首领亚敏尼沃（Arminius）打得大败。从此，罗马乃放弃了征服日耳曼人的计划，而日耳曼人却日益严重地成为罗马整个欧洲边疆的大问题。这种形势一直发展为公元三七六年西哥特人正式进入罗马帝国，并在三七八年与罗马帝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事件。
公元三七八年罗马帝国为西哥特打败后，内部曾一度混乱。到提沃窦舍于公元三七九年即位为皇帝（公元三七九——三九五年）后，乃开始一面极力克服国内蛮人之扰乱，一面镇压内部之人民起义，至公元三九四年基本上平定了混乱局面，成为统治罗马全国的唯一皇帝。但他在位时罗马帝国的统一只是暂时的，这完全是靠提沃窦舍个人一时的才干，故在他死后帝国即又分裂。而这次分裂是最后的，也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上，统一的罗马大帝国分崩了。此后帝国大体上分为了东西两部分，由其二子分别统治。东帝为阿卡底沃（Arcadius，公元三九五——四〇八年），在其统治之时，东部帝国无甚大事发生，能够维持其正常的统治。西帝为赫诺略（Honorius，公元三九五——四二三年）。以前罗马帝国的西方的皇帝为抵御蛮人的侵袭，多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米丢兰侬（米兰），西帝最初亦以此地为都，但此地海上交通虽便利，却距内陆较远，对统治整个西部帝国则不甚方便，故公元四〇二年后，西帝乃迁都于意大利东北岸之拉分那（Ravenna）。此后拉分那始终是一个重要城市。至此时，西部帝国境内罗马统治势力与蛮族势力的对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耳曼人已大批拥入西部帝国境内，有许多日耳曼人在名义上投降了帝国，代其防守边境，同时西部帝国的军队也大多是由这些日耳曼人为其主干，故日耳曼人已控制了西部帝国的军队。西帝赫诺略即位时年岁甚幼，最初政权即实际掌握在一个汪达里（Vandali）武人——将军斯提里科（Stilicho）之手。后西帝虽曾将斯提里科杀死，但并不能从此摆脱日耳曼武人的控制。为了维持其帝国之继续存在，仍然不得不依靠这个或那个握有军事实力的日耳曼武人作为其政治支柱，甚至不能不承认在西部帝国境内割据起来的许多日耳曼人的小王国。这样一来，不管在政权内部或地方上日耳曼人的势力都已远盖过了罗马统治者的势力，可以说自此以后西部帝国境内的实际统治者是日耳曼人。
公元三九五年后罗马帝国实际虽已为东西两部分，但在名义上、形式上、制度上却仍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东西并非对立的两部分，帝国政府所发布之命令皆系由两帝共同署名，甚至仍然保持着共和国的虚名，如元老院仍然存在，东西两帝国首都除各有一个皇帝外，仍有一个执政。西部帝国的执政且始终按照传统习惯住在罗马城。直到公元四七二年西部执政始被废除，而公元四七六年西帝亦被日耳曼武人通过元老院废掉。后来东部执政在公元五四一年亦被废除。此后帝国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始只有东帝一人了。
公元三九五年后罗马帝国的最后分治，以及此后东、西两部分发展途径不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国东西两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原比西部发展高，故在帝国波斯化之后，能够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逐渐转入封建社会，并有力量克服了蛮人的扰乱，维持了自己的存在。东部帝国此后继续维持了一千余年，直到十五世纪时始为土耳其人所灭亡。西部则因在罗马帝国成立后，由于建立在对外掠夺基础上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使帝国临于瘫痪状态，因而无力抵御蛮人的侵扰，终于在蛮人的打击下逐渐四分五裂起来。公元三七八年后，西部帝国境内即在服从帝国政府的形式下建立起了许多日耳曼人的小王国，这种形势最后导致了公元四七六年西部帝国罗马政权的最后被颠覆，使西部帝国完全成为了日耳曼人统治的世界，开始了所谓“黑暗时代”。然而此后西部帝国也即逐渐转入了封建社会。
公元三七八年后存在西部帝国内部的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国有如下几个：
（一）西哥特 西哥特人自公元三七八年打败罗马帝国后，先在东部骚扰了一个时期，但因东部政权较稳固，不易得手，故到五世纪初，在其首领亚拉利克（Alaricus）领导下，又由东向西侵扰，首先进入了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四一〇年轻易地攻下了罗马城。西哥特人之轻易取得罗马城主要是得力于罗马城内奴隶的应接。此时日耳曼人内部虽已有了奴隶，但他们待遇奴隶较罗马人好得多，并且罗马奴隶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日耳曼人，故罗马城内的奴隶乘午后奴隶主都在睡午觉之时，打开了城门，欢迎日耳曼人入城解放他们。所以罗马城被攻陷一事，实已含有奴隶起义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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