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王煦华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江苏省苏州市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以他编著的《古史辨》而闻名于世。他又是禹贡派的创始人，以他创办的禹贡学会和主编的《禹贡》半月刊而为学林所推崇。顾先生因考辨古史，对古代神话、民俗、古典文学和歌谣也作了不少研究，并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神话学、民俗学、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里的卓越莫基人之一。
顾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康尔典、劳育、周垄、武兴国等。他早年的生活，已见于编入本书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不再赘述。
建国前后，他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199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
顾先生的疑古思想是继承郑樵、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的。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崔东壁的书启发我做‘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顾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的看法则来自胡适和钱玄同。他说胡适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使他对古史有特殊的了解，知道“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钱玄同则使他“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来面目”，“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
顾颉刚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印证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聚歌谣。他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计划》）“使我知道研究古史尽可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用这个眼光去读古史，它的来源、格式与转变的痕迹，也觉得非常清楚。”“用这个方法去看古史，能把向来万想不通的地方想通，处处发见出它们的故事性，所以我取大胆打破旧有的古史系统。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答李玄伯先生》）
另外，顾先生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之后说“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并受到王国维等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的深刻影响。他说：“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因此，他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既可以用来建设真实的古史，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
以上就是顾颉刚先生的主要学术渊源。但是把他引上考辨伪古史道路的却是康有为。1914年，他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深受影响，《孔子改制考》中所说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引起他对于古书上的古史不信任的观念，就有志于推翻伪古史。这年3月，他写的《古今伪书考跋》，是他最早写的辨伪文字。到冬天，他开始写读书笔记，以记录蒐集到的材料和对古史的见解。
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揭露了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记载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翻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他的疑古辨伪，不仅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要社会意义。
顾颉刚先生古史研究的成就，主要是揭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顾先生在考辨古史上的贡献。
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922年，顾颉刚先生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才产生的，伏羲、神农的出现就更晚了。于是他立了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真是精当绝伦”（《答顾颉刚先生书》）。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可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胡适的总括说明了如何使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来研究古史传说。
为了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又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以上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郭沫若对它评价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
郭沫若能捐弃早年成见，作出公允的评价，这种重真理超过感情的科学态度，是值得人们称赞和学习的。
顾颉刚先生所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远可上溯于春秋末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以及西汉初淮南王所说“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近则导源于崔述的“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补上古考信录》卷上），“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考信录提要》上）。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前人虽已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但都没有去深究其内在规律，只是到了顾颉刚先生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才揭开了“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内在秘密。因此，这个史观既是中西文化交流后长出来的硕果，又是我国历代考辨古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性总结。它的问世是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古史考辨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顾颉刚先生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发表以后，即从事于古史传说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考辨，后来也就没有回过头来对这一史观作理论上的深入系统的阐述。但他对古史考辨的历史作过深入的探索，编入本书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就是论述这个时期古史考辨历史的；而他毕生所作的具体的古史考辨，正是揭示这一时期所伪造的古史。
二、揭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
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顾颉刚先生认为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扼要地论述了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由来，他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传说中的帝王，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