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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二月，已垦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周览水泉分合，将大行疏浚。而宦寺勋戚之占田者，争言不便，遂罢。至崇祯十五年，曾颁是书于户部，令议兴复水利，而已无及矣。噫。徐子之议，因势利导，实有裨于民。当今之时，有能举行之者，垦荒闲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人田而耕之。一亩数钟，可得谷岁倍万万。则西北之民，可致赡给而称富饶，东南百万之漕，亦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纾也哉。竹坨先生诗云：“东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弃尚多。”盖亦有慨乎此也。按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盛柚堂先生问《水漫录》，载是议颇详。谓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备识于此。
贺详《西北水利议略》：“当今经国︳谟，其大且急，孰有过于西北水利乎？虽然，概行之则效远难臻，骤行之则事骇未信。盖西北皆可行也。盍先畿辅，畿辅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京东永平之地，京东永平皆可行也。盍先之近山濒海之地，近山濒海皆可行也。盍先之数井，以示可行之端。则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难遥度也。则又裹粮属二三解事者，走水平濒海近山之境，相度经略，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详，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举其议而实见诸行者。”中叙行之利凡十四，词甚详赡。并言久而不行者，一难于得人，二惮于费财，三畏于劳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变习。终言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所以阴寓设险守图之意。与果亲王《屯田论》立义同。
许承宣《西北水利议》：“天下无无水之地，亦无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众建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时称沃饶者，率在西北，不闻其仰食东南也。鲁僖十三年，晋乞籴于秦。明年，秦乞籴于晋。又明年，晋饥，秦伯饩之粟。盖天行远不过千里，故告饥于邻封，即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饶者，以沟洫之制未坏也。水之流盛于东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无害。其或有害，则不善用之之过也。”义云：“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东南之岁漕可渐减。国家漕运，岁费镪四百余万，仅得米四百余万石。比民间中岁之直已过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与焉。况乎河漕大臣，下至闸务诸冗职经费，以及每岁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刍等费，尤不可胜计者哉。又况东南亢稻之田所资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腾冲激，时有漂土没稼之患。未町常恃以实西北。岂若治其上流，开沟洫以行水，筑堤岸以障水，为梯田以受水，浚陂池以潴水，桔槔以导其出入，闸坝以时其启闭，有全利而无小害也哉。是则燕、豫、秦、晋、齐、鲁，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东濒海也，不必脱脱之河间、保定、密云、顺义也。将见所在皆腴壤。东南漕粟，可尽改为折色，民无兑粮之费，不蠲赋而筋力以舒。国家岁省四百余万之金，不烦输将而天庾常满。亦何惮而久不为也。”
《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略》：“臣维我国家车书一统，薄海内外，莫不尊亲。自唐虞迄今，幅员之广，无如我朝为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财赋日增。贯朽而粟腐矣，乃司农犹鳃鳃焉患兵饷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菠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牵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之，不过方四千余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甯从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而非无稽之臆说也。今司农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饷军需驿站，与官役俸工营修祭祀而已。盖兵无饷则无以资饱腾，官无俸则无以养廉德，役无工食则无以糊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备，其弊皆能害齐民，伤邦本。军需为荡寇之先资，驿站通国家之气脉，以及营修城郭宫室，祭祀天地神祗，均属必不可少。然臣约而计之，岁有银二千万两，足以饷兵而有余。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数倍，驿站人大马匹，亦或量为加增，并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费银二千万两，亦云至矣。设使国家每岁所入银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数，则每岁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库藏积帑，必且充栋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见征额赋，较臣前科之数，不及三分之一，自无怪司农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实在之地，自当有必产之粮。既有必产之粮，自当有应输之税。今量幅员丽计地亩，则甚多。按全书而稽额赋，则甚少。其故何耶？盖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于今，而来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祗以世远难稽，臣亦不复具论矣。何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云云。
杨锵曰：“夫谋国之是非，与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随地而处，遵轨而趋，成败利钝，置之可也。谋国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关系何如，而可执偏见，徇恒情。画不足以规益，而曰道不计功。智不足以纾忧，而曰心不负国。然欤否欤？”
魏冰叔《杂说》：“军政擅杀之罪重于焚，予谓焚之害重于杀。杀一人则止一人，焚一屋则连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杀，不能载屋而避焚。有屋，则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轻肆焚毁，民非数岁，不得复土矣。故焚杀之罪，处斩则均，而焚尤当行连坐之法。”
又云：“考核人材，绳以六曹之职。如学兵者，考其韬略。学刑者，考其律例。最为切实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专精一曹，而独能明于国家兴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势，断非常之事，定卒然之变。其精强于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无措。若必以专才绳之，则此等人皆遗弃矣。故刑名责实之术，反有时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论国势治体之题，意盖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略，方处置得宜。然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略。目前紧要著数，得一二可当千百者，曰大略。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数十百年之后，曰远略。出奇履险，为人所不敢为，不斤斤于成败利钝之算，而目无全牛，气足吞敌，曰雄略。识不远者，不能见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远略。识远气大而无雄才壮气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学而至，故人当以拓充器识为先也。
《妙真经》云，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祸之车也。予谓淫不止渔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谓之淫。贪不止悖入耳。凡过取浮名，皆谓之贪。僭不止逾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谓之僭。鬼神所深恶也。
《魏郑公续谏录》。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人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贪财损己，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人之爱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亦为可笑。”公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于此，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徐师川以才气自负，少肯降志于人，常言吾于鲁直为舅氏，然不免有所窃议。至于了翁，心减服之。每见公，或经旬月，必设拜礼。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问其所储蓄人材可为今日用者，答曰：“陈。”又问其次，曰：“陈自好也。”盖言忠肃公可以独当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忧大厦之将颠，或问游定夫察院以当今可以济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识，陈了翁其人也。”刘器之亦尝因公病，使人勉公以医药自辅。云天下将有赖于公，当力加保养，以待时用也。其为贤士大夫所钦属如此。
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各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己也。
魏人伐蜀，戒严。费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却与谢安之事相类。然安遂破敌，竟为郭循所害。大率性宽简过度，安外宽内密。观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此便可见。故二子之成败亦异。
南唐关司税重，商皆苦之。会畿甸亢旱，烈祖问曰：“外郡皆雨，京城独无。何也？”申渐高曰：“雨惧抽税，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贞榷油以助军资，因禁松明。张延范曰：“不如并禁明月。”茂贞因而弛禁。语言微中，可以解纷，信矣。至桓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恶之。李超曰：“良由密迩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为国者，随事献忠。意在阿君者，百计贡谀。忠佞之分途如此。
公孙弘布被，人讥以诈。范忠宣布被，人亦讥以俭。何也？盖富贵而不义，则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贵而义，则王公之华衮，无愧士人之敝。此俭所以与诈皆讥也。然与其使人讥以诈，吾宁使人讥以俭陈履吉爱书成癖。一日观史，偶起药，而鹿残满地，履吉怒甚。其妇笑谓曰：“小家久入洪，文字机缘未了，山灵故遣老鹿脱君机械耳，何以怒为？”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洁病难去。故士人不贪官，不爱钱，而独为文字魔，为诗书癖。举一生精神，尽消磨于文场笔阵之中，亦一洁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为贵。
吕献可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辞曰：“臣元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瘅，遂难行步。非祗惮炙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盖以疾喻政，天下闻而韪之。
《推篷寤语》（以下十一则同）。执古谊以律今，则近于迂。如伊川之谏折柳是矣。绳时宪而忘本，则近于流。如桑弘羊之创均输是矣。徒粉饰而无其心，则近于虚。如王荆公之行新法是矣。事浮华而无其政，则近于浮。如苏东坡之耽苏、张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无其迂，圆活详委而无其流，宏博恺悌而无其虚，黼黻昭朗而无其浮。斯之谓天下之全才也夫。
舆图各有所产，物性各有所宜。如橘过淮则为枳，貉逾汶则死是矣。君子之为治也亦若是。齐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过其则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齐之，把持之，则徒驱民思乱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骇其所未见也。
今之论治者，率欲禁奢崇俭，以为富民之术。殊不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富商大贾，豪家巨室，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从而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愈贫也。吴俗尚奢，而苏、杭细民，多易为生。越俗尚俭，而宁、绍、金、衢诸郡小民，恒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此可见矣。则知崇俭长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计，非长民者因俗为治之道也。予闻诸长者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复翦，不尽其根不止也。每见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复然。富民不支，折为贫窭。复遣中户，中户复然。遂致村落成墟，廛市寥寂。语曰：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时时培养。如公家有大征发大差遣，亦有所赖。大兵燹大饥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尽亡，奸顽独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税，其言曰：“一家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小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护，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议曰：“圣人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收关市之税，以助国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以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宜如旧。”胡寅以为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币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时异也。实由官不蓄现钱以权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于蜀，其时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稍衰，官始置务。诸路行之，民以为便，行之浸广。以一千万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宫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厉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鼓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元刂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瞻军。乃藉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藉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通典》。尚书省支总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永泰之后，度支罢使，置转运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于内。建中初，又罢转运使，复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于汤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与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消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祁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隋高颖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补汉兵志跋》：“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名曰禁军。开宝入籍十九万三千，不为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庆历增至八十二万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丰，稍为裁减，尚六十余万。徽宗将一童贯，而禁军阙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按籍止存三万人而已，无一夫可驱之战者。遂以不支。高宗将一张浚，富平、符离之败，弃师累十万，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间，朝廷屡颁阵图赐边将。王德用谏曰：“兵机无常，而阵图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虑有偾事者。”唐许敬宗善医而不肯著书，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乱用药矣。”此二语可悟作诗文之道。
《七修类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揉为大小龙团。此钞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报灾伤，与走报军机同限。失误饥民，与失误军机同罚。如此则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济乎。”
李安溪《兵论》。明初讲屯卫之法，盖以天下既定，兵无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汉之所谓屯田也，卫者唐之所谓府卫也。屣闲旷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为世业。设卫官统之，职如州县。是古者寓兵于农，今也寓农于兵。可以渐省养兵之费，而又使为兵者不至浮浪而无根。此所谓不师三代之迹而师其意。法至美也。
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今天下榷盐之地，两淮为上，两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处为多。然其大坏盐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灶丁苦于兼并。其一则今势要之侵利是也。然于两浙，又微不同。大抵坏两淮之盐法者多势要，坏两浙之盐法者多私贩。而灶丁之苦，则一而已矣。盖淮、浙之盐，出于人力。非若河东天造地设，不劳之利也。其法在于晒土为卤，煮卤成盐，以盐纳官。然而逋负多而国课损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者所欺。灶丁不过总催家一佣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实亡。而总催者下欺灶户，上负国课。百计迁延，以觊一赦而已。伊欲处之，在于尽复灶丁之场荡，而尽惩总催之奸欺，则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贩之徒，以拒捕为常，以杀人为戏，聚不可翦，则比之势要。差为易处，苟使出盐之地。捕其买者之市家，行盐之地。捕其卖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则其党可空矣。非若势要之家，蛇盘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两淮长芦之盐利者，虽曰朝廷业已许之，然终非法。臣意以为与其坏天下之大法，宁伤数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无所容而后已。夫上之支中，尽归于商贾，下之场荡，尽归于灶丁。则商通课足，而盐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乐元年七月，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人钱有差，赐宴于礼部。既而上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学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编修朱、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县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郎瑛《七修类稿》。成祖命胡广、王洪编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覃精隽》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
朱国祯《涌幢小品》。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趋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成祖敕儒臣纂修《永乐大典》一部，系胡广、王洪等编辑。征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计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写原本。至弘治间，藏之金匮。嘉靖三十六年，大内回录，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敕阁臣徐文贞阶，复令儒臣照式摹钞一部。当时供誊写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钞三叶。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余客话》。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宗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道山清话》。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后山诗话》。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