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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五岳、五镇之祀，多因前代，其来远矣。泰山为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州；东镇为沂山，在今青州府临朐县。华山为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吴山为西镇，在今陇州。衡山为南岳，在今湖广衡山县；南镇为会稽山，在今浙江山阴县。北岳为恒山，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医巫闾山为北镇，在今辽东广宁卫。中岳为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县；霍山为中镇，在今山西霍州东。西岳、镇相去不远；北岳、北镇相望千里；而山脉一带，惟南岳去南镇三千余里，虽同在江南，而间隔绝不相属；中岳、中镇南北对峙，而黄河界之。今京师正当北岳、北镇之中，东西亦匀停；而华山稍南于泰山，若龙虎然；南岳在西南，南镇在东南，五岭为案，而江河两水为襟带，岭南诸山为朝拜，岭南之南则南海，为外明堂，我朝形胜真天造地设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宁王将兵二十万，开平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趋湖州。士诚悉发境中兵及赤龙船，亲军战毗山，战旧馆，战皂林、乌镇，相继而败，生擒其兵六万。十四日，取吴江，士诚遣锐卒迎战于尹山桥，康蕲公持戟督战，锐卒尽覆。乃进围苏城，塞其六门，刀剑林立，金鼓雷震，将士尽降，城中食尽，至煮靴以充饥。凡十阅月，城陷，时吴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库，缚士诚，送京师，藉其兵二十有五万。檄曰：“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余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成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即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缚与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湘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抗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浙江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夫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安斯民。”受命中书左丞相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条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哲识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余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屋仍前为生，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尊外，合备榜晓谕通知须至榜者。
按：此檄简质昌大，庙胜已卜于此，固不待擒士诚而后为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谏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此元之末造启圣之资也。《诗》称：“殷鉴又安。”得吾辈不蹶，然有省于斯。初至正庚寅，问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开河恳田，所费不訾；又劝造至正交钞，物货腾滞；又劝求禹故道，使黄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万，河夫多怨。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乱。蕲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状庞厚，以贩布为业。一日浴于盐塘水中，身有光怪，妖彭之众推立为帝，以据汉沔。栾城有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起徐州，其倡言亦云弥勒佛下生，以红巾为号。未几讨诛之，其党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复奉其子为主寇，掠汝颖、淮泗之间，遂陷汴梁，称帝，改姓韩，国号宋，改元龙凤。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为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龙凤。岂林儿即山童子耶？审尔至正二十六年，乃龙凤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称吴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刘福通先为张士诚将吕珍所杀，檄中所谓掠我边氓者，盖指此；诱我叛将，当是指诸暨谢再兴也。
按：张士诚，本泰州白驹场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贵以行称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齐暮赵，元不能制。士诚为盐场纲司，牙侩以官盐夹带私盐，并缘为奸，然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为主，据高邮，以叛元命。脱脱讨之，师号百万，声势甚盛，众谓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芦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总兵官命令，如何辄自先登？”召还。及再攻之不下，会脱脱贬，师遂溃叛。乙未，士诚泛海，以数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济，由常熟以入，海运遂绝。后元力不能制，以诏招之，累官至司徒，自号成王，改元天祐，据有平江、嘉兴、杭州、绍兴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脱脱之总师南伐也，丞相亚麻谗之谓：“天下怨脱脱，贬之，可不烦兵而定。”遂诏散其兵而窜之，适驻高邮师，遂大溃，而为盗有。先是，脱脱有弟野先不花，为中台御史大夫，董师三十万南伐，兵败汝宁，脱脱匿其罪，反以捷闻，西台弹劾，脱脱奏：“台宪不许建言，违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为矣。亚麻矫诏鸩杀之后，亚麻事觉，亦杖死。
陈友谅者，本沔阳人，为县帖书，及从为盗，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岁，遂杀其君徐贞一，称帝于采石五圣庙，僭号曰汉，改元大义。我太祖亲征之，大战鄱阳，前后八十余日，友谅兵败，中流矢死。其下复立其子理于武昌，改元德寿。进兵攻围，一年，理出降。
欧阳文忠谓：“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寤。”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宗师，今世所传绛守居，园池记之外，别无文字。往年，绵州金检讨皋鹤卿，惠予一碑，与园池之作颇类，文章至此，诚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尝借抄于王文恪公守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岭南，简质古朴，如中兴颂，则典严法度矣。欧公尚犹叹之，使公在，今日又当如何为叹耶？
漏水之制，以铜作四柜：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年壶，四、方分壶。自上而下，一层低一层，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计水二斤八两，二箭当一气，每气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气。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时共五百分，十二时总计六千分，岁统二百一十六万分，悉刻之于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准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略也。议者谓：冬寒水涩，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铁丸圜转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简仪，为圆空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背中间作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此与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昼尔。此外，别有灯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珑仪，皆巧制也。
宋章楶知渭州，请城葫芦河川以逼夏，朝廷许之。遂合熙河、秦风、环庆、挪延四路之师，阳缮他砦数十以示怯，而阴具版筑守战之备，筑二砦于石门峡江口好水川之阴，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灵平砦。章惇因请绝夏人岁赐，而命沿边相继筑城于要害，进拓境土凡五十余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顺，御戎之法，此为策上。予意今河套之地，仿而为之，宜无不可。如辽东二十五卫之役，当为永利，若先城花马池，以次或可修举也？
石城满四，名俊，人以满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满氏把丁者，雄长西陲，国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以骑射猎逐为利，号满家营，生聚日蕃，有众数千人。成化元年，遂据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沟，极险固，俊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歌、保歌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帅府事铜印，以是部署帐下，而反势甚猖獗，命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平之。马自有记。
地网，吴璘作于天水、长道二县之间，于平地凿渠，每渠八尺，深丈余，连绵不断，如布网然，以碍虏骑，亦能制胜。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谈兵，尝与余议以铁作三矛钻，刺地如锺散列，以陷马足，予为名之曰上钻。
山西三关比诸边为弱，一被虏患，当事者皆甘心得罪，势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为山，植榆为塞，因地形制险，最为上策。近有裁桠之法，尤便易于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边者，若赵充国之屯田；李牧用军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赵奢为将所得赏赐，尽与军吏；魏尚守云中，出私养钱以享宾客、军吏，皆要策也。夫谓之宾客所该甚广，凡游说探谍之人，皆是宋田锡，亦谓厚赐将帅使之赏用足充供亿。若在今日，能使将帅不克减军士，抑亦可矣。
吕申公晦叔当国时，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当行、已行条目，谓之掌记。阅之前辈云：“我朝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亦有手摺子书知府已上名姓，怀之袖中，暇即展阅。”
予昨记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以为仁政。按：周世宗显德中，每石与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论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又谓：“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当与而未尝与者，漕运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转漕江南，较之汴宋，其费宜倍。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至三斗余，而漕政疲弊，盖有两端：京通交纳监督者太多，运官部领刻剥者至巧。东坡知杨州，上言谓：“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运之一利也。
司马温公《救荒疏》谓：“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胜于官粥赈济多矣。
自古典籍废兴，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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